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发展与变革的方向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本质及其面临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便是一个合理的理论视角。由于社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需要从历史的视野予以认识。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近代以来，世界文明格局发生裂变，西方力量崛起并向世界范围扩张，结果形成了“西方主宰世界”的认识模式。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瞩目的事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将威胁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1]。美国学者Ikenberry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体系建立在市场开放的基础之上，是推行联合协商建立的规则制度，因而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中国通过融入这一秩序体系获得利益，美国则要继续巩固现有的秩序体系，将中国限制在这一制度框架内^[2]。认识中国发展的本质及其未来走向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回应。

从问题的发生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现代性的扩张引发的对非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中华文明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不断激发和生长出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套文明秩序，包括基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体系的物质文明，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秩序，以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儒道释互补提供的心灵秩序。这一套文明秩序构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融通和谐的关系，实现了富有成效的社会治理并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无论从生产力水平、技术创新、社会治理上还是文化思想上，中华文明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涌现出以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个人主义等汇成的“现代性”，借此创造了新的知识体系和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物质文明，也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民主政治，西方文明也成为一种强势文明。对此，马克思把握资本与市场驱动下的全球化进程，并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判断。同时，认为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前现代”，与西方现代文明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而冲突不可避免。马克思在中英“鸦片贸易”中看到，晚清政府安于现状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结果，“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3]。资本主义固有的掠夺、占有、野蛮性向东方文明发起了挑战，“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掀开了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大幕。

这一悲剧性冲突震动了整个民族，中国人在痛定思痛中通过革命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颓势，进而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初步实现了现代化。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并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泽东1949至1976年间反复深思而又困惑不解的矛盾问题。”^[4]在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5]这样，中国通过学习现代科学与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通过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变革解放生产力，在工业化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现代文明秩序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解决以下问题中不断进行探索的：其一，面对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之上的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发展经济，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基础上建构现代经济社会结构。其二，面对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的沉重历史，在制度创新中重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不断革命中瓦解旧制度，在探索新制度中重构了国家权力结构。其三，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信仰系统，奠定中国现代文明的知识和思想基础。现代性的成长从器物复制、制度创新再到文化重建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如何将现代性价值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中生发出现代性因素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其四，面对复杂的国民性，现代化意味着在继续启蒙中培育新人。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人的自我改造过程，培育现代人格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基本逻辑是什么？这是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则可以为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提供一把钥匙。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对西方挑战而做出的适应性变革，通过以现代性改造传统性，在适应与创造中恢复本土文明的主体性。从历史事实来看，其基本逻辑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在创造性破坏中瓦解不合时宜的旧秩序。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在“冲突引发危机—自救式革命—旧秩序解体—新秩序重建”的逻辑中展开。西方文明的冲击引发了中华文明的危机，危机激发出人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命意志，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改良与革命。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来自传统的制度与文化的厚重壁垒，转型与变革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中华文明有保守与僵化的一面，但也有一种自我革新与创造的动能，隐藏着在自我批判中实现革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只不过它在强大的专制体制和宗法社会的结构约束之下常常被掩盖起来了。在危机面前，中华文明的“创造性破坏”基因被激活，由此形成了谋求自我变革的动力。一批先进的思想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于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而走上了以革命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面对数千年的专制传统、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文化与地域的显著差距等约束条件，中国在既有的历史传统之上开发出新文明的要素，进而使之成为建设性因素参与到现代生活中来，也在对自己文明的“同情理解”中恢复了自信。经过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批判理性精神的启蒙，中国人在反思与批判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在破坏旧世界的基础上打开了新天地。

第二，在适应性融入中寻找中华文明的新动力。中华文明在冲突和压力下走向觉醒，通过激发内在变革意志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浪潮。作为一种独立、完整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在历史上，它汲取不同文化（如北方游牧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并加以中国化改造，由此增强了自我发展的动能；面对近代以来现代性的严峻挑战，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构成现代中国的主题，包括选择了同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借助发挥比较优势，在接受并融入世界秩序中获得了发展，进一步激活了古老文明的生命活力。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从被动打开国门到主动开放融入世界，在开放中吸纳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学习西方的技术、知识、思想等为古老文明注入了新的因素和动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机制。中国绝不可能再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探索国家复兴道路、构建现代文明体系依然需要继续向世界开放，谦逊地学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尤其是学习现代治理的理念、制度与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旨在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进而为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作出建设性贡献。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结构性与制度性缺陷，资本和工具理性塑造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等均内含了深层的矛盾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矛盾与危机。危机催生了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提出了重建世界秩序的客观要求，这就需要从更高的文化和道德层面寻求新的认同基础，进而重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作为人口与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作为政治军事大国，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常常发挥关键性作用；作为文化大国，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作为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国的新探索有着普遍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探索，必将对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在创新性变革中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道路。在适应性融入中进行创新性变革，进而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革命和建设的中国道路呈现出向现代转型中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渐趋清晰。艾森斯塔特提出：“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现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6]立足国情探索一条新道路，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适应性融入与创新性变革的创造性张力中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文明转型道路。之所以存在张力，就在于中华古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存在异质性，不论是融入还是变革皆存在结构性的张力。充分吸收现代性的积极因素，同时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汇成了中华文明在冲击下走向新生的现实道路。

作为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批判与超越，社会主义既是现代性的自然产物又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内含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并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某种趋势。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苏俄社会主义的吸引，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探索，这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思想、制度与价值基础。在实践中，人们不断反思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认识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结果，发展生产力、尊重国情、探索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成为共识。在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中，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民众生活的改善。

三、 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

现代性建构是社会与文明体的系统转型和再造，其目标体系也应是系统性的全面再造。不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中国都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所以早期的“现代化”常常等同于“西方化”。然而，简单的模仿在实践中屡屡碰壁，这迫使人们不得不走进中国社会的现实，在中国大地上探索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的根本挑战便是如何在东方社会文化土壤之上建设现代文明。那么，中国走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国内大多论著突出强调了“中国性”“中国特色”，揭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程美东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具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共性特征，其基本内容表现为崇尚科学的风气、对于民主的追求、日益开放的国际化程度、实现民族独立、追求生活富裕^[7]。这一结论是基于对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的把握而得出的，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包含的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共性”。不论从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辩证法”还是客观历史事实来看，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都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不是从主观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由此确立的较为科学的立场。

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不是对西方现代性亦步亦趋的复制，它既接纳和遵循现代性的精神又着力创造新的现代性特质。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需要回应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能否直面和解决以西方为代表的过往现代性模式的缺陷进而开创现代文明的新景象。西方在现代性的成长历程中也曾出现了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国需要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警觉并克服这些矛盾与问题。二是能否认识并解决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问题以建构现代新文明。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本应是多样的，在尊重普世性的同时更应尊重和培育地方社会的特质。立足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在借鉴国际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具有自身历史文化特色、有效应对当下各种挑战、体现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新型现代性，意味着在破解各种复杂矛盾中走出一条新路，这便是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现代性有着较为稳定的、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内核，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也意味着更彻底地坚持现代性的普遍性。坚持多元现代性并非一味强调特殊性而取消普遍性，而是应首先坚守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价值，更加彻底地推进现代性进程。社会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生活在形态各异甚至彼此冲突的文化世界里，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多元形态是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社会和人又都是抽象的，虽然人的肤色、语言、价值观各异，但是却存在共同的人性和情感模式，不仅有相同的生物基因而且面临共同的命运；社会就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普遍的共性和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的同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保持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同时也存在生命形态、文化样式和社会结构的趋同特征。从这一视野出发，坚持多样性与统一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的结合是基本的方法论。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中国面对的问题和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多样性恰恰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一个国家的变迁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世界文明的普遍特征，因此应该在人类文明的普遍趋势中寻求现代性的内生力量。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主题跟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所展现出的主题是一致的，现代性内含了诸多新的文明要素，它们带有基于人类本性和体现文明进步方向的普遍性，因此也是中国需要追求的方向。从事实来看，中国的进步也是在追求经济发展、建立民主法治、扩展自由中实现的，直面这些共同问题、追寻现代性的这些普遍要素仍然是建构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

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意味着探索一种新的文明秩序和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化在反思与嬗变中走向新生，而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生活实践中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基于对传统现代性模式的反思以及不同文化对现代性的创新探索，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现代性是多元的、开放的，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实践基础上可以赋予它新的内涵、创造新的形式，这是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演进的客观事实。中国的探索正是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样本，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正如戴维·兰德斯所总结的，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我们没有统一的顺序，没有单一的道路，没有发展的规律。每一个后起之秀的工业化了的国家，亦即所谓的‘仿效国家’，不管它受到英国经验的多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启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震惊或恐吓——都拓展出它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8]。马丁·雅克认为，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中国的现代性则具有与众不同的诸多特性，“显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将大大有别于西方。中国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其深度远远超出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9]。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需要着力探讨“中国性”，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建设性因素，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去创造新的现代性意蕴。

现代性的出现导致文明的大爆发，这不只是“一次”爆炸，而是借助一次爆炸引发了无数次的连锁反应。不同的文明在对话、沟通、碰撞中释放出活力并生成现代文明演化的生动图景。纵观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到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从社会主义试验到改革开放，其中一条根本道路便是立足中国实际探索现代化，最终走出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并不能理解为对现代性普遍价值和方向的排斥，只有建立在普遍性、共性之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同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个性是普遍性、共性存在的条件和实现的路径，正是通过走出了多元现代性的新道路，中国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这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根本经验，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中激荡出思想、制度与技术的创新，在打造现代性的多元景观的同时展现出现代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 中国式现代化依然“在途中”

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核心问题上依然面临诸多矛盾，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巨大的“问题束”。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在研究了20世纪下半叶南美的政治发展后提出，阿根廷与巴西的经济现代化水平最高，二者的问题空间显著区别于二者的横向工业扩张之前的问题空间，也区别于其他正处于较低现代化水平的南美国家的问题空间；更高的工业化程度、进一步的社会分化、技术官僚角色的进一步渗透、不断增强的政治激活程度等，造成了新的突出社会问题和新的发展瓶颈^[10]。中国与阿根廷、巴西有着不同的国情，但在发展转型的道路上却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当前，中国面对的问题空间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结构、民众心理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面对发展不可持续、转型困难、腐败问题较为突出、两极分化、价值观不一等矛盾。这些矛盾是社会系统功能失调的表现，说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变化的实际，其中存在系统性的弊病和结构性的不适。在新的问题空间下，传统的发展与治理模式已经明显应对乏力，这就需要在改革与创新中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从根本方向和发展道路上来看，中国依然面临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并探索人类文明新道路的难题。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权钱交易腐蚀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这些都催生了一个疑问：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方向？美国左翼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借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上了市场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结果，中国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带有“中国特色”，而威权主义、民族主义诉求等都表明中国正以特殊的方式与新保守主义潮流汇合^[11]。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的同时，日益感受到资本为利润驱动而不计后果地膨胀所带来的危害，重新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成为现实要求。那么，如何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中应对挑战并走出社会主义的新路？如何在五千年古老文明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认识中国国情而走出来的道路，既包含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再认识，也包含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所进行的适应性变革。不过，这一探索依然需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实质性的突破。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探索将包含一种变革性和创造性的因素，这构成了突破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新“质料”，成为塑造历史的新变量。在充分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中国需要通过制度与文化的创新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引入并创造新的文明要素来探索新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取决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实质性突破，实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社会与个人、人与自然等之间的平衡协调，向世人呈现一种新型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与精神面貌，成为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一块新高地，由此向世界证明新文明的合理性与吸引力。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认识和处理现代性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和演化进程。伴随着经济技术发展，现代性也陷入空前的矛盾之中：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形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力；在创造新文明的同时，也将文明引向新的深渊；在提升人的价值、扩展人的自由的同时，也将人贬低为机器并形成新的奴役机制。在西方，现代性的矛盾性引发了各种经济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冲突、生态灾难、文化矛盾以及人的异化。于是，学界也发出了“现代性终结”的声音。不过，现代性仍支配着历史进程。从理论层面来看，现代思想立足于对现代性的解释、辩护与批判，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会将现代性解释为过去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演进中的运动；立足欧美甚至是西欧的有限经验并将此视为“普遍规律”，会形成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狭隘视野，将现代性等同于一些独特历史时空下的具体特征会遮蔽现代性的精神；坚持二元对立、静止与孤立的思想方式，会造成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地方性与普遍性等之间的对立。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性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认识局限和价值重荷并寻求新的思维范式，实践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问题情境和经验基础。认识到当代文明的这种总体态势与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就需要在充分挖掘现代性的积极价值的同时克服其消极的因素，尤其要通过激发人的创造力来化解人类文明遇到的复杂矛盾。只有这样，“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创造才可能不误入歧途。

五、 21世纪发展的道路与方向

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基本问题和客观逻辑，21世纪中国的发展又将走怎样的道路，其根本方向是什么？这首先需要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的要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奠定了走向复兴的基础，同时还需要解决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推动经济走向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民主之上的现代国家制度体制，重塑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体系。显然，这是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大变革，依然需要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需要坚定地走向“现代”，构建“现代”的制度和文化体系，认同和践行民主、自由、权利、法治等核心价值尤其是予以制度化，这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取向是“现代化”，对现代性核心价值的认同和追随是基本方向，体现出世界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虽然在话语层面似乎没有争议，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重大分歧。如何理解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及其内涵，各方虽然都使用相同的概念但却又给出了不同的解读。这也说明，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体现出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否定它们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几乎没有人从词语上反对这些概念。但在现实中，人们却在追逐权力、利益的同时维护着自己的信仰。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继续坚持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和方向，坚定不移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历史虽然时有逆流、停滞、倒退，但是进步的趋势不可阻挡。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现实基础上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这意味着，在突出现代性的普遍性的同时，需要重视中国的特殊性，凸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单一模式的局限，最终走出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如今，中国能够以更加雍容大度的心态面对自我和世界，一方面，对现代性普遍价值的正确认识和自觉接纳，而不再以自负孤傲地武断排斥世界文明；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唤起古老文明的自信，在坦然面对自我缺点中勇于自我变革，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新生活，这必将焕发出古老文明固有的强大生命力。这种自信是对近代以来国民自卑心的超越，更来自对古老文明的再发现、再肯定和再创造中产生的自信。

发掘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以创造新文明是一个系统创新的过程，需要在试验探索中发展新理论、创造新知识。马克思曾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2]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试验，面对着巨大的未知世界。将未知世界变为已知世界，不仅需要向世界学习，还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创造本土性知识，以新的知识和理论引导人们渡过各种险滩到达彼岸。新知识不是在书斋里编织概念就能形成的，而是在实践中反复试错以深化正确认识，这种实践认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经验。在21世纪，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继续坚持这一方法论，在实践中大胆试验，在不断试错中发现新知，尤其是要直面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创造性地推动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系统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顺应历史潮流、引领世界文明进步方向的新道路，进而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出引领现代中国发展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以此构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如此，历史与现实向人们昭示了21世纪中国发展的基本道路与方向，这来自历史发展内在的惯性，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向人提出的客观要求。把握这一道路与方向有助于人们看清，哪些思想和行为推动了历史进步，哪些又是在开历史倒车。在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可以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推动历史变革中创造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国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创造性探索从而走出一条新道路，将在基本面上决定自己未来的基本景象，同时也必然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