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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建设下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探析——数字时代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的耦合

    张霆
    2021, 34 (2): 72-79;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248
    智慧城市建设既要赋予城市中的物以"智慧",也要注意提升城市中人的素养。数字时代,智慧城市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充分智能化,深度对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城市运行与管理高度智慧化,并在相当程度上被信息技术重新结构化;城市经济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业态将占据较大比重;泛在的各种自助式服务平台,成为居民日常生活步入智慧阶段的重要支点。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居民具备利用媒介信息技术自主生活、谋求发展、服务他人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具有耦合关系,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有助于充分释放智慧城市建设活力,智慧城市建设则为居民媒介信息素养提升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智慧城市建设下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依循属地负责原则做好相关教育和培训的规划、部署,社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依循属类主导原则提供培训、咨询、指导服务,居民个体积极加强自主学习,以发挥协同效应。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多重互动:政务短视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分析——基于丁真走红事件的个案考察

    孙美玲, 王倩颖
    2021, 34 (2): 46-52;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009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政务短视频成为重要的营销传播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以藏族少年丁真的网络走红为例,分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围绕该热点事件呈现出的多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政务号协同传播;同时,政府和媒体共同构筑了公众参与的话语空间,在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和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营销传播时,还需要进行在地化的表达,维持常态化的运营。

    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建构与建设现状

    张悦, 张宏伟
    2021, 34 (2): 39-45;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012
    媒介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子系统,在传播信息与协调社会各组成部分正常运转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面临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发展中国主流媒体的服务功能,对赋能社会治理十分必要。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从6家中央、省级、县级媒体案例入手,就其在政务服务、党务服务和民生服务三方面功能建构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在民生服务领域目前县级融媒体的相关内容建设走在前列,中央媒体仍注重内容建设,而省级媒体的服务目前没有找准发展方向。

    政务抖音号政民互动的话语实践分析——以公安政务抖音为例

    袁晓川, 赵昕
    2021, 34 (2): 53-64;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1.0010
    文章选取"深圳交警""温州交警""禅城公安""山西交警"和"天津交警"五个综合排名靠前的公安政务抖音号,通过参与式观察并结合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探讨政务抖音评论区的话语实践。研究发现,公众评论呈现出主题多元化、语言轻松化等特点,且"交流"成份多于"问政",政务主体在回复中使用表情、网络语等元素呈现出其运营理念的"去身份化"转向。此外,公众评论中公众关注点与短视频主题发生偏移,政务主体在评论区多以回应角色呈现,主动设置议题意识较弱;对提问质疑类回复相对欠缺。建议政务抖音号评论互动中应使短视频的多感官优势服务于信息传递,并加强对提问质疑类评论的回应,同时主动对评论进行议程设置以构建互动全链条。

    基层协商民主“内卷化”的生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方卫华, 绪宗刚
    2021, 34 (2): 80-90;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270
    当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内卷化"现象普遍存在,其内在生成机制值得探究。运用扎根理论对W市协商民主实践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内卷化"主要表现在"咨询式协商"模式对"决策式协商"模式的抵制,而支持开展协商民主的外部制度具有"软约束"性质、"管理官僚"在创新驱动下的"行为异化""街头官僚"的变通执行以及群众参与者的"参与冷漠"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要化解"内卷化"问题,应从构建"硬约束"制度,强化"管理官僚"的"政绩预期",加大"街头官僚"的效用预期,消除反向"变通执行"空间,充分培育民间组织等方面持续发力。

    公共信任情境下公民参与的理论边界及实践调适

    胡象明, 杨正
    2021, 34 (2): 65-71;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098
    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