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18同时特别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本质要求^[1]20。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2]58习近平还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1]52只有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逻辑关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才能从政党文明的视野出发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一、 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

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方政党政治与中国政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但西方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提供参照。

西方学界关于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该问题却长期为学界所忽视，重要表现是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长期主导着现代化研究，然而这两种范式均不关注政党领导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社会中心主义认为，商人、实业家等社会群体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方向，指出国家的作用是辅助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国家权力结构和官僚行政系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理性设计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方向，指出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现代化的进程^[3]。这两种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英美现代化与德日现代化的个案性经验表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理解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分析视角。但是，这两种范式的缺陷在于，由于对社会或国家两种政治行为主体中的一方过于偏重，进而导致国家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对立。

随着现代化向更多国家推进，后发国家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化的不同力量均要发挥作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的解释力日显不足，米格代尔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斯考切波的历史制度理论等即是对这两种范式做的尝试性矫正^[4]。

对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进行矫正的另一种努力是引入政党分析视角，如爱德蒙·伯克的政党学说和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政党机器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尝试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但并没有强大政党主导的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纷纷失败，而另一些具有强大政党领导的后发国家却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这进一步引起了学界对政党领导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涌现出了“找回政党”“政党中心主义”“政党卡特尔化”等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政党领导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政党在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思想等领域发生的全方位、系统性剧变。”^[5]根据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可以将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划分为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往往具有“串联”发展的特点，通常根据国家自身的要素、条件及规律进行发展，在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内依次完成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现代化转型，各项任务依次推进又相互衔接，这对现代化领导主体的挑战相对较少。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往往具有“并联”发展的特点，通常面临发展时间的高度压缩性、发展任务的高度叠加性、利益关系的复杂牵绊等问题，这对现代化领导主体的挑战更强；相较于商人和行政精英，强大政党在现代化目标的建构、利益协调等方面更具优势，日益成为现代化事业实施的关键因素。

戴维·阿普特将强大执政党称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工具，认为“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6]。塞缪尔·亨廷顿则指出，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处理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强大的政党能够使民众政治参与制度化，为国家现代化提供稳定的政治前提，换言之，强大的政党成为该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7]336。

（二） 执政党的性质和能力与国家现代化的兴衰成败紧密相关

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的兴衰成败紧密相关，但两者并不是线性联系，而是会受到多重变量的影响，其中，执政党的性质和能力是关键。

第一，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现代化的品质。就政党性质而言，往往有多种分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划分为掮客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两种类型。掮客型政党聚焦选举与执政，没有特定的价值理念，为了赢得选举可以吸纳代表不同利益、具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为党员；掮客型政党往往遵循“嵌入政权”逻辑，即国家政权建立在前，政党产生在后，政党在现有政权和宪法范围内活动，更容易催生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使命型政党是指具有“使命追求”的政党，通常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哲学理念与价值目标，并且着力于将自己的价值理念付诸行动；使命型政党往往遵循“党建国家”逻辑，即政党领导民众取得国家政权，进而通过制定宪法确立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执政地位，在后续的执政过程中更容易催生“以民为本”的现代化发展模式^[8]。

第二，执政党的能力决定现代化的成效。政党能力是政党自身建设与执掌政权能力的综合性表达。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党能力主要表现为领袖魅力、组织复杂性、组织深度与政党认同能力^[7]342。安格鲁·帕尼比昂科则认为，政党能力主要表现为权力构建能力、政权执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利益整合能力与政策执行能力^[9]130。一般而言，当执政党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时，往往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政党政策与路线，有效推动国家治理与组织社会，从而有效推动国家现代化；而当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较弱时，则很难贯彻执行党的纲领与政策以及有效组织社会力量和社会治理，从而迟滞或者延缓国家的现代化。

（三） 政党需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适应性变革

政党与现代化具有互构性，政党在对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之时，现代化事业也会对政党产生强大的构造作用。现代化事业发展得越充分，对政党的要求就越高。Dickson指出，尽管政党的核心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持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重塑，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就是政党变革的重要内容^[10]。关于现代化对政党的影响，安格鲁·帕尼比昂科强调，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等外部环境变迁是促进政党变革的主导性因素^[9]233。Albinsson则强调，现代化对政党自身状况影响的重要性^[11]。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Harmel和Janda强调，现代化对制度环境与政党自身状况均会产生影响，其中，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是潜在影响，对政党自身变化是显性影响^[12]。Katz和Mair研究了欧洲政党发展的四种形态，即“干部党—群众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政党的这四种形态是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13]。需要指出的是，政党并非总能成功地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政党的得票率、执政威望、政策执行能力等经常会呈现衰微之势。于是，推进政党由传统理念向现代理念转变，以实现政党现代化转型的“政党再造”理论便应运而生。

综上可知，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之间存在着紧密且复杂的关联，先发国家一般强调“社会”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强大的政党的领导。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从边缘性的政治力量逐步成长为主导中国社会的权力和组织中轴的过程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遵循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政党领导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如中国共产党开创和领导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并且在这一事业推进的过程中进行了适应性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如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浓厚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系统观念使得并联式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得以行稳致远。

二、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过程做了系统梳理。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外来现代化压力作出的反应，也是中国人民孜孜探索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作用最大。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具有鲜明的政党逻辑。

（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

鸦片战争爆发后，摆脱严峻的民族危机与缩小同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难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命题开始萌芽。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等思想均是中国想要实现现代化的早期表达。但是，上述思想均带有很强的向西方学习的色彩，并且在严峻民族危机的背景下，这些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4]。

真正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摆脱落后和贫困，必须“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四个现代化”进一步被规范为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着党的社会主义探索步入曲折，“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日益置后。改革开放开启后，现代化概念重新被激活并且被界定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5]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起初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此后，现代化建设布局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概念，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其简化为“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中国共产党对命题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历程，遵循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逻辑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品质。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崇高目标转化为阶段性、可操作的现实行动的具体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高度契合，保证了其实践推动与接续发展。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与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走上现代化最重要的政治前提。罗斯托指出，“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是国家现代化起飞的关键因素^[16]。民族国家如果不实现独立，就不可能获得本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发展的条件，也无法形成强大的能够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公共权力。布莱克甚至指出，“一个社会在近代是自主统治还是经受了相当长的一个殖民统治”与该国的现代化模式紧密相关^[17]。

近代中国要开启和推动现代化事业，最重要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洋务运动派、戊戌变法派、辛亥革命派、新文化运动派、南京国民政府均做出了努力，但皆以失败告终。

真正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中国共产党构建了科学的民主革命理论。早在党的二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基本纲领，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此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和阶段性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路线方针。1939—1940年，毛泽东先后完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形成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核心要义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8]，为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科学方针。其次，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成功的民主革命道路，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后，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自我革命而成为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根基，以组织建设为重点，以作风建设为抓手，不断推动自我革命而锻造成为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庞大的统一战线以及构建了强大的民意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 中国共产党推进治国理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原则，通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积累了宝贵经验，做好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规划，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其他制度为重要内容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同时，通过迅速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2]28-30。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推进和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随着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三、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逻辑

无论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是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均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符合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且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区别于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迥异于经典现代化理论，具有崭新的内容；不同于串联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与中国共产党的特质紧密相关。

（一）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就性质来说，现代化可以分为资本主导的现代化与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性质与执政党的价值取向往往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首先，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崇拜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20]习近平也强调：“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2]59针对一些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相混淆的错误认知，习近平明确指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21]251

其次，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方面，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珍视人民群众在现代化鲜活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基层经验皆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被吸纳为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始终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工作的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皆是典型代表。

最后，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激活“资本的文明面”。资本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价值增殖的客观存在，它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贫富分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要引入资本。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22]；另一方面，要为资本作用的发挥设置底线，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23]党的二十大也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1]25

（二） 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内容

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4]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会学习先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或地区均借鉴了英美现代化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则是秉持独立自主原则，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且赋予了现代化崭新内容。

首先，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2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改变国内贫穷落后的面貌，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发现了苏联模式的问题，明确指出，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尤其要注意“以苏为鉴”^[26]。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走自己的道路”^[27]。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1]344由此，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其次，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在各个层面都呈现出新内涵。在政治建设方面，经典现代化关注选举的程序性，中国式现代化则强调选举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在文化建设方面，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中国式现代化则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教育的“四为”功效；在社会建设方面，经典现代化强调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中国式现代化则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

最后，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国家在强大政党的领导下，立足国际和平合作，经过艰苦探索独立自主走出的迥异于欧美现代化、苏联现代化的现代化成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294。

（三） 中国共产党的系统观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赶超式现代化模式，具有时空压缩、并列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在多个层面（器物、制度、观念等）和多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同时展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其他国家上百年乃至数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以往不同时间、不同空间遇到的现代化难题，往往在中国会凝聚式出现。

中国共产党的系统观念与全局思维，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首先，中国共产党具有用系统观念指导现代化事业的自觉。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的五对经济关系和五对政治关系做了总体思考与深刻分析^[28]。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围绕改革发展与稳定、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二对重大关系做了系统阐释。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2]230-235

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战略安排与阶段目标相结合，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就战略安排而言，中国共产党根据现代化的实践和对现代化事业认识的深化，先后提出了“两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新三步走”战略、新时代“两个阶段安排”战略，对现代化目标任务的界定越来越明晰，对完成目标始终坚毅笃定；就阶段目标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编制与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专门领域的发展战略，使各个阶段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有机融合、战略安排有机衔接。

最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磅礴建设力量。就建设主体而言，通过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汇集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就动力机制而言，充分发挥了公共权力与资本力量相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协同动力机制。

四、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变革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是双向互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适应性变革。

（一） 将中国式现代化融入治国理政方略，凝聚全国人民奋斗力量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融入治国理政方略，通过开展主题教育，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凝聚现代化共识。

首先，将中国式现代化融入治国理政方略。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写入党章，并在1978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奋斗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把实现现代化放在重要位置。党的十二大报告将题目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大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写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六大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党的十九大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写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其次，开展主题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开展主题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凝聚共识、推进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先后开展了12次主题教育，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均有效推动了党员干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发作为。

最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一方面，通过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话语等方式，增强群众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积极稳妥地吸收新鲜、优秀血液加入党组织，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二）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升自身能力建设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执政党的自身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完善党建布局、加强机构建设等举措，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建设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首先，与时俱进地调整党的建设目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的八大明确了党的建设的历史方位，即“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党的十二大设定的党的建设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党建设成“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提出，党的建设目标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命题。

其次，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建设布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布局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党的十四大纳入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纳入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九大纳入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加强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建设总布局。

再次，完善党的机构职能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对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都提出了新要求，完善党的机构职能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设立便是其中的典型。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设立是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策，是党中央针对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和社会治理多元化、离散化状况而设立的机构，旨在加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引领，重塑党和社会的关系。

复次，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党的活力的源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开展“三会一课”、主题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党员的培训。另一方面，发展党员严把入口，疏通出口。例如，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明确规定：“发展党员工作应当……，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禁止突击发展，反对‘关门主义’。”^[29]

最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一方面，构建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以部委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构建内部驱动的、系统的自我纠错机制，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腐败治理制度。

（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涵盖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个人等各个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连接各个群体、各个领域的中心力量与关键环节，应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执政水平。

首先，与时俱进更新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指执政主体对执政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包括执政价值、执政合法性、执政效能三个层面，分别解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执政来源如何”“执政效果如何”三个问题。就执政价值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基本理念，从“为人民服务”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追求与价值取向；就执政合法性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国家”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实现了执政合法性来源的现代建构；就执政效能而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命题，特别提出要形成科学、系统、完备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强化执政效能。

其次，在执政体制方面，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加强总揽全局的能力，做到全面领导、系统领导和整体领导。在具体制度方面，一是实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通过科学合理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以统筹同一领域的重大工作，强化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二是在重要领域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如设立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这是关于党和国家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顶层设计的议事协调机构；三是强化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完善地方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实施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强化请示报告、政治监督、政治巡视等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特别注重发挥各方面、各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共产党支持人大、政府、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军队、工会、共青团、妇联、各企事业单位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最后，在执政方式方面，建构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其核心要义是要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在科学执政方面，规范决策程序，探索运用现代决策理论和科学方法，借助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信息支持系统；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在民主执政方面，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在依法执政方面，善于通过法定程序将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同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各项活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