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高频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63，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再次强调：“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同时，中国共产党把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式写入党章，成为全党行动的共同遵循。在此之前，习近平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等多个国际国内重大场合时，多次阐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号召世界各国共同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担当和天下胸怀。因此，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基本依据，阐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探索新时代新征程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基本依据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深远的文化依据和重要的现实依据。

（一） 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崇高价值理想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价值理想的内在要求，构成了习近平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厚理论依据。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单个人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同时，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也使人的解放过程必然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过程。人类唯有也终将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3]185，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真正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3。显然，实现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理想。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自由无疑是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最为崇高的价值理想，而围绕如何实现自由这一人类最高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相关价值理念：

其一，和平与发展是实现自由的前提。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从未在真正意义上摆脱战争，尤其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为了掠夺财富，“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5]183。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既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战争的野蛮本性，又辩证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战争能够“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5]331，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持久和平的理想社会。而在“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物质前提，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538，自由这一美好价值理想仍将沦为空谈。

其二，民主是自由的保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指出，政治解放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3]14。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实现的民主在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所维护和保障的自由也仅仅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要实现社会的普遍解放，“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52“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6]111，建立起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民主的社会。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还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不懈奋斗，逐渐实现共产主义，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真正的民主，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

其三，公平与正义是衡量自由的标准。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公平的意义上使用正义这一概念的，他们的公平正义思想蕴含在对资本主义不公平、非正义社会现象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平与正义的具体价值内涵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7]。由此可知，公平与正义具有历史现实性，是衡量自由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毫无疑问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实质，清晰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非公平”“伪正义”的本质，深刻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平正义仅仅只是资本占有者即资产阶级的“专属特权”，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也只是资产阶级的“特许自由”。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无限增殖和全球扩张使“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8]874。对于英国等欧洲殖民主义者“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4]683而大肆侵略掠夺印度、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强盗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尺度严厉谴责和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极端不义的侵略行径，指出唯有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实现的真正公平正义，才能真正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 文化依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的继承创新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的继承创新，是习近平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远文化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价值理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9年3月，习近平在法国进行访问时，马克龙将1688年出版的《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赠送给他，并向他讲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孔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1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涵，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承发展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文化孕育理念，思想引领方向。习近平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气度，创造性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客观差异，在尊重“差异”中谋求“大同”，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厚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的价值追求向世界维度延展升华，是中国价值国际表达的光辉典范，“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12]，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的价值指引。

（三） 现实依据：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

创新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凝聚全人类的价值共识，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现实依据。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时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扩大，尤其是俄乌战争冲突及其背后大国博弈的影响，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让原本就不确定、不稳定的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60。然而，站在人类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与日俱增、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挑战，“撕裂的美国”以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对待世界，成为全球动乱和世界分裂的始作俑者，动荡不安的欧洲形成共同目标和共同战略的难度不断加大，多边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暴露出种种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所言的“治理赤字”问题。事实上，现阶段全球治理的突出问题不仅仅是利益冲突和权力对抗导致的治理失灵，另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碰撞导致全球治理难以凝聚起世界各国共同体认与遵循的价值共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打着以“自由”“民主”“人权”“博爱”为核心内容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幌子，向全球兜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而通过操控全球政治经济以满足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特殊利益诉求，而这非但不能给其他国家带来任何帮助，反而使局部地区深陷战争冲突的泥淖，使世界处于剧烈的动荡变革之中。由此可见，所谓的“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实力和先发优势的思想强权和价值霸权，既不能充分反映西方社会大部分民众的意愿，也不能反映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诉求，在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和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工具。然而，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理论和模式呈现出日渐式微甚至完全失灵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根据时代状况变化和国际格局演变进行变革和调整。基于此，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入阐发了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概括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勾画出了超越差异分歧的价值同心圆，为推动世界由变局走向变革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指引。

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13]“共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创新价值理念的突出特质。

（一）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也是重塑全球发展理念的价值共识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和重塑全球发展理念的价值共识，关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其中，“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犹如空气和阳光”^[12]，没有和平，人类就无法生存，因此，和平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和平安定的环境是实现发展的重要前提。发展是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保障，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需要。发展不足往往是造成冲突和战争的先决条件，“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1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指出，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15]，即要从发展的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然而，回顾世界近现代史，殖民掠夺和战争侵略带来的暴力与血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史上抹不去的印记。马克思在对资本的双重历史特性的辩证分析中深刻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871如果说资产阶级文明在其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4]690，那么在殖民控制地区，“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4]69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史，指出：“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8]821英国、西班牙、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通过殖民掠夺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束，参差不齐的资本主义发展格局刺激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8]861，其中就包括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生灵涂炭、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而“发家致富”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8]822。时至今日，暴力与战争仍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掠夺别国财富、扩张自身势力、巩固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1]1。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来源于中国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客观条件的清醒认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一边，跳出了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强国必霸、零和博弈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3。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12]，为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同时，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的阳光大道，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和平与发展，为重塑全球发展理念，推动实现全人类的持久和平和永续发展，提供了可信可靠的价值共识。

（二） 公平与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准则

公平与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准则，关乎人的尊严，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条件和保障之维。“追求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崇高目标”^[12]，公平侧重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平等，正义则强调国际社会中各平等主体“得其所应当”，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对公平与正义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古希腊哲学家往往把公平正义作为个人伦理道德评价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先贤孔子认为，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重要保障，“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将公平与正义视作评价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把平等自由的原则、机会公正平等的原则和差别原则视作“作为公平的正义”的重要原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相较于落后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领域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正义，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飞跃。但并非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尽善尽美的制度，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文明的终结”，恰恰相反，“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6]，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作为资本统治的合法代理人,以政治领域形式上的公平与正义掩盖了经济领域资本奴役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质。因此，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修缮，无法根除建立在资本中心逻辑之上的阶级压迫和对立。“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3]757，基于抽象公平正义价值原则而建构的、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通过共同的行动追求完善的欲望的合理性”^[17]，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由内向外拓展而形塑的、缺乏国际公平正义伦理共识的全球治理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平性、非正义性已经并仍在不断凸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产生非公正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高度发达、普遍交往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436，公平和正义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这恰恰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和坚定维护国内国际公平正义。在国内层面，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国际层面，中国将公平正义作为处理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价值准则。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罔顾国际公平正义，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搞双重标准、干涉别国内政，“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1]60，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然难以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亟待进行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同时，非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势不可挡，人类面临的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战争冲突、网络安全等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挑战也愈发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公平与正义一边，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开辟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之道。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价值准则，是对西方霸权主义、丛林法则的资产阶级“全球伦理”的超越。

（三） 民主与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目标

民主与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目标，构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理想与方法之维。

一方面，民主是自由的保障。马克思主义肯定了民主价值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建立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控制下的民主是以私有财产权为资格限制、维护资产阶级剥夺无产阶级“自由”的“形式民主”；放眼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民主”的幌子不断向他国兜售资本主义政治模式，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12]就中国而言，在国内层面，中国的民主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民主，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1]37，“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1]23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1]9，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权利，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层面，中国强调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各国有权基于历史传统、经济结构、人口规模等因素自由选择实现民主的具体道路和制度模式，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同时，中国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民主不是霸权主义的政治工具，而是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方式，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处理，不能由一国或少数国家决断。

另一方面，自由是民主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内，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存在于真正的共同体之中。但是，自由不仅仅具有超越性意义，更具有现实性价值。“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18]，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从来都是具体的、相对的，在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为世界人民谋解放。在国内层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权利，到改革开放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1]4，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推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更加富足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而这恰恰是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的真实写照，是中国式民主切实保障中国人民自由权利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与幸福，维护和保障人权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法治约束之下的全体人民的自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亚非拉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当地人民实现解放、获得自由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主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致力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等。

总之，民主与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目标，但民主与自由在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又有着不同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倡导和践行的民主与自由，打破了把民主自由直接等同于西式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偏见，为建设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指引，即世界上并无定于一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自由政治形式，西方的民主自由政治模式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普适性，各国应根据基本国情作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政治选择。

三、 新时代新征程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路径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体现中国智慧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国际共识、落实为国际行动，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一）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并大力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价值体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创新价值理念，科学概括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鲜明价值追求，已成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价值理念。

首先，坚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多边机制运作和发展的基础。当今时代，各国利益交汇融通、命运休戚与共，多边主义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人间正道。然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划线，假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意欲打造封闭排他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这种“伪多边主义”不仅难以凝聚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的价值共识，反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相反，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平等性和包容性为特征，以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为要义。因此，各国应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坚决抵制美西方国家的“退出主义”行为，坚持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动融入全球多边机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其次，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路径。相较于所谓的“普世价值”主导下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理念指引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相互尊重是前提， 公平正义是准则， 合作共赢是目标。具而言之：一是要运筹好大国关系，大国之间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二是要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周边关系；三是要秉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最后，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各国普遍期待。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事务，因此，必须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1]62，形成完善全球治理的一致行动。具而言之：一是要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和关照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二是厉行国际法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遵循各国共同达成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三是加强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发挥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

（二）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19]，“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20]。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价值内核，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深度和价值高度，因此，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一步走深走实。

第一，坚持对话协商，在构建伙伴关系中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出现矛盾和分歧，要加强对话、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外交，努力构建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第二，坚持共建共享，以互利合作的方式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各国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安全关切，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以互利合作的方式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世界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中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要增进协调、完善治理，既要通力合作做大蛋糕，又要公正合理地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好全球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在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中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存在特色、地域之别。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融合的宏伟画卷。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

第五，坚持绿色低碳，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各国要高度重视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生态创伤，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贯彻落实到全球生态治理之中。同时，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50，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三）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新时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是要打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逐渐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变为现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通过深化“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交流合作的务实举措，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首先，在互联互通中促进和平与发展，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之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加强设施联通，以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为引领，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网络。同时，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重要机构加强资金融通，不断深化金融领域合作，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总之，要在互联互通中创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同沿线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共同谋求发展新动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之路。

其次，在制度安排中保障公平与正义，把“一带一路”建成共赢共享之路。如今，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然成为客观事实，而全球发展的两极分化是造成国际冲突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中国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通过与沿线国家共同制定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下的合作规划和方案，携手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和挑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同时，中国主张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坚持以义制利、以义引利的原则，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沿线国家的利益，通过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把“一带一路”建成共赢共享之路。

最后，在交流合作中践行民主与自由，把“一带一路”建成文明开放之路。“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不仅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也为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中国坚持践行民主自由价值原则，主张各国要加强政策沟通、保障贸易畅通、促进民心相通，进而形成经济政策协调、发展战略对接的合力，不断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搞地缘政治或军事联盟，而是倡导各国在开放包容、交流合作的进程中践行民主与自由的价值理念，把“一带一路”建成文明开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