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历经五千年未曾断流的恢宏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最独特的国情和最鲜明的特色。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深厚的历史根基。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既是全面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一环，也是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从理论上来看，根脉问题内含“本源—筑基”“脉络—赓续”“原则—规制”三组主要范畴，对应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必须回答的三个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缘何会有跨越漫长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哪些文化成果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始终且堪当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与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深刻契合和相融相通？

一、 “中西之辩”“古今之辩”“经子之辩”——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的历史出场理解其文明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1]1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概念是统摄性的，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整个思想文化界共同面对、总结和反思的对象。随着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开启世界近代历史，中国人在整体思想层面必然面对“中西之辩”的冲击。基于“中西之辩”而来的是“古今两立”，从原始社会结束到鸦片战争前夕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被归为“中国古代史”范畴，在这期间生产的一切文化成果则被理解为“传统文化”。可以说，民族近代史的开启是我们思考“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历史前提。以“中西之辩”为基础，重思由其引发的近代学术界关于“古今之辩”和“经子之辩”的争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文明意蕴，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的历史出场

“古今之辩”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持久争论的重要议题，“传统”与“现代化”在旧的学术框架中是相互对立的范畴，后者不但意味着对前者的积极改造、扬弃和替代，并且始终蕴结着一种越迅速彻底地抛弃传统就能越快进入现代社会的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言：“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3]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将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认为摆脱中世纪的蒙昧西方就进入了现代社会。中国知识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也大多持批判或否定态度，试图“造新文明”，并且将这一文化目标抬升到关乎民族存亡的位置。恰如胡适所言：“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4]675同时，胡适还较为敏锐地阐释了古老中国欲彻底改造自己传统文化的复杂程度，指出：“造新文明，非易事也。尽去其旧而新是谋，则有削趾适履之讥；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则有买椟还珠之诮。”^[4]675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以及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文化界的这种由恐惧和焦虑产生的传统否定倾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仍有少数知识分子，如贺麟充分意识到：“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5]

总的来看，近代大多数有识之士均认同中国欲进入现代社会就必须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但鲜有人能够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国家实现现代化之间的深层关系。思想文化领域的落后性，根本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迟滞，当时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客观历史条件不足以支撑国人在整体思想上对中华文化有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地主阶级改良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破产，文化改造的任务落到了部分接受过系统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哲学在人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系统“东渐”，建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便摆在了近代思想界面前。于是，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在“中西之辩”和“古今之辩”的基础上，“经子之辩”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得以出场。

中国古典政治制度建构与古代经子之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自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记》）后，经学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千年正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逐步发展到顶峰。近代国是日非，传统文化转型和专制政治改造的紧迫性，引发了思想界对传统经学正统地位的批判和对子学的关注和抬高。清末学者宋恕在《至夏穂卿书》中批评传统经学时指出：“叔始之，董韩继之，程终之，四氏之祸同族，所谓烈于洪水猛兽者欤！”^[6]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以“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划分中国哲学，在该书开篇更是开宗明义：“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这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7]因此，近代“复兴子学”思潮的最重要步骤便是拆分诸子思想以归入西方哲学诸范畴之中，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内在理路被打散、重组。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有部分学者先拆分、剖析诸子思想再将其整合进传统西方哲学研究框架（如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更甚者如胡适直接提出了“庄子生物进化论”等学说^[8]。可以说，近代思想界在抛弃几千年“尊经抑子”思想的同时，最终又陷入了“附会西学”的误区，在结果上更是强化了“经子对立”，这种割裂、拆解传统文化内在衍生逻辑的思路也最终导致我们长期忽略了以整体观审视传统文化之结果。

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言：“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9]作为后发国家，虽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近代民族国家中首屈一指，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奋斗，不但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实现了人民解放，并且进入新时代后在发展程度上实现了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幅度追赶甚至超越，这是我们得以用科学且自信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有识之士自“中学为体”始，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8，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认识层面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核心文化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1]18这一整体观点实际上消弭了弥漫思想界几千年的“经子对立”观念，更突破了近代学者“古今割裂”和“扬西抑中”的传统文化改造思路，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要原则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的文明意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的历史出场及其争论的考据，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于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明基因本身就应当是一个整体，它无谓“古今”、不论“经子”，窥一家而知全貌、自上通而至下达。对于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的文化意蕴和文明意蕴在于其清晰地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整体社会理想和发展愿景。以辩证统一的思维理解上述观点，可以得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的科学理解就在于，在坚持整体文化观的基础上，考察数千年历史中为全体中华儿女所共同葆有和衷心期盼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以此为基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便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论内涵：首先，“根脉”意味着这一整体理想是跨阶级和跨阶层的，尤其是直达最广大普通百姓内心的；其次，“根脉”意味着这一整体理想是五千年文化传承中不曾中断和放弃的，尤其是在一切社会重大变革时期被反复提出的；最后，“根脉”意味着对这一整体理想的追溯必须是能从对文明肇始阶段的文化成果考察中得出的，尤其是在对先秦文化典籍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否则我们便不能称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不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就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文明意蕴和中国特色。

因此，笔者尝试选取《周易》中《彖传》对《乾》卦的卜辞“元亨利贞”的注解“保合太和，乃利贞”，以及《文言》《象传》等对《乾》《泰》《临》《益》《谦》《小畜》等卦象的注解，从中总结出统治阶级“保合太和”和“容民富众”的“治世之道”。在《礼记》中选取《大道之行也》一文，描绘符合士人理想的“治世之景”。总结几千年前文化下移过程中多种文化样态下，以普通民众对“太平盛世”下安稳生活的共同愿景作为人民的“治世之盼”，在“天下大治”同“太平盛世”的辩证统一中描绘出一幅与西方基督教神学“天国”期盼不同的“人世”愿景，并将此作为深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基因——自中华文明开端起，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导向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既要符合支配一切运行规律的“天道”，也能使普通民众符合伦理的美好生活得以实现，这一理想在任何时代都未被放弃过，也在任何时代都未能得到满足。基于这一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便不仅有当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更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理想的唯一可行路径，这便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的重要理论创新点。

二、 “保合太和”且“容民富众”——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天下大治”观念

文化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从源头意义上应首推《周易》。《汉书》言：“《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百家“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谓“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指出了对“经子一体”理解的合理性。况且无论东西方任何一家哲学思想，盖有自身之独特理路（逻辑），采取“打散—重组”的研究方式必然会破坏其思想的固有生态。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呈现出明显的“儒道互塑”构型。溯源儒道两家的思想源脉，《周易》一书是唯一被两家共奉的经典，是谓“群经之首、大道之源”。通过对《易经》诸卦象及《易传》注解内容的整理和重构，笔者总结出“保合太和”的天下观和“容民富众”的治理观，二者共同规范了古代社会的“天下大治”观念，深深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之中，为儒道两家所不悖，以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肇始阶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保合太和”的天下观

《周易》中的“保合太和”厚积着中华民族先民深刻的哲学思辨。《周易》的首卦《乾》卦讲：“元亨，利贞。”《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乾·文言》）“元亨利贞”本意为“始通和正”，《文言》将其解释为“众善首、众美聚、万物和、众事主”，用“体仁、嘉会、利物、贞固”规范君子“四德”以“与天地合德”，完成了从宇宙观向道德律的进阶。相较于《文言》，《彖传》对《乾》卦的解释更偏向天下观和治理观。《彖传》解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彖传》）所谓“各正性命”就是依循本性、合理生长；所谓“保合太和”就是存守、融汇进大和谐的境界，这就是祥和稳固的天下正道。“首出庶物”意味着万物创生发展依于天道，最终会达到天下各国都处在和谐与安宁之中的“大治”境界。从“乾道变化”到“万国咸宁”，因循一条“创生、正性、发展、和谐、大治”的路径，一方面，展示了古人朴素的哲学观，即遵从合于万物的规律便能获得和谐境界；另一方面，展示了古人朴素的政治观，认为理想社会的最终目标就是天下各国的和平安定，亦即一个高度和谐健康发展的人类社会。

对于“保合”概念，保即存守、保持；合即融汇、调整。“保合”的原则是规定万物发展运行的“天道”，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自然奉“天道”，人则奉“天命”。《文言》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乾·文言》）《彖传》解《坤》卦卦辞“元亨”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古代“天人观”强调的不仅仅是“天道”的先验、持存和不变，或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老子》）的被动效法，更强调的是人在与天地“保合”“合德”的过程中激发出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调整能力。“太和”概念，描绘的是一种“大和谐”的境界，是“保合”的终极目标。对和谐境界的追求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天道有常故天地自然和谐，人的和谐则需主动争取，方式是圣人体悟天道教化万民。《彖传》解《咸》卦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一方面，“太和”标准囊括的是天、地、万物，自然包括人与社会；另一方面突出了“先觉者”和“教化”在促进“太和”中的重要作用。“太和”不仅是一种对“天地人”图景的虚幻描绘，“和”的关键在于“心意相通”。《中孚》九二讲：“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易经·中孚》）《象传》解卦：“其子和之，中心愿也。”（《中孚·象传》）从“亲亲”的心意相通，到人与人、人与天地的心意相通，只有“万众一心”，“中心所愿”才能转化为自觉行动，这是促成“太和”的关键。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容民富众”的治理观

《周易》中除了含有“保合太和”的天下观，还厚积着“容民”“富众”的治理观。其中，“容民”思想是“保合太和”的内在要求。《象传》解《泰》卦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指出君主应该效法天地之道，辅助天地化生万物，护佑百姓使之安居乐业。《师》卦讲：“贞，丈人，吉无咎。”《彖传》解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师·彖传》）《师》卦象征军队，意思是如能使民众皆行正道，则可为天下之主。《象传》解曰：“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师·象传）要求君子必须容纳百姓、喜爱民众。也唯有宽容爱护畜养百姓，战时才能形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实现安邦定国。朱熹解释“养民则可以得重矣”（《周易本义》），保民、爱民则民心不散，统治者容民、畜民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容民”是兵农一体的古代社会的治国、守土之道。此外，《象传》解《临》卦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要求君子以无穷思虑教导民众，以无疆大德保护民众。《乾》卦爻辞：“上九：亢龙有悔。”《文言》解卦：“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乾·文言》）孔子直言若一个人身份尊贵而没有实位，高高在上却不得民心，贤德之人处下位不来辅佐，一旦妄动必致灾厄发生。《周易》之上述诸思想均指出了统治者“容民”的重要性，一方面百姓安居乐业是天地大道化生万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保护民心是统治者实现政通人和、保疆守土的前提条件。

《周易》中多次提到“富”，意为“财富、富有”。《周易》论“富”并不单指财富观，更指向道德观。《小畜》曰：“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孚，信也。此爻辞意为“具有诚信之德并以其牵系天下人心”。《象传》解卦：“有孚挛如，不独富也。”（《小畜·象传》）“富以其邻”“不独富也”除却占卜卦象吉凶之用外，也被后人理解为不独占财富、与人同富之意。但“不独富也”的前提在于“有孚挛如”，在于社会之中人皆以诚信之德交往他人。无独有偶，《泰》卦讲：“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传》解卦：“不戒以孚，中心愿也。”（《泰·象传》）都强调的是要以诚信之心待人。老子讲：“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信”是链接统治者与万民、规范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核心原则。可见，先秦时期古人就形成了“重信”的道德观和“不独富”的财富观。《周易》中不但讲“富”，也讲“均”。《象传》解《谦》卦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多益寡”意指“损有余而补不足”，君子总是权衡万物、均平施予。最后，在《系辞上》中孔子讲，“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圣德”“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易传·系辞上》），圣人成就“广业”在于丰富学问德行、在于备物致用、在于进步日新、在于心怀天下。总的来看，古人不但崇“信”重“均”，也注重创造财富，更看重天下大业，以上是对“富众”思想的总体理解。

《周易》中的“保合太和”“容民富众”思想，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源头之处就内含“天下大治”观念。从天下观的角度看，一方面，古人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认同其遵守共同的运行规律，统治者的目标就是依循规律在人世间创造顺应天地的大和谐境界；另一方面，古人强调人在认识规律的过程中激发出自觉意识和自主调整能力，强调引导和教化在促进和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治理观的角度看，一方面，“容民”“富众”思想是天下和谐、百姓安居乐业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守护民心、取信于民、万众一心是圣人成就大业的必然选择。天地倚和、上下倚信、物质丰饶、均平施予，纵观五千年传统文化演变，《周易》中所蕴含的“大治”观念基本规范了统治阶级几千年的政治理想，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10]，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和中国式现代化图景的传统文化根脉之源。

三、 “大道之行”同“太平盛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理想社会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文明意蕴在于其清晰地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整体社会理想和发展愿景，这一理想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家文化之中。“大同”是古代儒家的终极社会理想，实现“大同”是古代士人阶层的终极政治目标。古代文献对“大同社会”情景的描绘主要集中在《礼记》的《大道之行也》一文中。经学界考证，《礼记》成书于西汉，可见“大道之行”理想已被儒家奉行了两千余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阐释“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概念时多次引用《大道之行也》中的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大道之行也》中蕴含的“天下为公”“任人唯贤”“讲信修睦”等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内涵写入其中，足见《大道之行也》一文的重要地位。《大道之行也》中也提到了“小康”这一社会状态，但更为重要的维度是，相较于儒家知识分子为普通百姓生活提出的规范，追求“太平”是自古以来广大民众在社会理想层面的最基本诉求。对百姓“太平盛世”愿景的批判性思考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补齐了最后一块“拼图”。

（一） “大道之行”作为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理想社会图景

《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描绘的是“大同”的社会景象。《礼记·礼运》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所谓“行大道”是古代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文中具体指儒家推崇的上古政治制度。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意为孔子对自己没能赶上夏商周三代明君统治的时期而感到遗憾。上古明君不将天下作为一家私产而与万民共有，因此将天下传之贤者而不传于后代。统治者以“天下为公”，因此能做到选拔品德高尚、才干突出的人才，并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讲求诚信、维持和睦。君者为公、贤者得用、睦以其邻，因此，在社会上能形成这样一种和谐大同的风气，在社会治理层面具体表现为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保民而王”原则。整个社会不但让老人能够终其天年，成年人能够为社会效力，年幼的人能够顺利成长，甚至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和身患残疾的人均能得到供养。在社会生活层面，“大道之行”的背景下人人皆一心为公而不谋私，因此“货恶其弃于地而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而不必为己”，人们看不惯随意丢弃浪费，但不因此就将财物据为己有；人们竭心尽力为公共之事服务，但不一定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达成一个没有偷盗、劫掠，不尚奸邪权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生活状态，以上是《礼记》对“大同”社会生活的详细描绘。

综合来看，“大道行于世”的表现是全面完整且生动具体的，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选官制度、物质生产、分配方式、公共事务、人际交往、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社会图景。这一理想社会状态首先被理解为“大道之行”的必然结果，其次被接纳为儒家的理想社会模本与几千年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后，西汉董仲舒倡导国家在选拔任用中采取查举制，即“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儒家至东汉倡导“三纲五常”，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思想皆受《礼记》“大同”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分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两派在提出自身的国家改造理论时不约而同地以《大道之行也》中的内容命名。可见，《大道之行也》一文两千余年来在知识分子阶层心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

康有为将《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杂糅在一起，撰写《大同书》，创立了康氏“大同”学说。在康有为的设想下，大同社会“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11]10，这个理想的“公”社会没有阶级之分、种族之别，“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11]7，因此就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甚至传统婚姻制度也完全解体，“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所生儿女由公政府抚育、教养^[11]7，消灭了“家”的概念。大同社会土地公有，“凡农工商之业必之归公”^[11]7，人人劳动、按劳取酬，人们生老病死之事均由公政府负责。理想的大同社会建立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基础之上，人们每日劳动“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11]7……这个乌托邦社会蓝图描绘的景象与彼时清末人民悲惨的社会生活形成鲜明对立，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美好社会愿望，具有一定的空想社会主义特性。梁启超也在《康有为传》中回忆了康有为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向其系统口述的“大同”思想。须知此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因此，在《大道之行也》一文影响下产生的“大同社会”理想，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开启民智、表达民心，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深入人心提供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康有为“大同社会”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部分偶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契合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倡导“世界大同”，并先后将这一概念与民生主义、共产主义相连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明确提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12]可以看出，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革命先驱就开始尝试将西方民权思想、共产主义理论与传统儒家“大同”社会愿景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自汉代成书至清末民主革命浪潮开启，《礼记》中《大道之行也》一文中的“大同”社会图景是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士人阶层的共同的政治理想。相较于统治阶级“保合太和”“容民富众”的天下观和治理观，“大道之行”是儒家理想政治形态在社会层面的具体化。知识分子对“大同”社会的向往，规范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性，反映的是几千年来积淀于中华文明深层结构中对和谐社会和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这一追求在人类文明史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以来，如李大钊、毛泽东般接受过良好传统思想教育的革命先驱能够在理论和情感上迅速接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与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明基因之中的“大同”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 “太平盛世”作为根植于普通民众内心的千年期盼

从理论上说，总结出《周易》“天下大治”的治理观和《礼记》“大同”社会愿景后，就在文本分析和重构层面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阐释。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文化”“文明”等所承载和表达的思想和物质形态主要是从属于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因此，部分学者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根脉”等问题时有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普通民众（百姓）。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几千年来士人阶层均以劝导统治者“容民、保民、重民、爱民”为己任。然而，现实或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社会的尘世存在中却不平等。”^[13]相较于哲学或政治学中“人”或“民”的抽象概念，历史上终究存在一种真实的、活生生的、占绝大多数的存在，他们从不属于统治阶级或士人阶层，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辛劳生活使他们在历史中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历史中是被“代言”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在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未曾受过系统教育，未有闲暇系统学习儒家义理之学，难以理解“保合太和”“大同”等概念。由此生出的显性问题便是——如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阐释缺乏普通民众的维度，便不能真正被称为“文化根脉”。

古代儒家知识分子为普通民众总结勾勒出的是一种“小康”的理想生活状态，在《大道之行也》一文中描绘了“小康”社会的情景。“小康”是作为孔子理想政治图景的次级概念出现的，描绘的是禹、汤、文王、武王、成王等几代明君统治时的情景。在“小康”社会中统治者以“私”出发最终依归“仁义”，在社会层面的具体表现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且“礼义为纪、货力为己、谋用是作”（《礼记·礼运》）。这种贤君政治下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虽然在孔子眼中依然是“大道既隐”的形态，但已经是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普通民众几乎从未经历过的良好政治生态。“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诗经·大雅·民劳》中吟诵：“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为百姓终日劳作不息，为的就是过上小康生活。在《民劳》中，诗人每节以“民亦劳止”起首，表达了百姓“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诗经·大雅·民劳》）的卑微要求，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对此后几千年普通百姓生活命运的写照。在封建社会的系统性压迫和盘剥之下，百姓得以安心劳作、休养生息的唯一社会条件便是生逢“太平盛世”。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百姓最大的政治愿景不是“大同”“小康”，而是能够生活在“太平”社会之中。

从根本上讲，“太平”追求是最符合人性常识的，在百姓心中，“太平”即“盛世”。与“天下大治”和“大同社会”类似，“太平盛世”所展现的也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图景。首先，实现“太平”的外部条件是一个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使百姓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其次，“太平”的核心政治前提是统治者的体民、保民政策，减徭轻赋、与民休息；最后，“太平”的实现还依赖自然世界的“风调雨顺”，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诉求——农业丰产提供客观物质基础。百姓“太平盛世”的诉求与“保合太和”“容民富众”“大道之行”的政治理念紧密连接。首先，根据古人的“天人一体”观念，依循“天道”是四季有序、自然调和、社会和谐的共同前提。《彖传》解《乾》卦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意为万物靠乾阳滋生，春夏秋冬依次运行，周而复始。因此，小农社会下古人认为统治者顺应天道、天下有道是农业生产“风调雨顺”的前提，这一观点深植于普通百姓内心。“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大和谐状态包含着对各国间不生战事、天下和平的理解。统治者“容民畜众”“选贤与能”是劳动人民在减徭轻赋、海晏河清的环境下安心从事生产生活的条件。必须指出的是，几千年小农社会下普通民众期待“太平盛世”的民心常情是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标识。“太平盛世”“风调雨顺”，从根本上说是为普通百姓顺利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保障，“通过自我劳动创造幸福生活”是农耕民族最朴素的实践观和价值观，这与西方“形而上学—基督教”体系下人们对“后世”“天国”的深切期待有着根本区别。

作为古代社会底层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的系统性反抗和在历史中几乎唯一的“发声”方式，对古代农民起义的考察是对将“太平”愿景作为普通民众根本政治期待的重要反证。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是历史上首次全国性农民阶级的大规模反抗运动，作为起义核心的是几十万名被严密组织起来的“太平道”信众。清初的“天地会”农民起义和作为中国农民运动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提出了“恢复太平”的口号。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唐末黄巢起义的“天补均平”、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均田免粮”，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天朝田亩制度》），可以说，几千年中国历史通有之剥削乱象，造成了几千年中国百姓通有之“太平”期待。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治理观和理想社会观是有机统一体。在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层面表现为“保合太和”的天下观和“容民富众”的治理观，在士人阶层和儒家知识分子中表现为对“大道行于世”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百姓心中表现为对“太平盛世”安稳生活的衷心期待。上述不同阶级、阶层组成了中华民族全体，上述诸思想的核心要素贯通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以“天下大治—太平盛世”范畴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了自先秦时期到近代以来的重要哲学文本、重大历史事件和重点历史人物，在人类文明图谱中标识出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独特性和文化独特性，堪称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之一。对古代天下治理观和理想社会观的考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清晰的历史图谱，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 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图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深刻相通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深厚的中华文明根脉。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0]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文化典籍为载体的思想传承，突出表现在历代大一统王朝皆将修撰史书和整理典籍作为赓续文脉、树立正统的重大使命；二是以多种文化形式为载体的理想传承，突出表现在几千年文化下移过程中诸多文艺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理想社会的描摹。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和“中国特色”在于从整体文化观出发，清晰地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整体社会理想和发展愿景，将这一愿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溯源至“天下大治—太平盛世”的数千年理想就具有学术合理性。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14]7-8具体来看，《周易》中“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有孚挛如，富以其邻”“有孚挛如，不独富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内容所体现的“容民富众”的治理观，关照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中“人口巨大规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大特征。“保合太和”框架下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等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要哲学基础。士人阶层崇尚“大道之行”的“大同”理想与普通百姓对“太平”的期待更是注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又深刻理解“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1]22。正是因为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中国式现代化才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也超越了东亚文化圈旧有“脱亚入欧”式的现代化方案。因此，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14]9未来之中国，在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如能继续通过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了自自身文明发源以来期盼数千年的整体社会理想。

《论语》中，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讲：“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春秋繁露·玉英》）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名”。回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百余年奋斗的光辉历史，所取得的最重大理论突破之一就是理解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道路”特殊性的理解也有了一体两面的重大进展：一方面，理解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病，建构了新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案。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经突破了传统“古今之辩”的旧思维，不将西方之“古今”作为评判自己传统文化和衡量自身发展的标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直接从“前现代”的状态出发，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一特殊情况必然会导致前现代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现代的乃至超现代的文化发生直接接触（而这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当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原子化、市场化过程严重破坏了传统文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面临前现代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改造问题（即“第二个结合”）。

基于上文中的一系列思考，观照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整体研究进展，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社会治理和理想社会描述的共同部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能够重新焕发普遍性的光辉。这些普遍性的观念，很有可能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共同体的全新组织原则与价值圭臬。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14]9被赋予新使命的“胸怀天下”的中华民族，也真正是马克思预言引领世界历史进入下一个时代的“世界历史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