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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竞争法视域下标准必要专利规制问题研究

    贾明顺
    2021, 34 (2): 21-2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564
    标准必要专利问题高度复杂,与之相关的全球专利诉讼日趋激烈。欧盟发挥竞争法传统优势和高度有效的执行机制,在欧盟委员会、欧盟法院及成员国司法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共同探索下形成了一条以竞争法规制为主的欧盟路径。通过确立和在个案中适用反垄断抗辩机制,有效平衡了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近年来以Unwired Planet诉华为案等为代表的司法实践反映出了欧盟竞争法规制路径的局限性,需要欧盟积极回应,以实现对利益平衡的保护和对市场公平竞争的维护。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孙莹, 冉凌波
    2021, 34 (2): 29-3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006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论中国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

    陈巍
    2020, 33 (1): 1-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29
    中国少年司法审判机构的设置先后出现了五种模式,通过审判机构的独立性保障少年司法的专业性与特殊要求。中国独立设置的少年法庭面临案件整体数量较少、在法院体系内地位边缘、资源投入不足难以为继等难题。当前倡导的建立少年与家事审判庭的改革趋势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少年司法困境,融入家事审判的少年司法依然面临被弱化的风险。在少年家事法庭模式下,少年审判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在审判人员配置、诉讼程序与工作机制方面坚持自身特色。从长远看,整合现有司法资源,成立跨区域的基层专门少年家事法院并下设若干少年法庭,是确保中国少年司法独立运行发展,充分体现少年司法特色与专业要求的长效方案。

    股权型基金会的法人治理问题探讨

    罗昆, 肖海银
    2020, 33 (1): 15-20;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22
    随着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股权型基金会已经逐渐成为大型公益基金会的主要形态。股权型基金会属于参股载体财团、企业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股权行使、基金会与相关企业的利益输送、资产运营是其法人治理中的三大典型问题。股权型基金会的股权行使应采用受限制的优先股或表决权委托模式;应该通过明确理事和股权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强制性信息披露和对关联交易的规制来防止基金会与相关企业的不当利益输送;应该选择合适的专业化财务运营团队和运营模式,对基金会运营经费做出长期安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演进逻辑与基本内涵

    王江
    2020, 33 (1): 21-2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具体规则却付之阙如,中国目前尚未通过制定统一的民事单行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规制,相关规定散见于诸多法律规范之中。法律规范的碎片化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内涵不清,引起理论和实践的理解适用混乱,进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属性、治理结构、成员权制度等相关内容的理解形成丰富样态。因此,亟需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内涵,明确其概念与特征。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演进中不断革新,通过对其演进脉络的梳理,探寻蕴含的内在逻辑,可以有效地明确其基本内涵,有助于法人化的完成,构建和完善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有效发挥的治理结构和具体规则。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当反映特殊性

    黄锡生
    2019, 32 (6): 8-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292

    变与不变:论网络信息时代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生效

    张芸
    2019, 32 (5): 35-41;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247

    网络信息时代,通讯方式不断升级,《民法总则》对这一社会发展现实情况予以了回应,第137条第2款第2句以"进入相关系统"作为无约定时数据电文意思表示生效判断准则。但该规定对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作出的意思表示生效问题不能完全适用,略显粗糙。对该规定进行解释时应回到意思表示生效的传统理论:第一,以是否有信息载体使意思表示有体化为标准区分"对话方式"与"非对话方式",无载体及有载体的意思表示分别对应"对话方式"以及"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第二,考虑交易风险的合理分配,在特殊情况下,对"到达主义"和"了解主义"理论进行微调;第三,兼顾数据电文意思表示"到达"成立的事实要素以及规范性要素,排除"通常情况"下不应被视为到达的情形。

    论抵押财产转让对抵押权的影响——以《民法典》第403,404,406条的协调适用为视角

    王琦
    2020, 33 (5): 1-10;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59
    《民法典》第403,404,406条对抵押财产转让是否影响抵押权作出了新的规制,这三条间的关系有待厘清。第406条第1款第3句("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需限缩于不动产抵押领域;在动产抵押领域,第403条第2分句和第404条作为特殊法优先适用,这两者各规定了一种针对特定动产上抵押权负担的消灭事由,前者是"善意受让人的无负担取得",后者是"正常经营转让规则"。由于《民法典》将"正常经营转让规则"扩展至固定动产抵押,这导致第403条第2分句和第404条之间出现高度复杂的竞合,对此需要通过逐步细化的案件类型区分来梳整。当动产抵押权未登记时,如果受让人为善意,第403条第2分句作为特别法优先适用;如果受让人为恶意,那么第404条可接续第403条第2分句适用,使得恶意受让人也能主张抵押权消灭。当动产抵押权已登记时,关键在于登记依照其内容是否能够对被转让的特定标的物产生公示力。如果能够,应当适用第403条第2分句的反面推论("已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排除第404条的适用;否则的话,应肯定第404条的可适用性,使登记也不能阻止抵押权依照第404条消灭。

    《民法典》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

    喻海松
    2020, 33 (6): 1-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476
    作为重要的前置法,《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必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关于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立法思路,将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特别是政策把握产生重大影响。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设定,将直接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前提要件"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认定和其他构成要件的把握。关于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特别是私密信息和非私密信息以及公开信息与非公开信息的划分,将直接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界定和其他构成要件的把握。

    修改法律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王公义
    2020, 33 (4): 1-2;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03

    以价值观引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

    陈惊天
    2020, 33 (4): 2-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04

    论加大猥亵儿童犯罪的刑事制裁力度

    佟丽华
    2020, 33 (4): 4-5;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05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定罪量刑的困局与反思

    何挺
    2020, 33 (4): 5-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06

    从国家对儿童的保护义务谈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问题

    王锴, 刘犇昊
    2020, 33 (4): 7-9;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07

    从审判不公开看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

    裴炜
    2020, 33 (4): 9-11;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08

    中国数据安全立法形势、困境与对策——兼评《数据安全法(草案)》

    黄道丽, 胡文华
    2020, 33 (6): 9-1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475
    数据安全利益直接关系到数据安全立法应当保护的客体,关涉个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三个层面。中国数据安全立法存在基础问题尚未厘清,治理共识仍待推进;核心制度供给不足,关键环节监管不力;国际博弈应对乏力,立法技术有待提升等诸多困境。未来中国数据安全立法,除了要继续加强数据基础理论研究,在立法思维方面也需要根据中国当前数据安全现实问题有所调整。立法定位方面,建议立足安全保障功能,避免数据安全利益的泛化,同时处理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内部协调问题以及与《出口管制法》《外商投资法》《民法典》等安全类立法体系之外相关立法协调问题;制度建设方面,建议统筹内向安全与外向安全,强化核心制度建设;规范重心方面,建议从数据收集转向数据处理,强化核心环节规范;规范方式方面,建议兼采主体规制与行为规制,关注特殊主体;立法技术方面,建议重视立法影响评估。

    人格权一般条款的规范分析

    雷震文
    2020, 33 (5): 11-20;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99
    人格权一般条款是《民法典》为保持人格权体系的开放性,全面强化对人格利益保护而作的制度安排。其虽然在规范措辞上表现出与《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和《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保护基本人格的规定较明显的相似性,并在基本功能上与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存在一定重叠,但并非是对既有规范的简单重复,基于其特殊的体系地位,人格权一般条款在对民事主体人格利益的保护中具有较为独立的价值。就该条款法律属性产生的争议实质是一种纯粹理论解释上的分歧,以维护概念的严谨性和解释力为考虑,应当坚持对其作为人格权一般条款的属性定位。针对其一般条款的本质,以规范的适用为着眼,在明确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需运用类型化和个案衡平的思路就对《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作出必要的价值补充。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刑事诉讼的制度立场

    初殿清
    2020, 33 (4): 12-13;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09

    论猥亵儿童罪中的“其他恶劣情节”

    王永茜
    2020, 33 (4): 13-16;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10

    论猥亵儿童案中强奸罪(未遂)的认定

    王海涛
    2020, 33 (4): 16-1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