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法与外层空间法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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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旅客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研究

    刘光才, 靳璐
    2020, 33 (1): 122-12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192
    信息洪流在给社会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在法律领域催发了一场信息保护革命。民航业作为拥有巨大信息体量的朝阳行业,旅客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不容小觑。与一般行业不同,民航旅客个人信息蕴含的真实性、国家安全属性、跨境性、所涉主体数量以及商品性显得尤为突出,由于第三方信息处理者的介入,民航旅客信息泄露案件也变得更为复杂。时下,中国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呈现原则性较强、多部门分散规制及法律体系不健全的状态,民航旅客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特殊性彰显不足,应建立"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指南)"相配套的民航旅客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从明确民航旅客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及责任承担,行业信息安全标准及立体监管机制方面强化个人信息的保护。

    民用无人机运行事故致害法律责任探究

    李诚龙, 曾新宇
    2019, 32 (4): 103-10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8.0292

    通过梳理民用无人机相关法律规章和中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可知中国确立无人机损害责任的规范是以"所有人负责主义"为基本立场的。但考虑到无人机的所有、占有形式相分离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无人机责任主体认定时应采用多元责任主体原则,按不同情形进行进一步规定。一方面,一般情况下优先由无人机所有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不同情况下应认定无人机占有人与其他责任人承担追偿或连带关系。

    民航机上专职安保力量的配置与完善——以国际标准或建议措施为视角的比较分析

    钟凯
    2019, 32 (4): 108-11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8.0238

    空中警察和航空安全员作为中国民航机上的专职安保力量已配置多年,随着近年来立法的不断修订与完善,有关其职业身份、法律地位、任职标准和职责权限等方面的内容也逐步得以确认与规范。但在中国国际航线业务的实践中,这支专职安保力量却时常在境外面临常规执勤与案(事)件处置等方面的尴尬。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需要对国内法与国际法关于民航机上专职安保力量配置的相关立法、标准、建议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确证国际、国内在机上专职安保力量的概念、地位、职责、权限等问题上的差异,并结合中国国情与实际,从职责权限的设置到国际合作的强化等方面提出可能的完善方案。

    航班放油备降的相关法律责任问题浅析——以MU587和MU551航班为例

    宋刚, 耿绍杰
    2020, 33 (1): 129-137;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201
    近期"东航放油备降救助旅客"事件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该类备降事件涉及很多法律关系,如航空公司与发病旅客之间、航空公司与其他旅客之间以及发病旅客与其他旅客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明确该类事件中各方的法律责任,需要以《统一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和中国民法为法律依据,并结合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使用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航空公司负有充分救助发病旅客的义务但备降并非必须,航油损失等备降费用需由发病旅客承担,其他旅客延误损失无需由承运人承担而应由发病旅客承担,承运人无需对发病旅客承担赔偿责任。

    论中国民航事故调查制度的完善——在“恰当文化”语境下

    黄毓慧, 张雪莹
    2021, 34 (2): 139-146;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408
    在民航事故调查制度中引入"恰当文化",旨在建立"安全"与"归责"之间的适度平衡,避免民航从业者因报告"无心之失"而受到惩罚,从而形成民航人员积极报告、信息共享的"安全文化",提升民航系统的整体安全。通过分析"恰当文化"的源起与国际民航事故调查制度引入该理念的表现,明确在《芝加哥公约》及其《附件十三》的要求下,缔约各国在"涉外"和"国内"民航事故调查制度中实施"恰当文化"的义务。在总结中国现行制度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在"恰当文化"语境下完善中国民航事故调查制度应排除"归责性目的"以明确航空器事故调查目的唯一性、通过调查人员的独立实现航空器事故调查程序独立,纳入"平衡测试"与航空安全信息保护的规定,并对事故调查报告能否用于归责性程序等问题予以明确。

    论中国航班延误法律制度的完善——兼谈欧盟261/2004号条例对该制度的借鉴意义

    宋刚, 耿绍杰
    2021, 34 (2): 131-138;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20.0192
    航班延误纠纷事件频发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航班延误法律制度并不完善,该制度的完善对航空运输活动各参与方都大有裨益。根据"一般合理期限理论"赋予"航班延误"民法法源上的定义可以有效指引航空运输实践和司法裁判。欧盟261/2004号条例承运人关怀与帮助义务是合理的附随义务,可以借鉴至中国航班延误法律制度中。欧盟法院判决承运人赔偿因航班延误给旅客造成的时间损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旅客。在中国,《民法典》的颁布施行为旅客获得时间损失赔偿扫清了法律障碍,《民用航空法》应对此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