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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基础问题探讨

    周学峰
    2020, 33 (3): 1-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109
    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明确以下基础问题:在对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时,应当从个人信息主体与信息控制者的相对关系出发;个人信息权益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绝对性权利,其通过立法对信息控制者的行为规制而受到保护;中国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制对象包括两类,即公法人和经营者,在进行规则设计时应当注意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的相互衔接。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信息立法——论新科技对信息隐私的挑战

    丁晓东
    2020, 33 (3): 8-16,71;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110
    新科技的发展对传统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提出了挑战。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以用户同意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授权常常陷入无法保护信息隐私或阻碍技术进步的困境。同时,对信息使用者施加限制的若干原理也存在问题。究其原因,当前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法采取了个体主义与静态化的保护进路,与新科技背景下的信息利用存在紧张。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应当从侧重个体主义许可转向侧重风险控制,从侧重静态化保护转向侧重动态化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选择

    李海英, 徐小露
    2020, 33 (3): 17-24;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111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发展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从互联网商用到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和产业变革对个人信息来源、目的、存储及处理之要求产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个人信息保护之挑战日益严峻,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难以应对当下的需求。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新地制定面向未来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中国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充分回应新兴技术之发展需要;顺应个人信息保护重点从收集向使用转移、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从信息主体向信息控制者转移之国际趋势;有针对性地借鉴GDPR、CCPA等前沿立法之理论与实践得失;对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自动化决策等具体制度作出前瞻性制度设计,在关注个人隐私保护之同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之产业优势为社会经济发展开辟道路。

    美国网络安全监控战略与法制变迁及其启示

    李建伟
    2020, 33 (3): 25-34;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200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逐步演进,以保护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为中心,发展出针对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之间合作、促进网络公共信息共享和保护公民信息隐私安全和自由三方面的应对战略,通过系列行政命令、行政指令以及联邦法律等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网络安全政策的成熟,美国现行分散式立法已不能满足需求,政府和国会积极推动综合性网络安全立法。中国是国际互联网经济与安全体系的重要成员,独立的国家利益和主权保护需求,决定了必须建立自身内在逻辑连贯的互联网战略框架及制度化体系。美国互联网战略与法制变迁提供了思考中国互联网治理秩序建构问题最相关的参照系,值得进行有针对性的吸收借鉴。

    政策哲学:学科构建、例证与模型

    张耀南, 刘璐瑶
    2020, 33 (3): 35-44;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83
    随着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向纵深发展,政策哲学已初步具备学科构建的可能性。政策哲学是以哲学视角分析政策活动的文化依据、认知模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根本问题的一门学科。通过梳理其学科渊源,可确立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与内容框架。可从正、反两方面分别探讨政策哲学学科构建的例证,如中国西汉初年的"黄老学派"即是政策哲学学科构建的成功范例,而西方的"价值中立论"则是政策哲学学科构建的失败范例。可依据不同分析视角,总结历史上政策哲学道义模型和政策哲学算计模型各自之得失。政策哲学之学科构建,应从传统政策文化中汲取营养,应以中国现实政策实践为基础,同时吸收借鉴国外相近或相似学科之构建经验,实现"全盘化西"。

    “天人合一”的生态政策哲学观及其现代价值

    胡象明, 陈一帆
    2020, 33 (3): 45-5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84
    生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其本质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政策哲学观都有可能将生态政策导入误区。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智慧中,所谓"天"包含着自然本体、自然规律和自然意志三维意象。所谓"天人合一"则具有人与自然共生、人事规则与自然规律协调、人为品行与自然意志统一的三重意涵,从中发展出"天人合一"的生态政策哲学观。"天人合一"生态政策哲学观为重新校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思想资料,为协调人事规则与自然规律提供了中国人特有的价值伦理,并为深化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行为模式。

    公共政策视角下中国政务微信管理文本的量化研究

    陈强
    2020, 33 (3): 54-64;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70
    以政策文本计量的方式考察128份政务微信政策文本,研究发现,微信政策文件2012年开始出现,2014年实现跨越增长,地级市政府机构发布的政策最多;以办法类和通知类文件为主,大多未给出政务微信的定义;多数为特定账号服务;微信、政务、微博和管理等政策主题词使用频率较高;政务微信的首要定位是信息发布,其次为服务,后者随时间推移日渐凸显;工作原则方面强调责任性和统一性,多数文件未规定政务微信的回应时限。内容要素层面,较为关注内容范围、内容审查、账号呈现、人力资源、内容来源、账号注册、法律问题、政府回应等,较少提及账号注销、内容获取、隐私安全、绩效奖励、隐私安全、财政资金等。未来发展走向包括明确账号关停程序和标准、明确归档管理、实现包容性发展等。

    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新方向

    李彦冰
    2020, 33 (3): 65-71;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71
    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需要国家形象传播工作者按照新时代历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明确其基本方向。新时代国家形象传播要从传播的重点内容、传播的外部认同与内部生成、传播效果指向等方面重新调整传播的基本方向。新时代的国家形象传播,首先,要能从政治上说明中国,这既是新时代变化的需要,也是由于从政治上传播中国的障碍最难逾越,需要克服的主客观因素最多;其次,要能统筹外部认同和内部生成两个方面,中国国际形象的外部认同讲求规则和逻辑,而内部生成则需要照顾多民族的视角;最后,国家形象的传播要以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为导向,在传播的过程中要照顾软实力因素、政治资源使用的目的、国际道义等因素。

    政务新媒体政策传播的现状、特征及发展趋势——以“上海垃圾分类政策”为例

    贾哲敏, 傅柳莺
    2020, 33 (3): 72-7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72
    政务新媒体的繁荣发展为公共政策传播带来机遇。"上海垃圾分类政策"案例表明,在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政务新媒体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形式展开政策传播,保持有节奏、有重点的发文频率并致力于政策主题多元化。政务新媒体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全媒体传播,设定丰富而多元的框架提供政策解读,积极采纳网络空间中的流行话语诠释政策意图,邀请公众参与传播互动并与公共服务形成联动。移动社交媒介潮流中,政务新媒体政策传播将面临功能化、视觉化、深度专业化、产品化、多重互动五种趋势。

    外层空间法对巨型星座部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熊楚杨
    2020, 33 (3): 101-105;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54
    以低轨(LEO)通信卫星星座为代表的巨型星座是当前世界航天产业发展一大热点,其建设发展不可避免受外层空间法的影响。外层空间法可以对巨型星座建设提供法理支持依据,但在空间碎片减缓、频率轨位分配、登记监管、经济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也存在不相适应之处。中国应当通过加快国内立法进程、深化国际合作、加大主动创新研究力度并提出中国特色系统性解决方案等举措积极应对。

    大数据分析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的应用探析

    陆根书, 李珍艳, 王玺
    2020, 33 (3): 118-125;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59
    在归纳总结大数据与大数据分析的相关概念和方法、高等教育大数据分析关键应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大数据分析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的应用与发展趋势。以"研究生教育质量大数据分析专项研究"项目为例,对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大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大数据分析模型建构及应用等进行简要概述。研究发现:大数据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融合程度仍较低;研究生教育大数据分析技术发展还不成熟,有待不断完善和发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监测评估将是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发展趋势。为此,提出开展大数据驱动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需要加强的三个关键环节,指出要在注意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打破研究生教育不同业务系统数据之间的壁垒,实现数据间的关联,积极推进大数据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融合程度。

    高校智慧教学工具使用效果研究——以“雨课堂”为例

    王秀丽, 沈述宜
    2020, 33 (3): 126-132;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12
    文章借鉴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提出了智慧教学工具的"使用与满足"分析框架,并以"雨课堂"智慧教学工具为例,对15所高校的651名学生进行了智慧教学工具使用效果的专项问卷调研。研究发现:高校使用智慧教学工具效果较好,其运行过程基本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呈现出"媒介使用需求-媒介使用行为-媒介功能使用满意度-媒介印象"的媒介选择过程的完整路径,但作为被动使用媒介角色的学生,其所产生的媒介印象未能对"媒介使用需求-媒介使用行为"产生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多数学生仅使用基本功能,而对高级功能的使用较少;师生互动得到高度响应,学生的课程参与度提升较大,但学习效果提升略逊,自我实现提升度较低。基于该结论,文章提出关注学生需求并进行智慧教学工具适切功能开发,加强教师培训并鼓励熟练使用,引导教师关注工具使用行为类型和频率对学生学习效果提升的影响,及时观察适时调整教学策略等一系列高校教育教学改进建议。

    加强新时期少年法庭专业化建设研究报告——以少年、家事审判协同发展为路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课题组
    2020, 33 (2): 1-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19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战略部署下,少年法庭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尤其随着内设机构改革渐次开展,少年法庭出现机构调整、职能分化等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新形势,如何坚持少年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和特色工作传承,是人民法院面临的重要挑战。文章以B地法院少年法庭司法实践为样本,梳理当前少年法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顶层设计,提出以少年、家事审判"合而不同"发展模式为路径,加强少年法庭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还提出应科学谋划少年、家事审判组织架构,厘清二者受案范围,确保组织架构合一模式下各自业务范围、人员配置、审判管理标准的相对独立,以期推动少年、家事审判协同发展、共同提高。

    中国少年司法中的行政调解研究

    李冠新
    2020, 33 (2): 8-15;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18

    少年司法具有与其他诉讼不同的理念与原则,其特殊性决定了少年司法更需要以调解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参与少年司法的重要方式,相对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持久性的优势。涉少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公安机关主持和解具有优势,涉少民事案件中行政机关调解更有利于解决纠纷。中国目前少年司法体系中对行政调解的功能关注不够,限制了行政资源优势在少年司法中的发挥,因而有必要在当前少年司法审判模式下建立少年纠纷行政调解中心,整合区域行政资源,汇聚行政调解专业人才,与法院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接受法院委托深度参与各类案件的调解工作,同时也在司法体系之外更好地发挥行政调解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功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的继承和发展

    刘娜娜, 尹培艳
    2020, 33 (2): 16-20;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48

    树立强大的政治权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权威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权威思想,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权威观。主要包括: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树立有效的政治权威对于巩固执政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具有关键作用的相关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权威对提高和改善国家治理成效的必要性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治理成效能更好地彰显和巩固政治权威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权威与自治关系的辩证分析,并创造性地提出从制度上、体制机制上确立并维护党中央权威、处理好党中央权威和各级党组织自治的关系等相关理论和制度设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次序中的价值秩序——一种可能的阐释

    王江伟, 胡卓
    2020, 33 (2): 21-26;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5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一种以概念群样式提出的价值共识,而且其表述次序之中呈现出某种特定的价值图景。这一图景中的价值秩序具体体现为:在国家层面依循历史的逻辑,呈现出国家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的生存需求演进层次;在社会层面依循演绎的逻辑,呈现出社会成员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的自我实现的展开环节;在公民个人层面依循交往的逻辑,呈现出公民个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的交往生活圈层。三者分别呈现出从物质到精神、从目的到手段、从特殊到一般的价值秩序,从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价值冲突这一理论难题的初步因应,部分消解了将其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疑难和困惑。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逻辑理路、基本要素与建构路径

    张树焕, 闫晓庆
    2020, 33 (2): 27-32;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47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被赋予新的内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保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主要体现为凝练治理目标与革新治理理念的能力、建构治理体系与构建治理制度的能力、改善治理方式与实现治理行动的能力等。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要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意识形态统领能力,提升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规范化,建立密切联系群众机制和调节利益冲突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的与时俱进——单位制时代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制度的对比

    王海宇, 谢昕
    2020, 33 (2): 33-3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50

    采用文献研究与对比研究的方法,将单位制时期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制度的设计与实践进行对比,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自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时期社会治理制度的"变",即党和国家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制度设计中与时俱进;不同时期社会治理制度的"不变",即一以贯之的坚持党的领导并"以人民为中心"。二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撑。

    略论宋代花鸟画的哲学内涵

    陈传席, 刘阔
    2020, 33 (2): 39-44;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40

    儒家思想确立了宋代花鸟画的主流审美意识。《宣和画谱》指出花鸟画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创作体现了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程朱理学盛行,"格物致知"精神促使花鸟画形成了严谨精细的作风。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宋代花鸟画领域出现了以水墨代颜色的"墨花墨禽"派。宋代禅宗炽盛,出现了禅画,风格简当,随性天真,但却受到宋代主流审美意识的贬斥而处于边缘地位。

    中国传统“画道”:内核、意蕴及当代价值

    蔡劲松
    2020, 33 (2): 45-50;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41

    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历经上千年的历史。迄今仍处在发展变革中的中国传统绘画,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哲理艺理、意象境界。必须坚持承续与拓展的理念,深化对中国传统"画道"内核的认知,弘扬传统绘画精神之诗性智慧与审美理想,才能在促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实现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