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化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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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新论

    张耀南, 刘璐瑶
    2021, 34 (2): 91-9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451
    分析甲午以降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构建法、书写法,可清晰发现三款格式之存在:基于"汉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基于"国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基于"华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学者们分别采用三套格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格式学"角度观察,此三款格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汉学"对应比较哲学之"西化比"格式,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采用之;"国学"对应比较哲学之"并置比"格式,张东荪、张岱年等采用之;"华学"对应比较哲学之"化西比"格式,目前正在构建中,所得必为"华学款中国哲学(史)"。对于"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之构建与书写,文章给出三大展望。

    机器学习与科学发现的逻辑刍议

    王东
    2021, 34 (2): 99-104;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003
    是否存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直存在争议,人工智能(AI)发展早期通过基于规则的和大规模数据挖掘的方法探索自动科学发现存在局限,包括需要先验知识或者只能发现特定领域的经验规律。通过近期两个案例分析介绍基于机器学习的研究可以不需要先验知识就能发现科学概念甚至是简单的理论,但仍然存在训练数据的来源、观察和实验的选择、科学理论的构建以及因果建模等问题,需要结合科学哲学和哲学史做跨学科的研究。

    美国当代大学经典教育初探——以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下的经典教育为例

    陈绮
    2020, 33 (1): 41-4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03
    哈佛大学的教育在独立性、影响力和多样性方面成效显著,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2019年开始实行的通识教育体系,其目的在于为学生成为积极投入社会的公民做准备,提高学生对伦理维度的认识,使之能够快速有效地面对变革,并理解自身乃艺术、思想和价值观的产物与塑造者。其中的经典教育则以不同形式展开,以实现哈佛大学的三个基本价值观念:真理、卓越和机遇。通过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体系的观察,能管窥西方经典教育的形式和特点,并对中国经典教育有一定启示。

    习近平乡村振兴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施机制

    徐宏潇
    2019, 32 (4): 25-29;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8.0294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乡村病"挑战,提出以城乡居民平等权益为核心,以农民主动性为先导,全社会共同支撑的乡村振兴系列论述。这些论述不但内部理论逻辑完整,而且具有系统的实施机制。习近平乡村振兴论述所遵循的理论逻辑在于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准确研判了中国当前乡村改革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方面,需要注意构建异质化制度变迁主体的保护与协调机制、内外动力机制及典型风险防范机制。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与科学内涵

    刘海霞, 朱玉
    2020, 33 (4): 23-26,3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138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是其历史逻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民主体思想的发展是其理论逻辑,对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坚守是其现实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内涵深刻,从发展目的看,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从发展动力看,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从发展根本价值看,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大学》简述

    张学智
    2020, 33 (6): 24-3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90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韩愈为复兴儒学,开始表彰《大学》。及至南宋,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一,《大学》的重要性得到很大提高。之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学》全文分经一章、传十章,内容围绕三纲领八条目展开。三领纲八条目规定了学习要达到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步骤。学习《四书》时,应从《大学》入手,"以定其规模"。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双重向度

    龚志军, 邵永运, 王艳彪
    2020, 33 (4): 27-3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78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基本理论基础上,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的新鲜经验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立足工作实际,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对的现实境遇、最大变量、外部挑战以及本领恐慌进行了深刻分析和科学回应,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彰显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斗争性与引导性的辩证统一的鲜明理论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

    正确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汪先平, 钟壮壮
    2020, 33 (5): 30-3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281
    正确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列宁主义是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思想体系。其因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有着重要的现时代意义。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之路,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及其实现路径,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列宁主义为其后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朱熹序定《四书》过程探析

    李丽珠
    2020, 33 (6): 34-39;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89
    朱熹通过诠释圣贤经典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于《四书》用力尤深。《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耗时多年,朱熹于《论语》《孟子》四十余年理会,至去世前几日仍在序定《大学章句》。朱熹对《四书》的理解受二程影响甚深,二程之学的核心概念"天理"被朱熹吸收运用到对《四书》的注解中。《四书》中直接阐明先圣先贤的价值准则,故而相比于六经的包罗万象、难于掌握,学者为学应先读《四书》,后及于六经。

    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视野的突破与课程体系的创新

    高宁, 徐梦遥
    2020, 33 (4): 34-3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210
    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不仅要重视教师素质和教学方法等具体教学环节,而且必须在顶层设计层面,重视课程建设视野的突破与课程体系的创新。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定位课程教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推动教学从"认同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塑造学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通过加强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程建设,丰富现有四门必修课的课程体系,不断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拓展未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探索

    曲洪波, 金钰昕
    2020, 33 (5): 38-4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021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他有关历史问题的论述经历了一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到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毛泽东的史学思想体现了运用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与突破,体现出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思考和看待中国社会与革命,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的史学思想不仅对于其分析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方向性作用。

    试析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新内涵

    黎章娅
    2020, 33 (4): 39-4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126
    新时代下,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的群众路线又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其关于新时代群众路线科学内涵的重要论述主要表现为:一切为了群众,着力解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矛盾;一切依靠群众,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从群众中来,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群众中去,坚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新时代高校党支部建设研究——以B大学为例

    何情, 李家强
    2020, 33 (4): 44-49;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27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实现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高校党组织有其自身的特点,强化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是高校党建的基础性工作,是高校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保障。但是对照新时代新要求,高校党支部建设还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梳理总结新时代高校党支部建设的有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结合B大学实际案例,提出以系统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设计、整体推进、持续深化的建设路径,为加强新时代高校党支部建设提供有益的方法探索。

    哈佛脑死亡定义与标准的历史探源

    苏静静
    2022, 35 (1): 58-6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874
    通过追溯哈佛脑死亡定义和标准的提出的历史语境和过程,哈佛脑死亡委员会成员的遴选,与器官移植的利益纠葛及其具体的贡献,可以发现这一概念是受到科学、医学、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彰显了医学人文学界、医学界和公众之间在脑死亡问题上不断纠结的医学化和去医学化张力。

    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质量影响因素探讨

    雷瑞鹏, 张毅
    2022, 35 (1): 69-76;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872
    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研究方案的审查是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健全的重要环节和关键要素。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质量存在问题,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核心因素:对伦理审查的道德判断性质缺乏认识、对伦理审查的独立性缺乏理解、伦理审查的重点被转移、伦理审查的能力缺乏、对可能的利益冲突审查不严格,以及对"伦理倾销"缺乏警惕。对影响因素的讨论,可为改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质量提供依据,助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的完善。

    科研不端认定的依据与争议

    和鸿鹏, 齐昆鹏, 王聪
    2022, 35 (1): 77-8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873
    针对科研不端认定依据不明确的问题,在已有研究和政策的基础上,将科研不端认定的依据总结为科学规范、主观动机和危害后果三个方面,讨论了其具体内涵,即独有规范与普遍规范,诚实的错误、疏忽与故意,对知识体系、奖励系统与社会危害。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科学规范问题、动机黑箱特征和危害判断标准模糊是导致科研不端认定争议的主要原因,提出科研不端的认定流程,并结合不可重复现象,做出具体阐释。指出,科研不端认定应由小同行主导,确保客观性;程序透明,实现公正性;有本土标准,体现适宜性。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爱的观念

    汪民安
    2022, 35 (2): 84-90;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970
    欧洲关于爱的哲学和观念经历了几次转向。在希腊时代,爱的观念从狄奥尼索斯的身体之爱向苏格拉底的知识之爱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爱转变。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爱的观念从世俗的激情之爱向对爱进行科学和理性的分析转变。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试图为爱建立科学的解释模式。笛卡尔认为,爱是一种特定的生理过程,是灵魂运动和身体运动的统一。他遵循情感动力学,根据力的大小,将爱划分为强烈的爱、一般的爱和不太强的爱三种类型。斯宾诺莎遵循情感几何学,论证了爱基于关系而产生的可变性、多样性、内在性和非主体性。可以发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爱的观念分别是对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爱和薄伽丘式的爱的哲学的回应。

    文化危机与艺术拯救——卢卡奇早期对“重建文化家园”的探寻

    曹学聪
    2022, 35 (2): 91-9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971
    卢卡奇早在青年时期就对现代社会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深信匈牙利官方文化的落后和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又对当时大家都向往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保持着警惕。他一边对黑暗罪孽的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一边又为重建已经丧失总体性的世界积极求索,以避免人类社会走向更无望的深渊。无论是从其早期的论著中,还是其后来的思想上来看,卢卡奇都不仅仅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他从未满足于探讨研究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特性问题,而更多是关注于生存的本质、生命的价值以及文化的总体性等形而上的终极问题。

    “红包社交”探析:游戏化、礼物经济与情感体验

    杨扬, 王子涵, 刘少帆
    2022, 35 (2): 98-106;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972
    随着互联网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与渗透,建立在社交互动基础上的"微信红包"已成为青年人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渠道。"红包社交"行为的背后隐含着一系列文化内涵:媒介的游戏化特征、礼物经济的内在逻辑和情感体验的产品功能与使用认同。这些文化形态推动青年群体参与氛围的形成,促进自愿消费、构建虚拟自我体验和助益公共社群的建设与维护,同时构建了互动式赠收关系,满足了多重礼物交换的需求,并以DIY礼物的形式生产出更丰富的社交意义,显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产销合一的发展趋向。"微信红包"还具有分享和维持感情的社交属性,是情感想象与认同的表现方式,推动了公共性情感向个人化情感的让渡。

    “数字中国”的由来、发展与未来

    黄欣荣, 潘欧文
    2021, 34 (4): 99-106;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073
    “数字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源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但最直接的动因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数字福建"实践探索以及他在2015年底有关"数字中国"的重要讲话。"数字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地方探索、国家战略三个阶段,现已成为中国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的标志。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数字中国"建设必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多方面对中国未来产生全方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