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调，党的政治建设要“抓住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1]。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深入思考、探索和实践过党的政治建设，从而形成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这是因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2]。文章研究的重点在于：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从理论上与马列主义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有哪些具体内容？目的在于探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和深层依据，以便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以体现从政治上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性和价值属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

一、 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一生中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毛泽东选集》(1~4卷)中对马列主义经典引证多达74次。他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其中就有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如他一生中一百多次通读《共产党宣言》，除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深受其影响外，他还说：“我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3]此外，毛泽东还广泛阅读《国家与革命》《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社会主义史》等著作。作为注重实践的理论家，毛泽东通常把经典文献与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相联系，在实践中思考，反对“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797。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强调领袖权威的重要作用等时，就会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情况相结合。

（一） 源自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5]这里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属性。毛泽东受其影响，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汲取了政治立场和价值准则，如“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目标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7]663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先是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内容，然后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8]391正是基于对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实践中的亲身体验，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再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和全体党员努力学习《共产党宣言》，以巩固和提高干部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高度。

（二） 源自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讲政治的思想

所谓讲政治，就是讲关系到党的根本包括目标、宗旨、方向、原则等的重大战略，讲大事、大局和党的中心工作。恩格斯说：“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9]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主要表明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列宁对这一问题阐述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0]可见，经典作家都认识到了讲政治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要讲政治，否则无法完成推翻阶级敌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经典作家进行了继承，在斗争实践中旗帜鲜明讲政治、最会讲政治，这与经典作家的论述是一致的。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毛泽东在多篇文章及讲话中都会谈到政治问题，对政治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如“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4]866。即使文艺批评也需要政治标准，毛泽东的论述反映了政治的本质、属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古田会议初步意识到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到抗日战争时他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党的政治工作是服务保证党和军队中心任务的高度。1944年4月，他在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增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11]的内容，充分说明他已经将“讲政治”当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势，将政治工作提升到革命军队生命线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中国共产党如何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依然从讲政治和加强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思考。其一，要靠中国共产党运用“讲政治”的优势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60年，他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认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必须要“讲政治”。其二，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所以，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8]449结合当时合作社的实际情况，他还指出：“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8]450同时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发展经济、促进技术进步时，政治建设能保障不偏离前进方向。总之，讲政治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习近平多次重申和强调的重要内容。“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12]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

（三） 源自经典作家关于形成领袖核心和在党内实行高度集中和铁的纪律的思想

1871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政权的首次尝试，其失败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对必要的集中重视不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公社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力挽狂澜的权威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进行过深刻总结。列宁建党学说的一大特点也是强调在党内实行高度的集中和铁的纪律。这既是俄共所处的严酷的斗争环境决定的，也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因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信任工人和贫农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的纪律，是对人非常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13]。这里强调的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以及党性政治原则，都为确立党的核心领导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反对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重要性，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团结，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源自经典作家关于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家并产生自己的理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

首先要有政党，因为“既要革命, 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4]。然后这个革命党即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家并产生自己的理论为政治服务，而且理论要与时俱进。正如1959年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5]109他身体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思考和探索，从而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不断完善。

综上可知，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这就从理论上打通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关系。

二、 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思想建设的核心与政治建设密切相关

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16]。正因为如此，刘少奇的阐述主要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路线图上的概括：“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17]330这些概括说明了毛泽东党建思想最终确立的时期，以及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包含了政治建设思想。

毛泽东建党学说最重要特色是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思想建设的核心与政治建设密切相关。毛泽东将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建的首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17]320。再加上党员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所以“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17]327，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的原因。可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党自身的实际和当时斗争环境的实际，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显著特点，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成功之道，成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而思想建设的核心是要让广大党员树立政治意识、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并朝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前进。为此，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论著中多次强调，要让中国共产党党员把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政治理想的追求同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坚定不移地进行革命。

毛泽东同时把政治上巩固作为建党目标之一。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很多论述，如他指出：“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18]611939年关于怎样巩固党的论述又进一步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19]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开始将政治上巩固中国共产党上升到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高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考和实践中，他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7]602。毛泽东之所以把政治上巩固作为建党目标之一，是因为毛泽东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没有政治上巩固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7]652。

综上可知，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提出了党的建设中的“伟大工程”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了要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切实做到‘两个务必’、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等思想，其中包含了部分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举措”^[20]。

（二） 重视“党内生活政治化”

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性。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既是基于怎样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党；也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无原则的批评等。为此，1929年12月，他在为中共红四军九大起草的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21]416-417纵观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内容和手段，主要有：其一，明确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对象和内容。要求全体党员和党员干部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列主义教育，同时明确“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7]532-533。这里，党员的思想政治化必须通过理论学习和研究，而通过研究能力高的党员去教育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7]535，而马列主义教育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基础。其二，通过“党内生活政治化”来不断强化党员的政治理想信念、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生活政治化，不但坚定了广大党员的政治信仰，而且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大大增强了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22]。这是毛泽东提出的至今仍是党的政治建设所要达到的政治局面目标。其三，通过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保证党内生活政治化。为了更好进行党内生活政治化，毛泽东从1929年古田会议开始就明确指出，政治上对党员的帮助教育作用十分重要，还要善于运用党内批评的手段和方法。在进行党内批评时特别要注意了解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23]91。总之，党内生活政治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23]92。批评要注意政治，这是保证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保证和关键。

毛泽东认为，党内政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党能否担当更大的重任，因此他十分重视要切实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占大多数。1928年6月党的六大时，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76%。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特殊的情况是党内政治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21]416针对当时“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分析这一观点来源于“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24]80。所以，要明确政治对于军事的引领作用，也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理解红军为老百姓打仗是为了完成党赋予的政治任务。而这些认识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是党内政治水平提高后的自然结果。这是因为“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24]94。关于怎样提高党内政治水平，毛泽东除了对入党新分子的条件中加上政治方面的要求，如1929年他主张新分子入党的第一条要求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4]90外，还结合红军和党内的实际情况，“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24]80。毛泽东还论述了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胜利的密切关系，对政党、政党的革命理论、政党的历史观、革命的最终胜利，梳理了明确的关系：“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7]533并主张要有计划地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如要选用政治分析材料，出政治简报，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给士兵上政治课，让他们懂得政治常识等。

可以说，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要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的问题，而且还从实践上提出了怎样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的措施。

（三） “党领导一切”，维护党中央权威

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论述。其一，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教训，毛泽东提出“政权由枪杆子中取得”，为坚定党的领导核心提供了坚实基础。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不够成熟、理论上准备不充分和斗争经验上不丰富，尽管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提出：“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25]但在跟国民党合作时则认为通过参加和帮助其进行革命，就可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没有认识到国共合作过程中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去主动掌握领导权。但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使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并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奠定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基础。其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年代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理论论述。为应对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最残酷的斗争环境，毛泽东认为更加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统一领导根据地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以克服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和最后胜利。1942年9月1日，党中央的文件有十分明确的阐述：“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26]这是关于“党领导一切”之规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意味着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工作都要进行领导。这就增强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其三，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强调，没有这个核心领导，革命与建设事业就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27]32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更加认为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的领导核心地位越来越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容和原则。1957年，在接见青年团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胜利。”^[27]303在这里，毛泽东把党的政治建设中关于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上升到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高度，就是明确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才能建设富强的新国家。其四，党是其他组织和各条战线的领导核心。1962年强调了党在各条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5]305。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最早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不但明确了党中央首脑与全党的关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全体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中所处的领导核心地位，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其他组织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条战线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论述。党的政治建设首要的是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党的领袖权威相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因此，要“反对分散主义，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8]。其一，毛泽东认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要通过加强政治纪律达到。政治纪律必须遵守，“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7]528。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党的纪律：“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7]528这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尽管在文字表述上有稍许差别，但所强调的都是“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18]337；党中央对党员个性、个性和党性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尽管“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18]341，但“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18]417。“四个服从”作为党的重要政治纪律，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其二，从看齐原则上阐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于看齐原则，毛泽东提出的看齐原则是“要向中央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了偏差就要看齐”^[18]298。毛泽东的论述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三，坚决反对宗派主义，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打通“肠梗阻”。毛泽东提出在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党内的小团体主义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很大，主要是“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和离心作用”。1941年，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指出，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无纪律、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加以整顿”^[29]374。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行为最大的危害就是对党中央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予以坚决反对。所以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划一，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4]822正是毛泽东对党的政治建设中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党的领袖权威有清醒的认识和论述，才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领袖。正如1945年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4]952，这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4]955。并准确预测了“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4]999。

所以，“党领导一切”、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容。

（四） 党的建设过程与政治方向、政治路线密切联系

毛泽东提出“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确定了中国共产党要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阐释了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坚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和在不同阶段的政治方向。其二，关于明确抗战时期的政治方向。1938年4月，毛泽东回答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学员提出的“在抗大应学习什么”的问题，主张“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29]117。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呢，毛泽东明确指出“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29]116。毛泽东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抗战时期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确立，使广大党员明确了前进方向。1939年5月，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指明：“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29]188希望抗大继续能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其三，党的政治方向确定后怎样保证贯彻执行。毛泽东对此的看法是：“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29]374可见，坚定党的正确政治方向需要严格的党的纪律做后盾来保证贯彻执行。

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过程与政治路线的密切关系。其一，这一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党要科学地制定和完善其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的基础，其内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所确定的，这其中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幼年时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7]610。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当党的政治路线偏离正确航线时就会出现错误，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7]611。结果导致了“左”倾错误的产生，致使革命出现了挫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证明这一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总之，严酷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制定和完善了政治路线，这是党的政治建设过程的重要内容。其二，党的政治建设过程还要正确处理好同另外两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7]605可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有力武器。

综上可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党的政治路线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支撑。

（五） 党的政治建设中党的干部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认为党的干部在党的政治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他赞同1934年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在不同时期也有过引用，也多次论述过党的干部的作用。例如，抗战初期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23]277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能够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群众的关键要素。党的干部之所以在党的政治建设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干部在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完成党的任务、实现党的目标、确保党的路线方针贯彻实行和坚定党的政治方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23]277。既然党的干部如此重要，就需要把培养大批新干部当成战斗任务来完成，使干部真正能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所以毛泽东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7]526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努力完成这一战斗任务。

重视和加强党的干部的政治能力建设。怎样发挥党的干部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党的干部的政治能力。所谓政治能力，主要还是能把握政治方向、具有政治远见、政治立场坚定和独立担当的能力。毛泽东在抗战之初特别强调过要培养这样有政治能力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23]277党的政治建设要想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地在党内开展下去，首先要在党的干部自身中进行落实，同时依靠党的干部坚决执行并推广。为此，毛泽东对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政治标准：“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29]60而干部政治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革命实践中、不断的政治教育中进行。

毛泽东最早重视党的事业的后继者的问题，与党的政治建设紧密相连，突出政治标准。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毛泽东开始了对党的接班人问题的思考，并在1964年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意义、条件、选拔培养途径和五条标准等。毛泽东的思考是完备的，突出政治标准且将对党忠诚老实作为重要标准等，这对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 总结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严格有序的政治组织团体，从1921年建党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目前9 000多万名党员，党的政治建设是其在任何时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变色、不变质的根本保障。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毛泽东还是新时代的习近平，党的领袖都坚持党的政治建设这一优良传统，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一套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