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长期以来积累的环境问题开始显现，农村地区尤为突出^[1]。近年来出现的陕西省凤翔区抗议血铅企业事件、河北省武强县抗议东北助剂违法污染事件、湖北省仙桃市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等，便是农村地区环境矛盾的集中体现。由环境议题引发的农村冲突事件成为日趋显著的社会现象，不仅影响事发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还对当地政府公信力和政策制定造成困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学界对农村环境冲突进行了诸多探讨。有学者总结出农村环境冲突运用的策略，例如，斯科特提出“弱者的武器”^[2]，关注农民抗争的日常抵抗方式；李连江和欧博文基于对农村抗争的考察，提出依法抗争的解释性框架^[3]；罗亚娟依据苏北地区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特征提出依情理抗争的分析框架^[4]；沈毅和刘俊雅针对机场噪声环境冲突事件，揭示了韧武器抗争的生成机制^[5]。也有一些学者侧重典型案例的描述，例如，景军以西北乡村环境抗争为例，从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视角探讨了地方文化在环境抗争中的作用^[6]；陈占江和包智明对湖南省X市Z地区进行了历时性分析，认为该地农民环境抗争经历了集体沉默、私力救济和依法抗争等阶段^[7]；韩瑞波基于冀南L镇的个案，从“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执行监督缺位”框架分析了农村环境抗争的政策执行偏差问题^[8]。也有学者探讨了农村环境冲突的治理措施，例如，任丙强认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是降低农村环境冲突的根本途径^[9]；施国庆和吴上认为政府应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回归公正裁判者和利益平衡者的角色，重塑服务型政府良好的公众形象^[10]；张诚认为实现农村环境韧性治理，需要采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加强农村环境制度建设等措施^[11]。

农村环境冲突已经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议题，并呈现较为快速的发展态势，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村环境冲突的中端或末端治理，对环境冲突引致因素这一前端治理探讨较少^[12]，并且忽略了其产生的外部背景，难以系统全面地阐释中国农村环境冲突的发生逻辑。因此，本研究借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选取30起农村环境冲突典型案例，运用关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讨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耦合这一问题，以期提高对农村环境冲突的认识，为农村环境冲突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一、 理论分析框架与变量选定、变量赋值

（一） 理论分析框架与变量选定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社会运动所处的特定政治环境如何影响抗争者的行动策略和组织过程等内容，是理解社会运动发生与演变的重要分析工具。Eisinger认为政治环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机会结构，其本质是考察特定政治环境为抗争事件提供了多少政治机会，而且那些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混合体制，使得一些原本没有任何机会的人开始有机会获得自己想要的政治影响，反而更容易引发社会冲突^[13]。Tarrow在回顾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将政治机会结构的构成要素梳理为开放或封闭的政体、政治联盟的稳定性、精英联盟的存在、国家镇压的倾向^[14]。

在借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环境冲突现实情况，本研究尝试构建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将其概括为政治通道的开放性、政府间关系的分化、精英联盟的存在、政府处理冲突的态度等方面。

首先，在政治通道的开放性方面，中央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运动式环境治理的开展以及环境保护法的修订等话语体系的彰显，都会给民众带来抗争的政治机会^[15]，并且畅通的制度化诉求渠道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的功能，能够起到舒缓民众不良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此总结为政治机会供给和制度化诉求渠道。

其次，在政府间关系的分化方面，面对环境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态度存在分歧，为民众的环境抗争带来机会，在此总结为分化的行政体系。

再次，在精英联盟的存在方面，来自外部精英的支持是社会抗争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想使环境问题成功解决，需要让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法律程序，并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16]。同时，一些能影响他人态度、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农村精英的参与，对环境冲突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在此总结为新闻媒体推动和农村精英引导。

最后，在政府处理冲突的态度方面，在此总结出为政府回应和抗争诉求。政府回应被认为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政府必须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及时并负责的反应，必要时还需要主动向民众征求意见和诉求^[17]。冲突诉求分为环境污染型和环境风险型，政府对不同类型诉求的态度不同，也是诱发农村环境冲突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研究构建了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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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赋值

1.  政治机会供给

21世纪以来，中国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相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积极开展对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并采取环保专项整治、环保督察与监管等运动式治理^[18]，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居民提出环境诉求提供了政治机会。假设资料显示农村居民没有运用这些政治机会的，赋值为0；农村居民运用了这些政治机会的，则赋值为1。

2.  制度化诉求渠道

目前，中国制度化诉求渠道包括定期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信访制度、法律诉讼制度、领导接待制度、网络渠道、听证会等^[19]。在农村环境冲突中，制度化诉求渠道的阻塞和有效信息的遮蔽时常发生，谣言、流言以及小道消息等不胫而走。假设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的，赋值为0；制度化诉求渠道畅通的，则赋值为1。

3.  分化的行政体系

在环境议题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态度存在分歧，前者更看重环保，后者则更看重经济发展，加上目前采取属地管理原则，各级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态度并不一致，比较容易出现行政体系分化。假设行政体系一致的，赋值为0；出现行政体系分化的，则赋值为1。

4.  新闻媒体推动

新闻媒体可以在信息沟通、策略准备、技术与知识提供、参与方式与手段以及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建议和备选方案，因其有助于真实信息的迅速披露和传递^[20]，从而引发农村居民关注和聚集。假设出现3家以下全国性媒体、网站报道或转载的，赋值为0；出现3家及以上全国性媒体、网站或人民日报、新华社等4家中央媒体报道或转载的，则赋值为1。

5.  农村精英引导

农村精英是指在农村较有影响力、威信较高，可超乎私人利益，为公共利益、共同目标发挥带动能力的个人^[21]。他们在农村环境冲突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起着加工与解释、传播与扩散、支配与引导、协同或干扰等作用。假设在农村环境冲突发生过程中，没有出现农村精英或者有农村精英参与但发挥作用有限的，赋值为0；农村精英参与深入并发挥作用较大的，则赋值为1。

6.  政府回应

社会公平强调政府对民众诉求应作出积极回应^[22]。在农村环境冲突中，假设政府无视农村居民诉求，消极回应，引发农村居民的不满和怨恨情绪的，赋值为0；假设政府信息公开透明，能够积极回应农村居民诉求，及时回应舆情，使农村居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和进展情况的，则赋值为1。

7.  抗争诉求

农村环境冲突按照抗争诉求不同可以分为环境风险型和环境污染型，二者在冲突焦点、群体心理动力机制、预警时间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23]。环境风险型主要是基于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对未来发生环境污染的可能性的焦虑与担忧。环境污染型是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由于环境污染感知的滞后性，此类事件一般具有矛盾积压的历时性。假设抗争诉求为环境风险型的，赋值为0；环境污染型的，则赋值为1。变量设定与赋值，如表1 所示。

表  1  变量设定与赋值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操作化	赋值
结果变量	农村环境冲突	农村环境冲突未引致	0
		农村环境冲突引致	1
条件变量	政治机会供给	无政治机会供给	0
		政治机会供给	1
	制度化诉求渠道	制度化诉求阻塞	0
		制度化诉求畅通	1
	分化的行政体系	行政体系一致	0
		行政体系分化	1
	新闻媒体推动	3家以下全国性媒体、网站报道或转载	0
		3家及以上全国性媒体、网站或中央媒体报道或转载	1
	农村精英引导	未参与或发挥作用有限	0
		深度参与并发挥作用较大	1
	政府回应	消极回应	0
		积极回应	1
	抗争诉求	环境风险型	0
		环境污染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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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介绍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一种兼顾个案导向与变量导向的研究方法，其本质是定性案例研究，但也借鉴了定量研究的规范性与结构化分析过程，力求整合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的长处。QCA方法关注跨案例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其主要优势是允许研究者探索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组合性，发现不同的条件变量如何组合起来带来特定的结果，可以应用于汇总数据、检查数据的一致性、检验假设或已有理论、快速检验猜想以及发展新的理论论断五个方面，主要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多值定性比较研究（mvQCA）三类^[24]。

（二） 典型案例筛选

典型案例筛选分为三个步骤进行：首先，采用滚雪球法和事件关联法进行文献搜集与内容分析，建立农村环境冲突案例库，涵盖从2001—2019年的典型案例事件，并对每个案例均采用期刊文章、图书专著、网络资料、新闻报道和政府文件等多种资料溯源，形成资料证据三角形^[25]，以求最大程度呈现案例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次，根据设定原则初步筛选案例，主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典型性，案例必须在环境问题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二是资料丰富度，案例资料必须翔实，并且能够相互印证；三是案例必须过程完整且结果无争议。最后，在筛选案例的基础上，保证选择案例的多样性，即在案例总体充分同质性的情况下体现最大异质性，尽可能做到污染类型（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电磁辐射污染、放射性污染以及混合污染等污染源）全覆盖以及发生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多元化。最终，选取30起农村环境冲突典型案例作为样本数据，如表2所示。

表  2  农村环境冲突典型案例

编号	案例名称		编号	案例名称
1	2001年浙江省嘉兴市清溪塘筑坝断河抗污事件		16	2011年广东省汕头市海门镇抗建燃煤发电站事件
2	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抗议砒霜厂排污事件		17	2011年浙江省海宁市抗议浙江晶科能源污染事件
3	2004年河南省修武县围堵铅污染企业排污事件		18	2012年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抗建煤电厂事件
4	2004年浙江省长兴县抗议天能血铅污染事件		19	2013年河北省武强县抗议东北助剂违法污染事件
5	2005年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要求排污化工厂搬迁事件		20	2013年福建省莆田市抗建高污染化工厂事件
6	2005年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抗议京新药业排污事件		21	2014年湖南省湘潭市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
7	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抗议尾矿放射性污染事件		22	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抗建龙塘底焚烧发电厂事件
8	2009年福建省泉州市峰尾镇抗议企业水污染事件		23	2014年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抗议化工污染事件
9	2009年湖南省浏阳市抗议镉污染事件		24	2014年湖南省桃源县抗议创元铝业污染事件
10	2009年江苏省吴江区平望镇抗议垃圾焚烧厂事件		25	2014年湖南省平江县抗建火电项目事件
11	2009年陕西省凤翔区抗议血铅企业事件		26	2015年广东省普宁市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
12	2010年浙江省桐乡市抗议大气污染事件		27	2016年湖北省仙桃市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
13	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抗议信发铝厂污染事件		28	2017年湖南省花垣县血铅事件
14	2010年河北省保定市高新区反映69硅业污染事件		29	2018年江西省九江市赤湖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
15	2011年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抗议高危垃圾焚烧厂事件		30	2019年云南省昆明市阿拉乡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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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结果

（一） 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

在常规的QCA运算中，变量必要性分析是通过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来判断的。一致性表明前因条件是结果超集的程度，覆盖率表明一致性超集的经验相关性。通过fsQCA 3.0软件进行运算后得到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个条件变量覆盖率达到1，但是一致性都没有达到0.9以上，说明都不能视为农村环境冲突引致的充分或必要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组合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表  3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政治机会供给	0.200000	1.000000
制度化诉求渠道	0.133333	1.000000
分化的行政体系	0.266667	1.000000
新闻媒体推动	0.800000	1.000000
农村精英引导	0.333333	1.000000
政府回应	0.100000	1.000000
抗争诉求	0.666667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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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条件变量组合分析结果

将各个变量按照赋值标准进行具体赋值，并通过fsQCA 3.0软件进行运算，得到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所有组合，即真值表，选择标准分析（standard analyses），得到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耦合的解释路径，如表4所示。从条件组合的输出结果中可以看到整体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和整体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都达到1，表明所有条件组合能够解释所有的案例。将这些组合路径转化为中文表述，具体来看，共有8条组合路径，且一致性得分均为1，表示这些组合路径均具备较强解释力。

表  4  条件变量组合路径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组合路径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一致性
组合路径1. 无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行政体系一致*无农村精英引导*政府消极回应	0.366667	0.166667	1
组合路径2. 无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行政体系一致*新闻媒体推动*环境风险型	0.166667	0.100000	1
组合路径3. 无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行政体系一致*新闻媒体推动*无农村精英引导	0.266667	0.033333	1
组合路径4. 无政治机会供给*新闻媒体推动*无农村精英引导*政府消极回应*环境污染型	0.266667	0.033333	1
组合路径5. 无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新闻媒体推动*政府消极回应*环境污染型	0.366667	0.166667	1
组合路径6. 行政体系分化*新闻媒体推动*无农村精英引导*政府消极回应*环境污染型	0.133333	0.066667	1
组合路径7. 政治机会供给*行政体系一致*新闻媒体推动*无农村精英引导*政府消极回应*环境风险型	0.066667	0.066667	1
组合路径8. 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行政体系分化*农村精英引导*政府消极回应*环境风险型	0.066667	0.066667	1
整体覆盖率：1
整体一致性：1
注：*表示“且”的交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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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

第一，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与政府消极回应涉及面广。在所有的条件变量组合路径的结果分析中，都包含有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或政府消极回应，并且在其中3条组合路径中，二者是同时出现的。农村居民为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会通过集体上访、“集体散步”等制度化渠道表达其诉求，若其诉求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事态就会迅速平息，若诉求渠道阻塞尤其是遇到政府部门的消极回应^[26]，则可能演变为激烈的对抗事件，进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

第二，新闻媒体推动有着重要作用。在所有条件变量组合路径的结果分析中，新闻媒体推动占据6条，说明新闻媒体在农村环境冲突的烈度与取舍中有着重要作用。新闻媒体在报道环境议题的过程中扮演着预警者、建构者、批评者和沟通者等多重角色，起着环保宣传与教育、信息传递与共享、主体对话与协商、舆论监督与约束等作用^[27]，尤其是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新媒介的广泛运用，能够为农村居民环境冲突提供动员与组织的平台和途径，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性的群体，很容易爆发冲突。

第三，农村精英引导作用有限。在所有条件变量组合路径的结果分析中，只有一条组合路径中有农村精英引导发挥作用，说明农村精英引导在农村环境冲突引致中发挥作用有限。农村精英是农村居民的利益代言人，通过将环境诉求问题化、促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借助时势等造势策略以及通过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控势策略^[28]，在当地政府与农村居民之间建立了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起着“社会减震器”的作用。但是在农村环境冲突治理中，农村精英并没有受到重视，发挥作用有限。

（三） 典型路径分析

由表4可知，有3条组合路径较其他组合具备较高的解释力，分别是组合路径1、组合路径2和组合路径5，这表明选取的30起农村环境冲突典型案例中有三种较为典型的条件变量组合路径。

组合路径1. 无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行政体系一致，无农村精英引导，政府消极回应

有约17%的案例能够通过这条组合路径解释，具体表述为：农村居民在感知到环境污染或环境风险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采取制度化诉求渠道无果后，并在没有政治机会供给、政府态度一致以及农村精英未参与或发挥作用较小、政府消极回应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方式来表达诉求，使得环境冲突事件爆发。例如，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要求排污化工厂搬迁事件、广东省汕头市海门镇抗建燃煤发电站事件等，属于此条组合路径。在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要求排污化工厂搬迁事件中，画水镇当地的排污化工厂排出大量的废气、废水，污染周边环境，严重危害村民身体健康，生活在画水镇的村民深受排污化工厂企业污染的毒害，开始采取上访、向领导反映、找媒体曝光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环境诉求，然而当地政府部门未能及时对村民的诉求进行回应，进而引发环境冲突事件。

组合路径2. 无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行政体系一致，新闻媒体推动，环境风险型

有约10%案例能够通过这条组合路径解释，具体表述为：农村居民在感知到环境风险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采取制度化诉求渠道无果后，并在没有政治机会供给、政府态度一致以及政府消极回应的情况下，争取到3家及以上全国性媒体、网站或中央媒体的报道或转载，增加关注度，使得环境冲突事件爆发。例如，湖南省湘潭市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湖北省仙桃市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等，属于此条组合路径。在湖南省湘潭市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中，当地政府要推进垃圾焚烧厂项目，周边村民在感知到环境风险之后，对该项目提出疑问，通过上访、投诉、拉横幅等方式来表达诉求，《民生周刊》《企业家日报》等新闻媒体也纷纷进行报道宣传，但当地政府反应迟缓，消极回应，进而引发环境冲突事件。

组合路径5. 无政治机会供给，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新闻媒体推动，政府消极回应，环境污染型

有约17%的案例能够通过这条组合路径解释，具体表述为：农村居民在感知到环境污染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采取制度化诉求渠道无果后，并在没有政治机会供给以及政府消极回应的情况下，争取到3家及以上全国性媒体、网站或中央媒体的报道或转载，使得环境冲突事件爆发。例如，河北省武强县抗议东北助剂公司污染事件、湖南省花垣县血铅事件等，属于此条组合路径。在河北省武强县抗议东北助剂公司污染事件中，村民们总能闻到东北助剂公司排放的废气味道，更为严重的是附近患癌症和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明显上升，村民们多次向县政府和县环保局反映东北助剂化工污染问题，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中国能源网、《中国企业报》、河北电视台等媒体记者进行了走访报道，但当地政府每次都是敷衍了事，进而引发环境冲突事件。

（四） 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的耦合机制

通过梳理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耦合的组合路径和典型案例，构建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的耦合机制，如图2所示。这一机制可以具体表述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觉醒并增强；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态度不一致，加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深入与环保督察等运动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居民提出环境诉求提供了机会^[29]；农村居民在感知到环境风险或环境污染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采取上访、写信、网上投诉等制度化诉求渠道来表达诉求，如果诉求得到政府部门重视，积极进行回应并有效处置，那么事态就会迅速平息；如果诉求没有得到回应，采取制度化诉求渠道无果后，农村居民会争取到3家及以上全国性媒体、网站甚至中央媒体来进行报道或转载，并通过农村精英进行组织与动员，扩大抗争规模来影响政府回应；如果政府一直消极回应，无视农村居民的诉求，则可能会引发环境冲突事件。

图  2  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的耦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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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建议

研究借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提炼条件变量，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1—2019年30起农村环境冲突典型案例的引致因素耦合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耦合有8条组合路径，其中3条典型路径解释度比较高。进一步得出：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与政府消极回应涉及面广，新闻媒体推动有着重要作用，农村精英引导作用有限。同时，通过梳理条件变量组合路径与典型案例，构建农村环境冲突引致因素的耦合机制。

在处理农村环境冲突时建议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畅通诉求渠道，提高政府回应度。一方面，建立畅通的制度化诉求渠道，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反馈，促进农村环境冲突消弭；另一方面，提高政府回应度，政府的职能和地位决定了其在农村环境冲突治理中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30]，积极回应环境诉求，有效化解环境问题。第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沟通桥梁作用。一方面，健全法律法规促进新闻媒体的规范化，充分发挥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善用新闻媒体，掌握规律，将其打造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第三，重视农村精英的引导作用。政府需要扭转传统的简单维稳思维，重新审视农村精英在农村环境冲突中的引导作用，主动与农村精英建立良性对话机制，发挥农村精英的“社会减震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