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数家企业提出了自己的近地轨道(LEO)巨型通信卫星星座，旨在为地球的所有区域提供互联网卫星服务。美国SpaceX公司、英国OneWeb公司以及美国亚马逊公司都提出了自己的星座计划，通过向LEO发射成千上万颗卫星部署自己的卫星网络系统。特别是SpaceX公司，截至2020年底，已经完成上千颗卫星的部署，并已经开始提供初步的互联网服务。巨型星座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但是也对太空治理提出了诸多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超越国别和议题范畴，该理念成为中国在太空现代化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轨道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当为全人类所探索和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适用于国际太空治理。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进了联合国“UNISPACE+50”成果文件，“在和平利用外空领域实现命运共同体愿景、为全人类谋福利与利益”。这一共识是成果文件的核心理念。外空命运共同体愿景和《外空条约》确立的“探索和利用外空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和利益”等目标和宗旨一脉相承，又契合保护外空环境、促进外空活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代需要，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为在新时期加强太空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应对和平利用外空各类挑战指明了方向^[1]。

文章通过审视巨型星座发展情况，梳理现有太空治理框架，分析巨型星座发展对太空治理领域提出的挑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提出巨型星座环境下太空现代化治理领域的发展建议。

二、 巨型星座发展概况

卫星星座和大型基础设施不断发展，有多家公司宣布他们正在计划发射巨型卫星星座，为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提供互联网。例如，SpaceX公司的“星链”(Starlink)计划目前已经在LEO部署了上千颗卫星，背后也得到美国政府在政策上和经济上的护航，而“星链”的互联网服务除了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外，或将为美国军方提供关键支撑。随着巨型星座发展，将发射越来越多的卫星。这将加剧地球轨道的拥挤。尽管这一进展带来了技术发展、私人倡议和商业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轨道拥挤、空间碎片增多、特定频段拥挤、频率干扰等问题，给政府、机构和私营参与者带来了监管、法律和技术方面的挑战。

（一） 巨型星座的部署态势

20世纪90年代，卫星星座得到了发展，以形成能够提供全球个人通信系统的相互连接的卫星网络。它们通常部署在低地球轨道，且部署在相互联系的非同步编队中，卫星位置变化与地球形成一个移动的星座，围绕地球旋转，并在用户和/或地面站之间来回传递信息。其想法是将这些星座发射到较低的轨道高度，从而提高信号质量，减少传输时间延迟，并减少对推进系统功率的要求。由于LEO卫星较低的高度缩短了它们运行的轨迹，因此，需要将它们部署在一个星座内的多个轨道平面内，实现全球覆盖。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雄心勃勃、具有开创性的星座计划大多没能实现它们的目标，以失败告终。

将近20年后，许多企业家又以新技术为基础，重新提出了构建数百甚至成千上万颗卫星星座的想法，利用这些新技术可以制造出更小、更轻、更便宜，且性能具备的卫星。2014年以来，多家公司宣布了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LEO部署数千万颗互联网服务的星座。这些星座能够连接尚未覆盖宽带基础设施的不发达地区，为这些地区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LEO卫星星座的商业模式和服务非常具有发展前景，其决定性因素是连接的价格，就像全球互联网覆盖或物联网一样。由此，20世纪90年代发射的星座将被第二代卫星星座取代。LEO卫星似乎已重新成为卫星通信的新模式，而通过非同步卫星轨道传输的全球宽带互联网是商业航天领域的下一个新兴能力。国际上低轨移动通信星座快速发展掀起了新一轮的太空经济浪潮，互联网巨头公司纷纷加入其中，竞相争夺卫星互联网的风口，抢占空间资源。以“星链”“OneWeb”为代表的巨型星座快速迭代、创新发展，引发了通信基础设施的一场变革，并提出致力于实现为全球提供网络通信服务的宏大愿景。这些拥有现代低成本技术和更好架构的“新航天”计划可能会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挑战已经建立的空间服务提供商，这将改变现有商业空间服务的经济模式。2015年，SpaceX公司提出“星链”计划，拟发射上万颗卫星到LEO，构建一个巨型的三层卫星网络。这三层分别位于距离地面340 km，550 km和1 150 km的轨道上，最终构成一个巨大的星座，提供覆盖全球的全天候、高速率、低成本卫星互联网服务。SpaceX公司最近提交的文件显示，“星链”卫星总量达到约4.2万颗^[2]。2015年，OneWeb公司宣布其星座将由1 600颗卫星组成，但此后出于节省支出成本的目的将卫星总数降至650颗^[3]。当下，在公司破产的同时还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申请发射约4.8万颗卫星^[4]。亚马逊的星座计划发射3 000多颗卫星。此外，其他国家也在着眼于开发类似的星座。

（二） 美国政府为其巨型星座发展顺畅道路

1.  FCC简化小卫星商业运营许可证办理流程

2020年8月，FCC发布的关于《简化小卫星商业运营许可证办理流程》正式生效^[5]。新规旨在加快小卫星商用许可证的办理流程，并降低相关办理费用。新规实施后将以更为顺畅、简化的方式处理原本按照FCC规则第25部分下的传统申请办理。该规则的目的是使任务较短、频谱适用强度较低、产生轨道碎片风险较小的卫星能够在简化、负担较少的基础上获得许可。小型卫星申请者现在有了灵活的替代程序，减少了监管程序的行政和财务负担。FCC的新规直接有效地解决了快速增长的细分市场，同时保护了传统的非地球静止轨道(NGSO)和地球静止轨道(GSO)卫星运营商。

2.  SpaceX公司获得巨额政府补贴

2020年12月7日，SpaceX公司在FCC农村数字机会基金(Rural Digital Opportunity Fund，RDOF)第一轮92亿美元宽带补贴中赢得了其中8.855亿美元，SpaceX公司是180家中标公司中最大的中标公司之一，将为美国35个州、64.2万个地点提供服务。FCC将在未来10年为RDOF拨款92亿美元，以资助中标企业为美国农村地区520万户无人服务的家庭和企业提供宽带服务。具备第一轮基金补贴资格的三家卫星供应商分别是SpaceX公司、Hughes网络系统公司和ViaSat公司，后两者均为在GSO卫星运营商，最终Hughes网络系统公司获得127万元的补贴，而ViaSat公司最终未获得补贴^[6]。从补贴最终结果上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LEO巨型互联网星座的支持力度，通过政府支持，SpaceX公司可获得财政支持、稳定的客户，并保障未来的营收来源。

3.  “星链”服务将为美国军方所用

“星链”计划致力于提供商业互联网服务的同时，也将为美国军方所用，其第一批客户包括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向“星链”计划投资2 800万美元，以评估“星链”卫星网络在军事平台的表现，增强多域作战能力^[7]。美国陆军将试验利用“星链”宽带星座在各军事网络间传输数据，美国陆军与SpaceX公司签署一项名为CRADA的合作研发协议，该项目将由作战能力发展司令部的C5ISR中心监管，美国陆军将用三年的实践对这项服务进行试验^[8]。美国陆军以此试图满足战场上不断增长的连通性需求。此外，SpaceX公司将填补美国军方在北极地区的通信缺口，美国北美司令部在2021年财政预算中申请国会拨款1.3亿美元，用以开发OneWeb公司和SpaceX公司的卫星星座能力，为北极地区的作战平台、作战设施和作战战斗机提供可靠的通信连接^[9]。

（三） 巨型星座快速发展带来的主要问题

1.  空间碎片激增

巨型卫星星座可能对LEO空间碎片数量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危及未来的外层空间的活动^[10]。LEO星座中卫星数量巨大，容易受到撞击的影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教授Kessler^[11]在1978年定义的凯斯勒综合征(Kessler Syndrome)预测，这类撞击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产生越来越小的无法追踪的碎片，堵塞地球周围的外层空间轨道。根据这一理论，大的物体相撞，并把它们打碎成更小的物体。这些小碎片继续撞击，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产生数十亿计小得无法追踪的碎片。当碎片与以相反方向绕地球旋转的卫星相遇时，这使得正面碰撞成为可能，具有更高的碰撞速度和更大的碰撞概率。2019年9月，SpaceX公司的“星链44”与欧洲航天局“风神”气象卫星引发碰撞风险，欧洲航天局采取紧急避碰机动，避免了两颗卫星发生碰撞^[12]。

2.  频率轨位资源大量占用

空间频率轨道资源是有限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代LEO卫星星座出现时，FCC就判断，低地球轨道没有足够的频谱可供所有申请者使用。国际上，空间频率轨道资源主要在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框架下进行申报、协调和使用，由于各种原因，现有相应规则对于低轨巨型小卫星星座部署来说，协调规则尚待完善，尤其是“先到先得”有时未能很好地兼顾公平原则，当某一“先行者”率先展开巨型星座全球部署之后，对于“后来者”则很难通过常规的申报协调程序分到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低轨巨型小卫星星座频率轨道资源争夺，加剧了频率轨道资源的稀缺程度，将更加严重影响到空间频率轨道资源的合理利用。

3.  对天文观测产生严重影响

“星链”计划共计发射40 000多颗卫星，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虽然截至2020年底，“星链”刚刚部署了千颗卫星，已然对天文观测带来了肉眼可见的不利影响，更不要说卫星数量增加40倍以后。LEO卫星数量激增会对地面光学和射电天文观测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容易对光学观测带来数据污染，限制激光自适应光学的应用，还会通过射电频率干扰影响射电观测。为了回应天文学家的抗议，SpaceX公司决定为“星链”卫星装“遮阳伞”，降低卫星亮度，以减小对天文观测的干扰。目前，SpaceX公司降低“星链”卫星反射率的尝试正在进行，但还没有达到天文学家所要求的程度。根据近期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带有抗反射涂层的“星链”卫星的亮度只降低到标准要求的一半^[13]。这些被称为“变暗”的卫星，也会继续对其他波长的光造成干扰。“星链”除了对依靠可见光和红外光来观察太空的望远镜带来特别的干扰，还会对搜索潜在危险的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项目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总而言之，天文研究者提出唯有减少或停止发展这些低轨巨型星座才有可能实现对天文研究的零影响^[14]。

三、 巨型星座环境下主要问题的国际太空治理框架

以《外空条约》为代表的联合国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各项条约为空间活动提供法律基础，也同样适用于巨型小卫星星座，特别地，太空是“全人类”的领域，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要考虑到“全人类”的利益。而对于巨型星座发展的主要治理问题具体还包括频轨资源管理、空间碎片减缓等问题，经过发展各自形成了相适应的治理框架，而现有治理框架仍存在漏洞，亟需发展完善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巨型星座环境。

（一） 国际空间法基础

联合国关于利用外层空间的各项条约提供了一个与所有空间活动有关的全球法律框架。对于使用和探索外层空间，《外空条约》是联合国条约的核心，是外层空间的“宪章”。其第1条规定，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应是全人类的领域。它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强调了《外空条约》的目标，即在利用和探索外层空间时应考虑到全人类的利益，而不应歧视非航天国家，所有国家合作和平等利用外层空间。第6条规定，缔约国应对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开展的国家外层空间活动承担国际责任。而《责任公约》第1条规定了空间物体包括空间物体的组件以及其运载火箭及其零件。无论是大型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还是LEO卫星星座中的一颗小卫星，都属于“空间物体”的定义。

《外空条约》起草了超过50年，而巨型星座是当前发展的新问题。虽然以《外空条约》为核心的联合国关于利用外空的各项条约并不直接解决当前巨型星座的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框架。由于《外空条约》只针对缔约国，当前巨型星座的私营参与者逐渐增多，形势与《外空条约》起草的时代大有不同，需要更加灵活的治理框架以解决巨型星座发展问题。

（二） 巨型星座环境下的轨道位置和频率管理问题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联合国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和电信界最具权威的标准制定机构之一，是世界各国政府或其电信主管部门之间协调电信事务的国际组织，对于卫星轨道位置与频率管理发挥重要作用。其宗旨是维持和扩大国际合作以改进并合理地使用电信资源，促进电信技术、设施的更新、发展和有效利用，提高电信业务的效率，尽量使公众普遍利用，协调各国行动。ITU的通信局负责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包括使用对GSO、NGSO和其他卫星轨道的业务，合理、公平、有效和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谱，开展技术研究，以及通过无线电通信问题的建议书等工作，在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的管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ITU对于GSO的管理存在着一种双重、平行的机制，反映了ITU公约第44条描述的效率和公平利用的原则。实践中，该机制将GSO频谱轨道分配过程分为两组：规划分配和非规划(或协调)分配。规划分配的程序遵循公平进入的原则，将预先划分出的频率和轨道资源分配给各个成员国，使得各成员国在想要使用该无线电频率资源时即可使用。而协调分配追求有效的分配和利用的原则，实行“先到先得”，即先向ITU登记的网络地位优先，具有优先使用权。

对于近来快速发展的LEO巨型卫星星座，NGSO相关的频谱指配目前只有协调的程序，因此只在先到先得的基础上^[15]。整体机制是以GSO为中心的。NGSO卫星不得损害GSO传输。当前分配程序冲突和辩论的结果完全由GSO的使用引起的，公平获得的原则只适用于GSO，而不是NGSO。公平获取的原则是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国家，不论是否是航天国家，都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进入空间并获得卫星通信所需的频谱，而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或受到干扰。该原则是ITU公约第44条的一部分。然而越来越多的卫星发射，特别是作为NGSO(巨型)星座一部分，LEO日益拥挤，那么将使后来者以及众多非航天国家无法进入。

ITU的无线电规则(RR)中规定了协调适用频率的严格程序。主要步骤包括：预先公布信息(API)；同其他国家协调；在国际频率总登记册(MIFR)内通知和记录特定的频率。针对一个卫星星座有多颗卫星组成，通常使用几个频率，并在不同时发射，这就提出了对于星座何时通知使用频率的问题，什么时候卫星网络有资格投入使用(BIU)。规定的不明确会导致频谱囤积。基于此，为了防止频谱囤积，2019年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决定在RR的11.44C中增加有关NGSO卫星系统频率指配投入使用的定义^[16]，以避免只要发射和运行一颗卫星就能启用一个卫星星座。此外，为了对卫星星座部署进行更多的监督，WRC-19对RR进行修订，采用一种新的基于里程碑方法的卫星星座监管机制，在7年规则期结束后，将会有一系列以特定年份为间隔的里程碑。每一个里程碑都需要根据系统通知的规模在一个或多个通知的轨道平面上部署一定百分比的卫星，并具有频率发射或接收能力。如果申请文件符合或超过适用的里程碑要求，其在总登记册内所记录的分配的特征(有关组成系统的卫星数目)将保持不变。未能达到这一里程碑将会造成监管方面的后果，如对主登记册中记录的系统中与实际部署数有关的卫星数目(所谓部署因素)作向下调整。此外，还将对已经提交或通知的卫星星座可采取过渡性措施^[16]。

（三） 巨型星座环境下的空间碎片减缓问题

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国际标准组织、机构间组织，甚至联合国都发布了空间碎片减缓的相关规则。在这些不同的组织中，它们的处理方法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强调同样的优先事项，尽管在提出的具体建议上有一些变化和发展。

最早的空间碎片减缓指导方针是1995年NASA首次发布的《安全标准》(NSS 1740.14)。虽然《安全标准》只适用于NASA自己的项目，但这项早期工作为世界各地其他组织的碎片减缓政策提供了先例和基础。2012年，NASA又更新了自己的标准《轨道碎片限制程序》(STD-8719.14A)。比较先后两个版本的标准，最重要的变化是寿命末期处置(PMD)可靠性从0.99放宽至0.90，以及为了保持对退役资产的控制而在钝化时间上的推迟。

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IADC)是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该组织由13个成员机构，于2002年发布了其第一个《空间碎片减缓准则》，并于2007年发布了修订版。2017年发布了关于大型星座的进一步声明。IADC准则的主要特点，LEO任务处置并不利用处置轨道，而适当高的超同步轨道是处置地球同步轨道(GEO)任务的唯一选择。IADC强调了PMD可靠性的重要性，但没有指定该可靠性或再入事故风险的阈值。他们的2017年声明确实鼓励运营商缩短轨道寿命，并保留在处置阶段进行避免碰撞操作的能力，但它重申了25年的轨道寿命限制，以及在不再需要执行任务或任务后处置时的钝化。IADC无权强制实施其碎片减缓准则。然而，由于该组织的成员是来自世界上许多航天国家的政府代表，IADC减缓准则经常被引用在国家政策和许可证发放实践中，并作为讨论行业规范的参考。

2007年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以下简称“外空委”)通过了一套空间碎片减缓准则，成为受众最广泛的国际准则。除了2007年准则之外，2019年外空委通过了小组委员会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的准则。外空委的指导准则在性质上必然具有一般性的，因为制订这项准则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为各国提供相当宽泛的自由，以调整其国家实施，以适应其国内计划和行业的特殊情况。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碎片减缓领域制定了ISO 24113标准，《空间系统——空间碎片减缓要求》。现行标准是ISO于2019年发布的第3版，更新了之前于2010年和2011年发布的版本。该标准经过更新后，将联合国、IADC和其他机构制定的减少碎片目标转化为具体要求，然后可以通过将ISO 24113纳入卫星和运载火箭的设计、制造和服务合同中来执行这些要求。

四、 巨型星座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太空治理的挑战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巨型星座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太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在LEO，将有成千上万颗卫星发射部署，在轨卫星数量将成倍增长，那么“先到先得”的LEO频率轨位资源的分配机制是否公平？数量巨大的卫星部署在LEO引发空间碎片问题，一旦空间碎片增加到引发连锁碰撞的程度，将损害全人类探索和利用空间的共同利益。

（一） 巨型星座快速发展下现有分配机制阻碍后来者进入

考虑到最近LEO巨型星座计划的激增，频谱和轨道位置分配过程的以GSO为中心可能不再是合理的。构成星座的成千上万的小卫星将挤满NGSO轨道，直接挑战GSO网络的商业活动，现在正是时候关注进入NGSO的监管程序，尤其是在缺乏对公平进入原则的适用。随着全球对GEO卫星需求放缓^[17]，LEO小卫星数量激增^[18]，而公平进入原则只适用于目前环绕地球运行的全部卫星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可能不适用于未来的空间经济。

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进行NGSO星座部署，并单方面受益于这些轨道和频谱，而这些轨道和频谱理应对所有人开放。后进入者最终会因为外其他国家的巨型星座的存在而受到阻碍，只能依赖这些星座提供的服务。

ITU自1998年以来承认所有的轨道，而不仅仅是GSO，都是有限的自然资源。缺少对NGSO公平准入也在某种程度背离了《外空条约》。尽管NGSO轨道的体积要大得多，但不同的轨道倾角、更远的轨道距离或轨道速度都意味着不同的发射和运行成本，从而影响商业行为和星座的效用。基于此后来者可能不会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因为所有最好的轨道早已被分配。先到先得使后来者只能申请到条件较差轨道位置。

在NGSO缺乏一个公平准入方式使一些国家和企业为了抢占资源而申请卫星星座，即使这些参与者可能没有将申请变为真正的空间系统的计划或资源。这会导致过度申请，对全球范围内所有卫星运营商的活动造成影响。

（二） 任务后25年的轨道寿命已经不能适应巨型星座的发展

迄今为止所提到的所有组织所提出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年来它们的差别很小。尽管最近商业发射活动日益增多，碎片数量急剧增长，特别是LEO，但2019年公布的《美国政府轨道碎片减缓标准做法》与NASA在1995年提出的标准非常相似。例如，任务后轨道寿命阈值为25年，这也源自对环境保护和运营商成本负担之间的“经济权衡”。随着技术进步降低了卫星制造和发射成本，再加上小卫星的激增和巨型星座的发展，对轨道环境进行更严格监管的需求日益增加，这种基本的经济权衡需要改变。

（三） 低轨航天器的任务末期脱轨率成为重大挑战

基于假设LEO物体星座数量可能增加近100%，LEO质量可能增加90%，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IADC)成员开展了大型LEO星座部署对空间碎片环境长期演化的影响研究^[19]。这些分析表明，对于一个大型LEO星座来说，维持可接受的环境可持续性的一个主要标准是根据现有的碎片缓减准则的任务后处置可靠性。可靠性应该超过90%。在过去的25年里，目前符合要求的低轨道航天器需寿命末期脱轨率没有达到20%^[20]。因此，达到90%的处置可靠性是一个重大挑战。

五、 思考与建议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太空现代化治理观出发，巨型星座的发展应考虑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有国家均有探索和利用近地轨道的权利，其资源不应该只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此外，碎片减缓问题也对太空治理构成了关键威胁，巨型星座的碎片挑战在于急剧增长的在轨卫星数量，如果在小卫星在任务后不能及时处理离开轨道，将会带来急剧增加的空间碎片。因此，负责任的寿命末期处置措施在巨型卫星星座环境下促进有效太空治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一） 开启对LEO“公平进入”原则适用性的探讨

巨型星座的发展使人们对低地球轨道的拥挤日益担忧，现在应该提出对现有体制进行优化。巨型低轨卫星星座的部署，极大增加了后来者进入轨道的难度和成本。太空是全人类的领地，有必要开启对“公平进入”的探讨。同时，就此问题也有必要保持谨慎：做得过头可能会扼杀新兴的新航天事业，如宽带巨型星座，结果可能对全球商业航天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不发起严肃的讨论可能意味着让那些有能力的国家或某些企业对资源的过度申请而缺少有效利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能是对《外空条约》及其原则的有益提醒，也是在巨型星座时代重新定义公平准入含义的积极的第一步。

（二） 应协调各利益相关方推进有利于寿命末期标准的广泛采用

虽然卫星星座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它们也会加剧空间碎片相关的挑战，特别是在小卫星星座出现的情况下。因此，必须为如此大量的卫星设想寿命末期处置活动。应在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国际协调以鼓励广泛采用新的寿命末期标准，包括政府及监管机构、商业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每一类利益相关方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将行为规范向更负责任的方向转变的最有效方法，可能是以互补的方式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同时也可建立寿命末期标准执行的评级机制，根据一系列指标对任务进行评估，进行环境评级，鼓励推进寿命末期执行的最佳实践。轨道环境是一种共享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宝贵而脆弱的环境。要避免太空中出现“公地悲剧”，最终需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全球协调，并将重点放在创建和采用更可持续的太空硬件处置标准上。

（三） 以空间交通管理促进巨型星座环境下的太空治理

空间交通管理的重要性得到了空间领域发展的普遍认同，它能有效促进安全进入太空，支持空间的可持续利用。特别是，巨型星座的发展在未来几年内对太空碎片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增加在轨碰撞风险和引发凯斯勒综合征，以及频率干扰等影响。此外，在LEO卫星低于700 km高度，容易受到空间天气的影响，而空间天气会对卫星的运行能力产生巨大影响，会使LEO卫星面临严重损坏。这些都是空间交通管理成为必需。而随着LEO卫星在轨空间物体的快速增多，碰撞风险日益增大引发国际社会对空间交通管理的关注。空间交通管理将成为维护空间活动秩序，促进空间可持续的方法。巨型星座发展带来的太空治理问题不能依靠单一主体解决，需要协调政府、工业界，特别是这些巨型星座的运营商们通力配合，在空间交通管理的框架下，进行合作和数据共享，并建立国际公共和私营伙伴关系促进创新技术发展，建立协调机制，加强空间交通管理各个方面的发展。未来，空间交通管理可能以多种方式促进太空现代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