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意蕴是高校构建“三全育人”格局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要求。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1]习近平用“四最”高度肯定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提出了凸显劳动思想品格与教育属性的要求，为挖掘和实现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为更好地达成劳动教育知识学习、能力培养、意志锻炼、情感陶冶和价值引领等多维目标，各级部门相继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等政策文件，提出了将“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作为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2-3]。但当前劳动教育实践中却出现了某些认知失衡的现象，如对“劳动”的功能定位主要停留在物质生产层面，将劳动教育的目标局限于劳动习惯培养和劳动技能提升等实用性维度，而忽视了劳动教育鲜明的思想价值引领内涵等。“培育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4]为此，如何将价值观元素深度嵌入劳动教育的全过程，促使劳动主体在实现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实现精神生产，成为当前劳动教育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一、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意蕴

劳动教育灵活打通了课堂学习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壁垒，构建了知识学习与实践锻炼的联结机制，创设了大学生劳动实践的物质生产与自我主体建构双重属性的实现机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89在劳动中，大学生既能够生产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又能够不断超越自然属性，发现和确认“我”的社会属性，完成“我”的主体性建构。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大学生由“我”发展为“我们”，建立起“我”与他人、组织、社会和国家的价值关系坐标。通过这一坐标，大学生找准了“我”身处的历史点位，明确了“我”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把握住了“我何以是”“我往何处”和“我应何为”等映射着深刻价值意蕴的问题。

（一） 在“主我”与“客我”的对照中建构自我

劳动对象化的过程体现了大学生“主我”的客观化，并直接为其走出“骛于虚声”和“驰于空想”的囹圄提供了现实化的条件，也促进了“主我”与“客我”的有效对照。埃里克·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自我同一性的)这种一致感和连续性必须归因于自我(ego)的工作，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内部机构能完成这种贯穿于儿童期的有意义的认同作用的选择性任务，完成对于在同一感中达到顶点的自我意象的逐渐整合的任务。”^[6]按照这一观点，个体的成长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探索和实现自我的同一性，即构建需要、情感、态度、价值观与人生目标相一致的人格框架的过程，但个体同一性的实现不可能完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而必须立足于生动的生产实践。对于精神发展与生产实践之间的交织关系，马克思形象地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7]161“主我”只有面向实践，投射到社会生活之中，才能不断与“客我”相互磨合与趋近。大学生无论是从事日常生活劳动还是学科专业劳动，其实质都是将自我的立场态度、思想认知和价值体系对象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更加能够感受到自我在认知、思想和能力等方面的局限与缺陷，增强自我建构的主动性，即既要不断调整和发展“主我”，剔除“主我”中的短视与自私，又要协调好“主我”与“客我”之间的适配。健康的自我，正是大学生建构和形成科学价值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二） 在“我”与“他者”的互动中明确社会角色

大学生通过劳动不断拓宽人际交往的空间，在社会参与中确认和发展社会角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135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现实规定性，表征着“我是谁”的本质属性，在个体维度上，直接表现为“我”从孤立走向群体的过程。个体只有融入社会生活，与他人建立和拓展社会关系，才能表现和确证“我”的存在及意义。劳动为个体自我表达和延伸社会性创造了可能。人类劳动的形态和功能虽然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演化发展，但是始终浸润着社会性与协作性。将劳动置于社会发展的视域中就会发现，单一劳动在形式上或许具有独立性，但在内容和目标上却始终与“他者”保持着深度的互动联系。通过劳动，人类不断丰富和扩大社会关系，在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中明确“我”在历史时间轴中的定位。进言之，劳动为大学生从狭窄的课堂空间走向丰富的生活世界，扩展与“他者”的联系提供了现实化的手段。劳动将“我”以原点式的形式置于丰富的社会图景和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并通过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方式，为大学生串联起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的价值发展线索。《指导纲要》也提出劳动教育的性质定位应当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3]。大学生应在劳动场景中不断建立和深化“我”与“他者”的社会关系，确认和框定“我”的社会角色。

（三） 在“我”与社会的联结中定位价值坐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观点，价值的表达和实现取决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与对象性。大学生无论是形成价值尺度还是定位价值坐标，都是“我”与“他者”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深刻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8]244劳动的相互性为大学生定位价值坐标提供了参照机制。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体现着鲜明的“学校色彩”，对于“我”与国家和民族的深刻联系缺少深刻生动的实践体悟。“个体是社会的存在物。”^[5]80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必须引导其将“我”与国家和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强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入感；强化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引导其将报效国家、奉献社会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与目标，筑牢其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思想基础。劳动教育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深入生产实践的一线，直观感受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盛景，明确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进而深刻思考自身如何投身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业中。如此，便为大学生指明和划定了担当国家和民族发展历史使命的方向与内容。一言以蔽之，劳动教育加强了大学生与国家和民族的深度联系，引导其不断破除“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价值狭隘性，去实现自我价值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内在统一性。

二、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偏失

劳动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表征和深化着人类的本质，促使人们超越自然生命，不断延伸和发展精神生命。习近平通过“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和“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9]等重要论述，对劳动的历史地位予以了高度肯定，彰显了劳动鲜明的价值导向。近年来，各高校不断通过劳动教育促使大学生从“书斋”走向社会，在服务奉献社会中成人成才。在机制层面，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学校- 家庭”的劳动教育合力逐渐形成，但在价值引领方面依然存在着理念与意识相对欠缺等问题，难以从“术”的层面提升至“道”的层面来进行引领。

（一） 部分大学生在劳动参与中衍生出功利主义倾向

“作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劳动应当是自由自觉的。”^[10]劳动教育应凸显大学生的内生性和自觉性，体现其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与意志。“在劳动教育中要注重鼓励学生利用知识、技能、工具、设备等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使其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社会责任，增强奉献意识。”^[11]但当前部分高校教育中却衍生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劳动为分数所负累。为推动劳动教育的规范化与常态化，如上文所述，国家各级部门相继出台了《意见》和《指导纲要》等系列文件，为劳动教育保驾护航。此外，《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强过程性评价，将参与劳动教育课程学习和实践情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12]将劳动教育量化和课程化的做法，有效地保证了大学生参与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也诱生了部分大学生的错误认识，即倒置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新的分数异化。部分大学生参与劳动的初心不是出于服务或者奉献，而是着眼于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不是以利“他”为取舍，而是关注“我”在劳动中如何受益获利，陷入了“任务式劳动”或“功利式劳动”的窘境。毋庸讳言，当前部分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和专业劳动中态度冷漠，功利化地将劳动等同于“捞学分”或“捞利益”，背离了劳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本真属性。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而此时却被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所捆绑，衍化为控制大学生的异己力量，不但不能强化其价值理性，反而弱化了“劳动教育”的育人意蕴。

（二） 部分大学生仅注重劳动技能培养而忽视劳动精神培育

“广义劳动教育的内涵：一是作为德育内容的劳动教育；二是作为‘五育’之一的劳动技术教育(综合技术教育)；三是作为实现育人目标重要途径的劳动活动。”^[13]劳动教育内涵的多元化决定了其功能的多重性，既包括促进劳动技能提升，又包括深层次的劳动价值观培育。劳动技能提升相较于劳动价值观培育，具有直观感受性，更能引起学校、家庭、社会和学生的关注。依托劳动手段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当是劳动教育价值目标的应有之义，但将这一价值目标局限于劳动技术层面，实则是将其庸俗化和狭窄化。“劳动教育的核心是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14]劳动教育的目标应当重点聚焦于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1]的思想观念，明确其自身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定位，进而确立奋斗的方向与目标。如若大学生将劳动教育局限于劳动技术层面，将会严重遮蔽劳动教育本真的价值意蕴。

（三） 部分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价值认知模糊

劳动教育通过引导大学生利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手段，既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又不断塑造和建构科学的价值观念。但是，由于受到不良物质化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将劳动教育等级化的现象，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对立起来。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偏颇观点，简单机械地将劳动“等级化”，衍生出了歧视体力劳动的现象，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价值。大学生以“骄子”自居，在劳动中拈轻怕重、互相推诿，甚至幻想不劳而获，这直接影响了大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形成。为此，“要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劳动实践，体验劳动的艰辛，使学生更加直观、深刻地体会劳动人民的伟大，从而形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爱惜劳动成果、吃苦耐劳的美德”^[15]。《意见》提出“以体力劳动为主”^[2]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要引导学生在“亲历劳动”的过程中养成积极、正向的劳动精神。而部分大学生对体力劳动的排斥，实质就是对积极、正向的劳动精神的边缘化与疏离化。为此，如何发挥好劳动的育人价值导向，促使大学生在劳动中锤炼高尚品格、磨炼顽强意志、塑造健全人格，成为当前劳动教育面临的一道难题。

三、 大学生劳动教育中价值引领的实现

劳动教育不仅能够引导大学生主动承担起物质资料生产的责任，而且能够促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完成价值生产。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直观自身。”^[5]54劳动为个体实现“我”与社会关系的多重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成为服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生动实践。那么，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促进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应当是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所在。大学生劳动教育回归“育人”的旨归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聚焦于培养大学生的能力素养，又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濡染大学生的身心行为，引导其在劳动中实现增能、明理和崇德的协同发展。

（一） 提高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思想认识

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关键在于提升大学生劳动过程中的价值自觉。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9-10为此，要在认识层面为大学生解答好“何谓劳动”“为何劳动”以及“劳动何为”等问题，促使其从无意识转向自觉自为。一方面，要讲清楚劳动利他与利己的一致性。习近平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16]该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劳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关系。劳动的价值取向具有多维性：劳动既要凸显服务他人、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利他属性，又要表现出提升劳动技能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利己属性。近年来，“佛系”“躺平”“摆烂”“啃老”“间隔年”和“主动失业”等现象逐渐升温，折射出部分大学生追求享乐至上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不良劳动心态。为此，要帮助大学生准确把握劳动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引导其树立从立足私域到面向公共福祉的正确劳动观念。只有平衡好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才能促使大学生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能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讲清楚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的协同性。大学生参与劳动内在交织着养成劳动技术的工具理性和建构科学劳动精神的价值理性等多重价值意蕴。高校要积极破除将劳动的价值目标局限于提高劳动技能这一工具理性层面的观念，避免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之间的割裂。大学生只有深刻认识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协同性，在思想层面确定依靠劳动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理想的意图”，才能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参与到劳动实践之中，不断积攒“理想的力量”。

（二） 将价值引领贯穿于大学生日常劳动实践之中

大学生的日常劳动实践呈现着生活化、便捷化和常态化等特点，不仅是锻炼大学生独立生活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与强化大学生树立正确思想价值观念的有效切入点。20世纪20年代末，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17]的思想，这对于今天的劳动教育依然具有启示意义。所以，应发挥好日常劳动实践的价值性与教育性，引导大学生在“半丝半缕”间体会“物力维艰”，在“一粥一饭”中思考“来之不易”。

首先，要引导大学生在亲身劳动实践中感受生活的艰难。客观地说，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在较大程度上被应试教育的思想和“唯分数论”的观念所萦绕，这导致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生活技能培养的重视程度不足，部分大学生甚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指导纲要》认为，高校劳动教育要重视“巩固良好日常生活劳动习惯”和“强化服务性劳动”^[3]。学校可以利用如宿舍内务整理、宣传栏清洁、公共场所打扫、图书馆书籍整理、食堂餐具回收和学校园林绿化养护等途径来促使大学生亲身参与劳动实践。在此过程中，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我成长过程始终浸润着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的帮助与支持，从而形成感恩意识和责任观念。另外，要在劳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正向价值引领，通过心得分享和座谈交流等形式，强化大学生的劳动体验，引导其思考如何在劳动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联结。如此，日常化的劳动实践便被赋予了鲜明的价值意蕴，促进大学生在劳动中实现增能与明德的协同性发展。

（三） 在专业劳动实践中强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力量

劳动教育价值引领的实现要不断促进专业实践与立德树人之间的融合。《意见》将“把握育人导向”^[2]作为劳动教育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劳动教育的思想性和价值性。面对当前课程思政的火热实践，劳动教育可以借助其育人效应，利用专业劳动实践培养大学生的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为解决除传统高校教育中重视理论学习而忽视实践锻炼的问题，教育部等部门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比例，即：“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不少于25%、高职高专类专业不少于50%，师范类学生教育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不少于半年。”^[18]增加专业劳动实践教学比例，其实质就是以实践育人为抓手，推动课程思政不断深化。为此，劳动教育要利用大学生实践教学的契机，增强其中的思想教育元素，实现课程思政与劳动精神教育相结合的双重效能。

首先，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将“小我”融入“大我”的劳动价值观。在实践教学中，要重点启发大学生将专业发展与国家需要联系起来，增进“专业何为”和“为何学习”等思想认识。大学生在专业劳动中确立起的鲜明的社会本位取向，事实上就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战略导向的具体化表达。其次，要引导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从“谋生”向“谋业”转变。习近平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19]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劳动者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对新时代劳动者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出了要求。为此，应帮助大学生破除将就业等同于“搞钱”和“拜金”等错误价值观念，强化其专业使命感，引导其思考如何投身于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大学生树立起“志业”的劳动使命感与责任感，不仅有助于其踏实做好本职工作，而且还能促进其自觉提升自身的专业技术技能与涵养。

（四） 形成多方主体协同的大学生劳动教育格局

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引领内在体现着“知、情、意、行”等多种机制，同时包含着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养成等多重目标，因而必须构建好多主体协同合作的劳动教育格局。2020年，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9]要引导和培育学生在劳动中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观，就必须探索“集约化路线”，培育“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合作的价值共识，有效挖掘和统筹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力量，真正形成多方主体协调互动的格局。

在校期间，要重视引导大学生在劳动中“发现自我”。为扩大劳动教育覆盖面，《意见》提出了学校“多渠道拓展实践场所”^[2]的要求。对此，高校可以与地铁站、火车站、福利院和中小学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将其作为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依托这些基地，高校可以组织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大学生在服务与创造中发现和感受自我力量，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黏性。寒暑假期间，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服务基层、建设乡村等社会实践活动，为大学生搭建较长时间从事劳动服务的平台，从而帮助大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国家和社会，建立“我”与国家民族的价值关系链条，增进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高校还可以通过“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加强与学生家庭的沟通，增强家长引导大学生从事劳动实践的自觉性。如此，劳动价值观教育就能更好地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协同起来，从而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协同的劳动教育共同体。

四、 结语

劳动作为人类本质的实践表达，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教育元素，因而必须凸显其鲜明的育人导向。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8]51发挥劳动教育的价值引航功能，必须将价值引领的主线贯穿于劳动教育的全过程；同时，大学生劳动教育中价值引领的实现是一项复杂工程，唯有统筹多层次目标，充分发挥多主体力量，挖掘多方资源，才能促进大学生劳动技术能力与劳动价值观念的双重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