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政党制度和治理能力备受关注。

2018年初，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这为解码“中国之治”、阐释中国政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此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广泛研究和讨论，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证案例。本研究将从重新理解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新定位出发，运用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围绕三个“新”优势着重分析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新类型、政党之间关系的新形态、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新模式，试图以此重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治理效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开拓新领域和新路径。

学界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涉及基础理论与价值理念、运行机制、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等方面，近年来，研究热点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与独特贡献。

一是在基础理论层面，一些学者较早提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例如郭尚华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2]，袁廷华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3]，肖存良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研究》也涉及相关内容^[4]。近年来，也有学者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分析领导权理论、党际合作理论、代表性理论、团结理论和治理理论等五大基础理论，从中揭示出政党自身与政党体系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理论必然性^[5]。

二是在功能价值层面，一些学者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凝聚政治共识、整合多元利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独特功能。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彰显中国智慧的制度设计，以其政治效能、共识效能、整合效能及制度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定向、善治、聚力和规范等独特而又强大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功能^[6]。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国家一体化，同时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整合多元社会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民主党派的社会代表性，吸纳多元社会力量，使政党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多元一体^[7]。

三是在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层面，一些学者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背景、运行机制、实践优势及其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比，论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特征、实践优势与光明前景^[8]。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纵向上，构建了不同于国家中心或社会中心的政治发展模式，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相承；横向上，与新型国家建设、新型民族共同体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相结合，共同推动政治文明进步，实现协同发展^[9]。也有学者指出，传统构建话语尝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与政治话语建构的机制不相适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真正拥有本土意义和比较意义的话语权，关键要处理好话语和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10]。同时，还有学者从政治学视角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渊源，运用历史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政治传播、比较政治、政治发展作为基本分析框架，从内生演进、文化基因、治理优势、话语体系、制度互鉴、制度自省等多重维度切入^[11]。

在学界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众多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功能、优势与理论基础。总的来看，当前的研究多半侧重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主要特征、功能定位以及国际比较，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鲜有论及，特别是如何运用社会科学的普通话语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如何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当代国家治理体系有机融合，正确把握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以及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方面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研究将重新审视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结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表现，探讨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互嵌互构关系，进一步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

一、 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理解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新视野

在长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具有支配地位和深远影响。然而，这些传统理论无法较好地理解中国政治，迫切需要超越和创新。例如，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倾向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抗争，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各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与参政议政形式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同承担治国理政责任，真实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对抗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多党派合作机制凸显了政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这就不仅超越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传统理论范式，而且拓展了重新理解政党作用的新视野，这就是本研究强调的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野，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嵌入政党，突出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把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扩展为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体现政党统领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特色，实现从二维到三维框架的理论跨越。

政党中心主义坚持认为，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12]。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具有明显的政党中心主义特征，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核心和主导角色，其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结合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理论，重新定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将政党视为一种治理主体，中国共产党就是执政的国家治理主体，各民主党派就是参政的国家治理主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各项体制、机制与法制，并以此重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

根据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解，政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处于中心地位。而在西方的政党学说中，政党的出现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市民社会利益分化与利益表达的产物，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不同部分为了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而进入国家体制的精英政治团体^[13]。随着现代政党政治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党不仅是一种社会利益的代表和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更是逐渐演变为一种国家治理主体，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20世纪末期卡特尔政党的出现佐证了这一普遍趋势^[14]。基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理论与新现实，政党的角色和功能需要重新认识与理解，政党不再只是在政治竞争中获胜而取得执政地位的政治组织，而是具备更多治理能力和治理责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准国家机器的性质。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创新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正是体现了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通过比较视野的理论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能够在政党学术的普遍性和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之间构建起对话的桥梁，通过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产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世界政党制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理论。在此理论视野之下，政党制度就不仅是政党之间的竞争模式，更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和互动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仅取得革命胜利、创造了国家、改造了社会，也建立和发展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解决了积贫积弱的国家困境,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成长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致力于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这一根本特征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使政党不仅是多元利益的表达者，更是全体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和国家治理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它的周围存在着具有密切关系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响应、支持和参加它的政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等理念深入人心，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主体，共产党处于执政和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广泛参与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野有助于重新理解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新定位，有助于更好把握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提升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创新。

二、 互构共享：形塑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新类型

当代西方国家正面临一系列的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等，社会撕裂严重，这种撕裂背后的根源在于面对急剧变迁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传统的西方政治体系未能作出有效调整和回应。西方政党制度作为西方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更容易导致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由于西方各国的政党根本不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而时常出现阶级矛盾的激化、族群冲突的升级和认同政治的泛滥，这些都加剧了西方的政党政治危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与西式政党制度强调代表特定阶级利益和狭隘地区利益不同的是，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始终强调政党的广泛代表性和社会整合性功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自觉承担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保障了革命根据地各个群体，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核心利益^[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旨在增进社会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人民的利益表达和政权的利益聚合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英国政治学家Barker指出的政党的功能价值，“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17]。在现代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的格局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利益代表功能和利益整合的中介机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支持，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引领，引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参政党职能，参与国家治理，坚持人民至上、保障人民利益。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人民民主的两大机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1]。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各自所联系的群体利益，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对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的性质内涵规定如下：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从根本上说，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致力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体现民主党派代表性的“一致性”，协商与合作的特点体现民主党派代表性的“多样性”，民主党派各自联系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的代表性具有进步性、广泛性，其对执政党代表性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必要补充。民主党派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既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又反映其代表成员和联系群众的利益，发挥特殊性寓于普遍性、部分性寓于整体性的利益代表功能。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不仅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更是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代表与被代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尊重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模式，呈现为一种互构共享的新类型。

第一，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引领聚合社会目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内在地蕴含“人民本位”这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目的的根本价值理念，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聚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整合资源的方式，实现共同社会价值。不同于政党间竞争对立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团结合作的党际关系结构下，在协商民主的社会利益整合方式中，能够将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意见建议反馈到政治体系，凝聚最大的社会利益共识，避免社会利益分化与激化导致的社会无序状态。

第三，人民整体利益通过政治协商过程得到有效实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由此政治协商通过内嵌于不同的组织机制来优化公共决策系统，以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政治协商过程为各民主党派政治参与构建制度化渠道，把多元社会力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内，人民群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有序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凝聚社会最广泛、最真实的社会共识，维护了社会稳定，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的稳步发展。总而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单向传导权力和信息的关系转变为多方共建、共享资源与权力的互构共享关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创新和良善治理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引领社会治理，组织社会，服务社会，推动形成互构共享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新类型。政党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理念和方法，融入社会、整合社会、组织社会，实现政党和社会的相互形塑。中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单一领导、指导为主，到政党—社会互动共生的阶段，再到互构共享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新类型，政党的作用、功能得到重新定位，政党与社会合作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这种新类型中，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担任政治领导者和社会服务者的双重角色，建立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协商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在基层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建立广泛有效的社会协商体系。林尚立指出，“国家合法垄断暴力，依此可以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引入强制，但社会不能，社会只能通过协商来把个体或单元（利益群体）为利益而采取的独立行动转变为彼此协调的行动以获得自身较高的收益或减少共同的损失”^[18]。协商民主在协调利益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提升基层社会自主治理的能力，推进公民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构建社会广泛参与政治对话的社会协商机制。

三、 互商共进：创造政党之间关系的新形态

竞争性政党体制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等政党体制类型学已经为广大学者所熟知。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中，无论是两党制国家还是多党制国家，其政党制度都表现为竞争性，政党间关系主要围绕争夺国家政权而展开，而缺乏对国家治理的关注，这往往导致政党政治的蜕化变异，政党演化为纯粹的选举组织。然而，世界政党制度多种多样，有的政党制度并不是在“竞争”与“非竞争”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协商的基础上选择“如何合作”，这种合作性的政党关系是基于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在此基础上，各个政党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治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就是非竞争性的政党关系，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协商性的政党关系新形态。相较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权力争夺导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注重多党合作与协商、合作与共赢，而非竞争与对抗，更加侧重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这种协商性的政党关系新形态体现为一种政党之间的互商共进性质。

政党制度是每个国家独特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发展的产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协商性的政党关系新形态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探索建立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要求：“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9]。这种合作理念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组织、宣传和军事等领域进行了早期协商合作，尤其是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合作最为明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宪政运动、民主政团同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等方面，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这种协商性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并直接促成“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建国过程。新政协的胜利召开正式宣布了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20]，中国特色的协商性政党合作关系逐渐确立起来。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准则，认为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但这种协商性党际关系曾经遭遇暂时性的挫折，直接影响了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到恢复发展，党的十二大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将“八字方针”适时发展为“十六字方针”，成为新时期处理党际关系的准则。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首次提出“参政党”概念，协商性的政党合作关系进入制度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出“政党协商”这一概念^[21]，有序推进政党协商，巩固和发展和谐政党关系，党际关系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协商性政党关系新形态。

在这种政党关系新形态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挥领导作用，各民主党派则作为参政党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在政治协商和重大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多党合作治理体系的结构中，尽管在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肩负的具体任务不同，但在新时代它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能够开展长期合作治理的平等政治基础，并决定了各民主党派新的功能地位与责任担当，也保证了政党间的协商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主导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各民主党派在关键时刻选择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制度安排固定下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治理体系中，这种领导与合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拥有领导地位和决策权的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具有参政议政地位和民主监督权利的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协商、共同合作，推动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虽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关系以合作与协商为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广泛存在相互监督的关系。这种监督不同于西式政党制度下政党之间的相互攻击、相互拆台和恶性争斗，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进行的民主监督，有助于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进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根据2021年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八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开展为期5年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各民主党派共有3.6万余人次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向对口省区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2400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各类报告80余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重要贡献^[22]。

四、 互嵌共治：建构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新模式

在传统西方政治发展模式中，政党通常在国家政权体系之外形成，然后经过法治化过程逐渐进入国家制度，于是常常导致“政党俘获国家”的现象，即政党通过控制国家机器实现自身利益。换句话说，政党在获得政权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延续执政地位，总是通过控制立法、影响司法、操纵选举等手段，以达到掌控国家机器、加强自身统治的目的。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政党在国家建立的权力网络中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政治精英合谋制定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由此可见西方各主流政党大都与资本寡头“难舍难分”，政党最终变成追求私利和权力的寡头集团，政党对国家机器的俘获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衡和失序。

相较而言，中国模式则有显著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通过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多党合作治国理政的形式与国家政权结构相互嵌套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国家治理的互嵌共治关系模式，有效避免了“政党俘获国家”现象的出现。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来看，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随着现代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先后在许多国家产生了政党，并形成了各具特色和纷繁复杂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政党与国家在产生方式、政治法律地位和力量对比等方面呈现不同的嵌入关系。追溯政党与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演变轨迹，大致可以总结出四类政党与国家的嵌入模式，分别为政党嵌入国家模式、国家嵌入政党模式、政党—国家互嵌模式和政党党—国家脱嵌模式。政党与国家的嵌入模式不同，政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就不同，从而对国家治理绩效也会产生显著影响^[23]。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逻辑体现在政党制度层面，形成了独特的政党与国家政权、政党与国家结构的关系，是一种政党与国家互嵌共治的新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基本成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了稳定持续的合作治理关系。

第一，新型政党制度嵌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治理国家，在领导和推动国家建设过程中政党制度逐步嵌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过程，共同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嵌入国家制度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发挥治理主体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民主党派在经济咨询、引进外资设备和技术人才等方面作出大量贡献，体现了国家治理的主体作用。据统计，到1987年仅民建和工商联合计促成中外合作项目1171项，已经签订协议的金额达到18亿美元，民革、民盟和农工党也分别引进外资1亿至3亿多美元，各民主党派参与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2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受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新型政党制度嵌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例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成员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有一定比例，在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等。

第二，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国家制度的运行和国家治理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通过政治协商将党的纲领、方针、路线和政策转化为民主党派的共识与自觉行动。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合力推动国家制度的运行和国家治理的实现，正如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25]809。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化渠道，参加国家治理，参加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的协商，在凝聚党派共识、提升决策质量和确保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民主制度若不能成功地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它是一个难以运转和脆弱的民主制度”^[2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体现的协商民主形式，与选举民主形式相互补充，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的方式推动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第三，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机统一的共治新模式。领导、合作与协商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机制和根本特征担负核心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在国家各级机构中的领导作用，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以保障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治协商创造多党合作，多党合作推动政治协商^[27]，二者都统一在党的领导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而存在。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多党合作的重要制度载体，通过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的协商、讨论、建议和批评，实现参政议政，随着人民政协逐步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

五、 总结与启示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创新过程中，本研究从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野出发，重新定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将政党视为一种国家治理主体，中国共产党就是执政的国家治理主体，各民主党派就是参政的国家治理主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各项体制、机制与法制，以此为基础重构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

从重新定义政党与政党制度出发，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特征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基础，使政党不仅是社会多元利益的表达者，更是全体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和国家治理的主导者。

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制度设计，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各方面利益、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避免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与此同时引领社会治理，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着力构建一种互构共享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新类型。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治理体系，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治理，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形成了一种互商共进的政党关系新形态。

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合作治理国家的形式与国家结构相互嵌套形成了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互嵌共治关系新模式。这种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新类型、政党之间关系的新形态、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新模式遵循了习近平强调的新型政党制度三个“新”的特点和优势，从而完整呈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创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意义层面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创新研究是比较视野的理论研究，它能够在政党学术的普遍性和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之间构建起对话的桥梁，通过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产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世界政党制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理论，为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提供学理支撑，为重构比较政治学的学术版图贡献中国智慧。从实践价值层面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创新研究能够客观地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合理性、独特性、创新性，总结成功的经验并查找实践的不足，从而为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有效指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叙事体系创新，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并重塑政党形象、增强政党认同和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