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50%^[1]。为缓解当前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需要在大力发展原有养老方式基础上拓展新型养老模式。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中提出，要培养养老志愿者队伍，加快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探索“时间银行”等做法^[2]。“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以下简称“时间银行”)是指通过低龄老年人或年轻志愿者为高龄老年人服务的方式来实现代际内或代际间的供养；同时，志愿者服务时间以类似积分的形式被储存下来，在未来自身需要帮助时提取以换取他人的服务。因此，“时间银行”又被称为“时间储蓄”。相较于国外，目前，中国的“时间银行”尚处于发展探索阶段，发展方式较为粗放，运行范围较小，主要运行模式为政府主导，依托社区或街道并联合志愿服务组织，为高龄、独居或失能老年人提供服务；通常由老年人或其亲属向“时间银行”服务平台发布服务需求信息，然后由志愿者接单来进行供需匹配，服务结束后志愿者的服务时长就会被累计起来，在未来用于兑换、继承或转让。在实践过程中，各地也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时间银行”服务平台运营状况进行了运营模式创新。例如，广州市南沙区委组织部与南沙“时间银行”公益项目合作，在全区建设党员“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平台。该平台从群众需求出发，倾听民众心声、反映群众愿望、关爱群众疾苦，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党员注册、组织培训以及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开展各类服务和活动，截至2021年7月底，该平台注册会员达115 407人，平台上已发布各类微心愿需求和社区活动任务13.89万个，完成服务承接7.3万个，发展志愿队伍254支，对接企(事)业单位128个、社会组织276个，引导组织社会资源开展社区活动4 018场，服务人次超过62万，该平台已成为南沙区“三社联动”有效运行的载体^[3]。2021年，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书院社区“时间银行”项目在风险防范方面搭建以“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基金理事会为纽带的监管体系，并采用利益相关方介入的方式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相关政策性文件，并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减少因时间跨度较长而产生的兑换风险。同年，南京市创新性地在市级层面推广“时间银行”项目，并建立“公共基金池”制度，将志愿者个人服务累计时间上限设为1 500小时，超出部分转入“公共时间池”。该池中的时间直接发放给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而捐赠时间的志愿者也可获得相应奖励。在试点数量增加和试点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一些发展模式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阻碍“时间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因而亟须找到能解决关键问题的有效路径和可行性方案。

“五社联动”新加入了社区自组织(志愿服务)和社会资源(公益慈善)两个主体。社区自组织在处理组织关系和解决社区事务等方面发挥着居民自治和民主协商的作用；社会资源聚集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基层社区建设，逐步提高治理效率，最终形成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自组织和社会资源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治理新格局。这种治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从运行模式方面来分析，“五社联动”社区创新治理格局与“时间银行”在参与主体、实施范围、服务内容和发展目标等方面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笔者拟从“五社联动”多主体参与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时间银行”在中国发展的特色路径，同时也希望能为丰富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新型互助养老模式中“五社联动”多维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行动框架贡献力量。

一、 “时间银行”国际典型模式

20世纪80年代，美国首先提出“时间银行”这一模式，并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发展原则。该模式现已扩展至30多个国家，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美国“时间银行”最初是以老年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为主要设计思路，致力于减轻社区中贫困人群的福利和医疗保障负担。随后不断发展，参与主体逐渐扩展至年轻人，同时社会组织(如医疗机构、基金组织和营利组织等) 也参与其中，共同提供养老服务。

美国最主要的“时间银行”项目为：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Older Volunteer Service Bank)和长老计划(Elderplan)^[4]。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的运营模式主要是由低龄老年人组成的志愿者为高龄老年人提供临时性照料服务。长老计划则更加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通过开展和组织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和技能培训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归属感。

继美国之后，得益于政府、各种公益组织和基金机构的支持，“时间银行”在英国也发展迅速。1999年，英国第一家“时间银行”成立^[5]。截至目前，英国已有超过100家“时间银行”，较具代表性的有：斯通豪斯公平份额(Stonehouse Fair Shares)和莱西格林“时间银行”(Rushey Green Time Bank)。斯通豪斯公平份额采用会员制，早期主要是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提供家庭照护，随着其自身不断发展，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也逐渐扩大和丰富，如室内清洁、各类辅导和代购等，并鼓励代际间服务，使年轻人也参与到志愿服务中；莱西格林“时间银行”则以提供医疗照护为特色，其专业的医疗团队能够改善和缓解参与者的病情，同时一些医疗机构也会推荐患者参与“时间银行”的相关活动。

日本作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时间银行”有效地缓解了养老压力。在日本，“时间银行”更加强调老年人的文化活动，通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并提高其生活质量，常见的“时间银行”有自愿义工网络(Volunteer Labour Network)和积极生活俱乐部(Nippon Active Life Club)。自愿义工网络的创始人水岛旭子(Mizushima Teruko)认为，老年人之间的互助更为有效和持久，在互助的过程中，老年人之间能够产生友谊和信任，更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需求^[6]。积极生活俱乐部则采用积分制的方式，并在积分获取、使用和转赠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定期举办社会活动，如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和老年人心理咨询等。此外，还成立了老年人福利研究中心，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依据^[7]。

总体来看，美、英、日三国“时间银行”的运营开始时间较早，参与主体广泛，运营模式较为成熟，在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和运营模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三国“时间银行”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美、英、日三国“时间银行”运营模式比较

国家	运营特点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典型代表
美国	覆盖范围广泛，全国统一管理，各地自行调整，强调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侧重为独居老年人提供临时性的照料，同时提供给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如上门做饭和助力康复等	以弱势群体为主	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和长老计划
英国	服务内容丰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强调对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医疗照护	侧重医疗服务，最初服务对象为老年和残障人士，为其提供家庭照护；后来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扩大，涉及如室内清洁、各类辅导和代购等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斯通豪斯公平份额和莱西格林“时间银行”
日本	采用积分制，注重组织各类文化活动，注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提供日常照护服务，定期举办讲座和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以老年人为主	自愿义工网络和积极生活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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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社联动”与“时间银行”的契合

（一） 理论依据

1.社会交换理论

1958年，霍曼斯(Homans)提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行为是一种商品交换，既包括物质商品，也包括非物质商品，如他人认可或声望。对于从事交换的人来说，给予是一种成本，所得是一种奖励”，即人们在做出某种行为之前会对这种行为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进行衡量，人们为了获得某种报酬会进行交换^[8]。布劳在该理论基础上又进行了发展，提出“社会吸引的过程导致社会交换的过程，互相提供报酬的个体可以维持相互吸引和持续的交往，并且交往一旦形成，又会拓展他们的交往范围”的观点，并认为群体行为也是出于对利益的考量，群体间交换是否平衡决定了群体之间的关系^[9]。相较于霍曼斯对微观个体的研究，布劳则更加关注宏观整体交换行为。与经济交换不同的是，社会交换的前提是交换方的相互信任和价值共识，社会交换的媒介是交换方存在的相对资源，即不对等的资源，这种不对等可以是性质、数量、质量和时间等方面的不同，对资源所有权的差别和需求决定了社会交换是否会进行；同时，交换遵循最小兴趣原则，交换方的相对地位取决于对资源感兴趣的程度，兴趣较小的一方会占据优势地位。

“时间银行”是一种志愿性服务，志愿者交换的是当下自己的私人时间和服务，获得的是未来自己有需要时的免费服务，是现在资源与未来资源的交换。这种交换前提是老年人和志愿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并基于双方资源拥有量的不同。“五社联动”是多方主体参与并相互配合，不同主体间具有相同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准，追求互惠互利，以提高老年服务水平，共建老年服务体系为宗旨，同时拥有不同于其他主体且又为其他主体所需要的资源，如社区拥有政策和土地等资源、社会工作者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服务、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社会力量以及社区自组织拥有社区资源且具备执行力等。

2.第三次收入分配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厉以宁首次提出第三次收入分配的概念^[10]，即在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指引下，以自愿和非强制性为前提，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之间进行慈善和志愿活动的分配。第三次收入分配以道德而非法律为主要约束手段，目的是实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照，是缩小贫富分配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手段。2021年8月，习近平在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1]。第三次收入分配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财产和物品等有形实物的转移与捐赠，也存在志愿服务和技术服务等无形形式的奉献。“时间银行”究其根本，是一种代际之间和代际之内的志愿服务。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奉献时间、专业知识和服务，收获帮助他人、奉献爱心的精神满足和未来被服务的资格；被服务的老年人以极低的成本获得需求上的满足。“五社联动”中新增的社会资源主体尤其是公益慈善资源符合第三次分配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要求，新增的社区自组织主体有助于完善基层创新治理体系。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相关政策和实行监管权力，使社会多方参与和协助的机制与“五社联动”共建共治的思想相契合。在这种机制下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同时提高，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社会交换理论从微观视角解释了“五社”主体间的行为产生机理，第三次收入分配理论则从宏观视角讨论了“时间银行”的发展道路。因此，笔者认为，“时间银行”与“五社联动”相结合的模式具备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

（二） “时间银行”与“五社联动”的契合

1998年，上海市虹口区首次从国外引进“时间银行”用于养老服务，经过二十余年的本土化发展，“时间银行”的社会功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基层创新治理的工具和手段。根据“时间银行”的内涵，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就是志愿服务。作为行为发生与否取决于成本和收益衡量的“理性人”，志愿者不只是“志愿”付出，更多是一种“互惠”和“互换”，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得到的是社会对自己未来的承诺，形成互助观念，即为他人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这种观念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外，“时间银行”参与主体与社区创新治理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重合，并且资源分配和整合手段与“五社联动”社区创新治理模式类似，同样也反映出“时间银行”具有基层创新治理功能。

“时间银行”的基层创新治理功能主要表现在：其一，改善邻里关系。目前，中国大多数“时间银行”试点以社区或街道为单位，多是为辖区内高龄老年人或特殊群体提供需求服务，服务人员主要为社区内的青年和低龄老年人志愿者，通过提供满足居民需求的各类服务和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提高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同时促进邻里关系和谐发展，形成和睦友善的邻里氛围。其二，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基层自治的一种手段，在“时间银行”运行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决定了分配资源的复杂性，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基层自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需要各主体进行基层协商以确保公益慈善资源在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党委引领下协商对话，既促进各主体联动，也将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充分反映出来，从全局利益出发，统筹协调各方发展，从而提高各主体的决策效率。其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时间银行”服务平台作为对接居民需求和志愿者服务供给的平台，是社区沟通的工具，居民和志愿者在该服务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经后台审核后再统一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等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公益资源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此外，“时间银行”多方主体协同作用和相互配合的机制，有利于激发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改变各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各主体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进而保证各主体资源整合、分配和利用的效率。

“五社联动”是在“三社联动”基础上，增加社区自组织和社会资源两个主体的联动，即形成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自组织为辅助、以社会资源为补充的现代社区创新治理行动框架。相较于“三社联动”，“五社联动”更加强调社区自治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工作者与社区自组织携手整合多方资源，以有效满足居民需求为目标开展各项活动，建立各种服务组织和服务队伍。同时，“五社联动”社区创新治理改变了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服务中，通过治理运作项目化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领域、细化服务类别、增加服务主体以及提高基层创新治理水平。

从“时间银行”角度来看，“五社联动”是“时间银行”的“支持者”。首先，“五社联动”多主体参与机制要求更多主体尤其是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形成多边供给。新增社区自组织和社会资源两个主体，从社区内外两个维度扩大了“时间银行”的有效供给，社会力量的加入还可以带来新的技术、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协助社区完成相关工作，如开设“时间银行”网站、银行业务和电子账户等。其次，“五社联动”中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和社会资源有助于建立“社会—社区—个人”三方监管机制，如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与社区共同成立三方监督委员会，社会资源提供必要的监督设备和资金等。此外，社区和社会工作者是“时间银行”的中间力量，从事记录、分配、协调和整合等方面的工作，在“时间银行”中起着领导和组织的作用。

从“五社联动”角度来看，“时间银行”是“五社联动”理论的“践行者”。从整体上来看，“时间银行”将社区中的组织和个人在其服务平台上充分连接；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社区与社会组织、社区与居民之间结成一张服务关系网，“五社”主体和居民是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双向互动连接，从而能够激发基层自治活力，提高居民参与自治能动性。从内部结构上来看，“时间银行”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了社区内外联动，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养老服务供给专业性和科学性，保证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从理论发展上来看，“时间银行”是“五社联动”理论的又一次实践，是“五社联动”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治理之后的创新探索。

三、 “时间银行”实现路径

“时间银行”的主要运行机制是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所需服务后，服务时长被“时间银行”服务平台累计存储下来，在未来志愿者本人或其亲属需要服务时可以提取曾累计的时间以换取服务。这种模式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有助于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数量，缓解中国面临的养老需求压力，强调志愿服务奉献、友爱和互助的精神，从而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助人自助、乐人乐己”的志愿服务新风尚。

在“五社联动”社区创新治理背景下，依托“时间银行”服务平台，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提供服务指导，并激励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尤其是公益慈善机构与其实现资源链接，培育社区自组织和志愿服务队伍，并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普惠金融等技术构建“时间银行”信用体系。基于“时间银行”的社区创新治理功能，结合国内试点的实践经验，笔者构建了具体运行模式，如图 1所示。

图  1  “时间银行”与“五社联动”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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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区要充分发挥作为搭建“时间银行”服务平台载体的作用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载体，也是居民共同生活的集合体，包含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意义，在社区场域内的居民会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情感和熟悉的邻里关系将更利于养老志愿服务的开展。此外，社区在养老服务中能起到信息沟通和资源协调的中介作用，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直接作用于社区，因此，社区更适合作为“时间银行”服务平台的运行载体。社区多采用政府购买的形式获取“时间银行”的准入门槛，利用社会组织为“时间银行”提供平台搭建、技术支持和运营维护等服务。在“时间银行”运行过程中，社区发挥基层自治作用，在党建引领下统筹协调社区自组织和志愿者、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以及老年人的社会服务资源与公共利益分配，转变单一的政府支持模式，并采用市场激励机制使更多主体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之中，同时在制定“时间银行”服务平台运行准则上，包括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时间累计准则和服务时间兑换机制等方面，采用基层协商制度模式，如居民议事会和社区研讨会等，邀请各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在养老服务供给上，社区应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员带动社区居民参与互助养老。

（二）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是“时间银行”服务平台供给的质量保障

社会工作者依靠自身专业优势，通过开展服务对象的需求调查分析，使其摆脱困境并获得社会服务需求的满足，进而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因此，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的社会服务提供者，更适合加入“时间银行”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中。在服务供给上，老年人作为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更渴望专业和个性化的服务以满足其生理或心理的需要，对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定期举办各类社区志愿组织和团体培训班，对志愿者进行业务培训和辅导，以规范志愿者行为、优化志愿者服务质量和减少志愿者服务压力。从老年人视角来看，专业的培训可以减少养老服务过程中的风险，使老年人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同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动员和开展各类社区活动的方式，宣传“时间银行”服务平台的服务内容、运营模式和未来收益，提高社区居民对“时间银行”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例如，邀请专业人员到社区举办“时间银行”科普讲座，让社区居民了解“时间银行”，消除其对新型互助养老模式的疑虑；免费发放一定数量的“时间币”，让符合条件的老人免费参与，从而带动其他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工作者服务站资源，使更多主体尤其是社区自组织和志愿服务群体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壮大“时间银行”服务队伍，以社会工作者服务站为连接点，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

（三） 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必须参与“时间银行”建设

首先，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参与“时间银行”扩大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调动了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例如，社会组织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和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组织合作，筹集善款用于“时间银行”服务平台的运行等。其次，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利于解决“时间银行”服务平台的运行困境。例如，基于“时间银行”服务平台具有延期支付的特点和中国信用体系发展现状，“时间银行”服务平台运营的可持续性一直是理论和实践领域研究的重点。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民办非企业等可以通过成立“时间银行”专项基金管理协会来解决信用问题，增强“时间银行”服务平台抗风险能力。同时，通过社会组织来寻求互联网技术支持，构建“时间银行”信用体系，将个人服务信息上传云端数据库，方便志愿者服务时间的累计、存储、转让和兑换，避免由于人员流动而发生服务记录中断的事故等。另外，社会组织也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社会组织拥有更多的市场资源，可以提供一定的监督设备和网络资源，作为第三方组织也更加客观，有利于保证监督有效性和公平性。

（四） 以社区自组织和志愿服务团体来促进“时间银行”特色发展

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社区自组织和志愿服务团体已成为社区创新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创新治理基层生态的载体在“五社联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创新治理的主要途径，为居民参与养老服务搭建了平台。常见的社区自组织主要为社区志愿服务团体。社区老年人更愿意让熟悉的邻里和附近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参与“时间银行”可以有效增加志愿者数量，便于“时间银行”系统平台就近匹配志愿者提供养老服务，地缘优势使社区志愿者更容易根据实际情况向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以达到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目的。此外，“时间银行”还可以联合不同的社区组织开展社区活动，如定期举办文化娱乐活动和公益服务活动并邀请社区居民参与，既能丰富老年人生活、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又能拉进居民与社区、居民与居民之间关系；同时，还能使更多的人参与“时间银行”，并逐渐增强公众的互助意识、奉献意识和志愿服务意识，吸引更多年龄层次的群体加入。

总之，要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吸纳其他主体参与，以街道统筹为主，同时各个下辖社区依据自身情况发展特色项目，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如沈阳市某社区开展“积分超市”项目，其主要思路是社区居民奉献爱心可累计积分，积分可以在社区超市换取商品，以此促进社区居民互帮互助、多做好事。因此，笔者认为，在“积分超市”发展思路的基础上，可以加入养老服务环节，使“时间银行”项目更容易为广大居民所接受。

四、 “时间银行”实践探索

（一） 发展定位：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方式，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探索“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12]。“时间银行”与“五社联动”相结合是对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首先，“时间银行”的性质，要求社会多方资源相协调以提供养老服务。服务前，需要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和社区自组织相配合开展各项工作；服务中，对志愿者人力资源再利用；服务后，需要老年人和社会工作者对服务进行评估，为下一次服务做好准备。其次，“五社联动”与“时间银行”相结合，在总量上，要扩大养老服务队伍，吸纳社会各界有意愿参与养老志愿服务的人士和组织，这样不仅有助于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还有利于形成爱老敬老的社会风气。在结构上，社区自组织和社会资源的加入使养老服务具备竞争性，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更易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丰富养老服务内容，从而提高养老服务产业效益，实现良性循环。然而，应当认识到，“时间银行”作为一种补充性、辅助性和探索性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满足辖区内老年人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但目前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其运行机制、平台建设和制度保障尚不成熟，服务时间计量标准尚有争议，信用体系缺乏以及公众认知度较低等发展困境亟待解决，因此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养老模式。

（二） 推进策略：分层次逐步推进

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志愿者标准与范围的确定上，采用分层次逐步推进的策略。综合目前试点情况来看，服务对象多为辖区内老年人且以高龄和弱势老年群体为主，如南京“时间银行”的服务对象为80周岁以上的空巢独居老年人、低保家庭老年人、留守家庭老年人以及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服务内容则包含居家养老、医疗照护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如广州市南沙区“时间银行”开设“爱心食堂”，以党员志愿者为主为全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低收费午餐。服务志愿者一般为中年人和老年人(多数为低龄老年人，少数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在服务对象的确定上，考虑到“时间银行”的发展定位和试点运行现状，应遵循“先特殊后一般”的原则。首先聚焦重点老年人群体，在此基础上依据各试点地区实际情况逐步扩大“时间银行”老年服务对象的覆盖范围。重点老年群体主要为困难、失能和高龄老年人。这类老年人一般为自理能力较差和生活水平较低的需要社会重点照护和扶持的老年群体，因此，要首先保证这类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权益。随着“时间银行”运行模式日益成熟，被服务对象可逐步扩大为全体社区老年居民，形成以社区为载体的老年群体全覆盖的互助养老模式。这种分群体逐步推进的“时间银行”发展模式有利于为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老有所为”的具体路径，也可以缓解现阶段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短缺的现状^[13]。

在服务内容上，应遵循“先居家后社区”的原则。首先，开展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上门服务。其次，注重社区文化建设，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开展相应的社区活动，各试点单位采用多方协商的方式确立具体服务项目、服务基本时长和验收标准，如当志愿者和老年人代表提出养老服务供需要求时，社会工作者代表应结合专业知识，在社区代表领导和社会组织监督下，建立符合试点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并予以公示和考察期^[14]。

在服务志愿者选择上，根据“时间银行”的性质，以“先代际内后代际间”为原则，首要发展辖区内低龄老年人为志愿者。原因有三：其一，低龄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年限不长，因而可能还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且一般具备较长的空闲时间；其二，低龄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流动性可能较低，有利于“时间银行”的持续发展；其三，同为老年人，低龄老年人可能更了解老年人的心理，容易获得被照顾老年人的信任，同时他们也更渴望在未来获得服务，持续参与服务的黏性较高。此外，在组建低龄老年人服务队伍的基础上，还可以逐渐扩大志愿者队伍，广泛学习先进经验(如学习日本相关经验组建妇女志愿者队伍)和吸纳各年龄层有爱心人士(如在高校选择学生志愿者)^[15]等。同时，也要保证“时间银行”志愿服务队伍的质量，防止鱼龙混杂。试点单位可以与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资源合作制定志愿者队伍标准、建立志愿者信息网络数据库，如宜昌义工“时间银行”，利用网站信息平台公布志愿者姓名、编号和评价等级，以此来降低信用风险。

（三） 信用保障：以街道为主各方联合背书

以街道为主的联合背书是指通过整合“时间银行”参与组织和个人信息，为参与社会组织进行能力背书、创造共同身份等，为“时间银行”提供信誉担保，建立联合声誉，激励更多主体多种形式参与信用监管。

以街道为主的联合背书要求更多主体参与，共同为“时间银行”提供信用担保。联合背书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有利于提高“时间银行”的公信力。街道作为社区的上级组织具备更多的资源、基层创新治理能力、公信力和抗风险能力；社会组织等则拥有更多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二者联合背书能够降低参与主体的失信风险，约束参与主体的行为和声誉，有利于参与者围绕“时间银行”建立共同身份。二是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意愿。联合背书释放一种积极信号，代表其在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的同时也被政府所提倡，能够有效减少社会疑虑并促进社会各界的参与。三是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加入。例如，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建设网络信息平台，建立网站、手机应用程序和微信小程序等以方便各主体使用。此外，银行也可以为“时间银行”参与者提供信用担保、个人账户管理以及志愿服务时长的累计等服务，由于参与主体的期权兑换时间跨度较长，试点银行应建立风险规避机制，以防范延期支付风险的发生。联合背书机制需划分街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权责范围，切忌街道和社区单位大包大揽，同时对于参与背书的主体应设立适当的准入门槛。

（四） 激励机制：保证志愿者参与的积极性

“时间银行”与其他志愿服务项目的区别在于具有回报性，但回报周期较长也致使其容易受到质疑。因此，“时间银行”可持续性需要建立长期激励机制，以保证其运行效率，并在“五社联动”主体之间产生共赢效果。

对服务志愿者而言，服务时长会被累计存储下来，在未来有需要时可免费或以极小的代价兑换他人对自己的服务，即为他人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对低龄老年人志愿者而言，从事志愿服务有助于排解其退休后生活的空虚，增加与人接触的机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对于被服务的老年人而言，能够获得照料，满足自身生理或心理上的需求；对于社区、社会工作者和社区自组织而言，可以有效缓解社区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提升社区居民凝聚力，减少社会工作者服务工作量。对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而言，参与养老产业建设，可以提高其公信力和竞争力。

目前，常见的激励机制有累计服务时长兑换养老服务、实物物资、特色项目优惠和金钱等，各试点地区的兑换机制各不相同。结合目前试点经验来看，激励机制应该向多元化和特色化方向发展，且应充分考虑各方参与主体的需求。例如，为保证服务志愿者队伍水平和确保服务质量，可引入服务评价机制。服务时长的累计，以服务时长和服务质量反馈为主要依据，服务每满1小时可累计10个“时间货币”。服务质量评级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被服务对象对服务者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社会组织承担监督职责，在服务者的“时间货币”账户累积时，对上述五个等级分别进行0，5%，10%，15%和20%的削减。此外，对于一些具有特殊需求或累计时长不足的老年人志愿服务者，也可让其采取低价购买的方式，“时间银行”应以保本微利为原则，保证老年人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