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的整体规模已达10.12亿人，其中青少年用户的占比达65.6%^[1]。可见，短视频已成为最受青年群体喜爱的社交媒介，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青年的日常实践。众所周知，社交媒介具有显著的政治功能，笔者拟主要关注短视频这一新兴的社交媒介在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使用，尤其欲厘清其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产生的影响。已有“社交媒介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BBS、SNS、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对短视频展开探讨且进行实证研究的尚不多见，因此，笔者对城市青年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能回应这一问题。

在“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强化互联网内容治理、塑造清朗网络空间”^[2]的宏观背景之下，短视频的产制与传播受到了政府力量的塑形与调节。一方面，政府开设并自主运营政务短视频，加大时政要闻、政策传播、政务信息、形象故事等方面的内容供给^[3]，传导主流意识形态，传递正向的价值导向，直接调节了短视频的内容构成；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开展短视频治理，通过多个维度的治理措施形成“调控的手”，规制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4]，调整青年的短视频接触习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形态和感受。基于此，笔者将分别考察青年对一般性短视频的使用和对政务短视频的使用，对其线上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同时提出“短视频治理感知”这一变量，在改善性治理感知和限制性治理感知两个维度上，探析短视频治理感知是否会在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和政务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以及具有怎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 线上政治参与和青年群体的实践

线上政治参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早期的线上政治参与仅仅是将传统政治参与（如竞选、投票、抗议等）由线下转移到线上，而近年来，线上政治参与已经极大地拓宽了途径^[5]，内涵也有所扩展。首先，对日常性的强调。有学者认为，线上政治参与使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在线了解政府，通过数字工具向政府提出建议或进行投诉^[6]98-121。其次，以“交流”为主的线上政治参与越来越显性化。公众多在线上关注政治，进行政治性表达和讨论^[7]，而这种交流奠定了当代政治参与的基调。此外，线上政治参与还能够将人们的内心和思想，如政治判断、态度、信仰、感受等纳入其中^[8]，自内向外对参与行为产生影响。由于线上政治参与所依赖的媒介不断发展，有学者认为，线上政治参与展演着有关政治参与的“全部剧目”，且仍在发展变化中^[9]。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普遍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时代政治参与水平较低的现象^[10]。主要原因在于：青年更易采用新型、多元的线上参与工具，也热衷与其他同伴进行分享^[11]；青年更乐于开展线上交流，使用不同的政治性词汇进行表达和讨论^[12]；青年更倾向利用线上工具建立维权组织，开展线上、线下社会运动^[13]。上述原因导致青年具有较为充沛的线上政治参与热情，也因此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甚至被认为重新界定了青年政治参与的维度^[14]。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同样表明，青年线上政治参与整体呈现出较为积极的特点^[15]：一方面，青年通过线上形式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16]；另一方面，青年亦会选择在线上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表达政治情感^[17]，形成政治认同。

（二） 社交媒介使用、短视频和线上政治参与

社交媒介使用对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从公众利用社交媒介所具有的不同政治性功能这一视角出发，主要存在三种影响机制，对应社交媒体使用促进线上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说”。其一，由于社交媒体具有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优势，公众较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就能接触到更为丰富、多元的政治信息、公共议题、政治观点和言论，从而激起更大的线上政治参与的热情^[6]98-121，并获得较多的参与政治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其二，社交媒介业已形成多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有效增加了公众线上参与政治的机会，丰富了线上政治参与的行动内容^[18]。这就意味着，一旦公众具有明确的参与意愿，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介来实现。其三，社交媒介本身具有参与属性，且便于开展媒介动员^[19]。公众使用社交媒介越多，越容易掌握社交媒介的运行规律，实现群体联结并组织线上政治行动，而社交媒介便构成了线上政治参与生发和演变的重要场域。

除此之外，众多青年用户还会以收获快乐和愉悦为目的来使用社交媒介^[20]，由此带来社交媒介对线上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说”，即沉迷于社交媒介消遣的用户容易减少其政治参与^[21]5-10。但是，这一结论并不统一。例如：有学者发现，如今的社交媒介既是娱乐工具也是参与工具，行动者使用同一工具的行为属性往往很难区分，因而可能具有积极意义^[22]；也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介中的娱乐性内容（如脱口秀、讽刺剧等）也会包含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因此能够正向作用于公众政治参与^[23]；还有实证研究表明，社交媒介的娱乐性使用并不总是消极或无用的，而是能够促进青年线下制度化政治参与，且对线上政治性表达也具有积极作用^[24]。

自2018年起，短视频便已成为青年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介，其政治意涵颇受关注。有研究认为，短视频的使用使得政治渠道更为充足、政治时空更为融通、政治主体更为自主，即使一般性地接触和使用，对青年政治参与也往往会具有积极影响^[25]。短视频擅长以图像的形式展示新闻和公共事件^[26]，更加新颖、有趣。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通过订阅、浏览、被推送、“偶遇”等方式获知时政要闻、公共政策和社会突发事件已十分常见，可见，从信息接触的角度来看，短视频对公众线上政治参与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类似^[27]。此外，青年还是短视频内容的主要创制者，因此，“交流性”政治参与也同样值得关注。青年喜欢通过“创意性表达”输出政治观点，回应政治语境^[28]。有关TikTok的研究表明，青年用户会在政治选举中积极利用短视频参与政治，主要形式为表达政治认同、散布抗议以及因创意性而形成共同体^[29]。国内抖音、快手等平台的用户也经常在热点议题的讨论和展示中使用网络热词、流行语，玩“梗”、再创造，用以表达观点，并推动舆情演化。有学者提出，短视频正在兴起一种“玩政治”（playing politics）风潮，让广大青年通过“玩”的形式参与政治过程，既蕴含了公众的政治训练，还能够突破政治参与的种种限制^[30]，从而推动形成一种新的线上政治参与模式。

针对目前短视频内容存在的娱乐化倾向，亦有学者对其负面影响表示担忧^[31]。为了应对这种趋势，减少“过度娱乐化”的侵蚀，占领主流舆论阵地，政府部门大力建设政务短视频，已成为短视频平台中一个重要的垂类。目前，政务短视频在时政要闻、政务发布、形象构建、公共关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供给大量正面信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较具代表性的账号，如共青团中央账号、中国长安网账号等，在青年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根据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分发算法规律，一旦青年接触政务短视频，就有可能被不断推送近似内容，从而促使他们成为政务短视频的深度用户，再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其对主流信息的接触^[32]。涵化理论认为，某种媒介观看和使用越多，越容易受其影响并接受这一媒介反复传递和塑造的内容及价值观，从而影响受众的心理认知和实践行动^[33]。也有研究显示，当用户较多地接触官方媒介所提供的正面信息时，其政治参与意愿和行动力将会有所提高^[34]。据此可以推断，如果用户对政务短视频的使用增多，就能够对其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政务短视频还在不断拓宽公共服务与政民互动的渠道和方式^[35]，如在短视频账号中添加“打招呼”“私信”“视频通话”等功能，提供用户直接与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参与讨论、加强沟通的新通道，或者在内部功能中嵌入智能机器人，对公众诉求予以搜集、分选和回应。这些尝试都有望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产生正面影响，但尚需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能够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假设1b. 政务短视频使用能够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三） 短视频治理感知及其两个维度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

除关注社交媒体使用对线上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机制之外，研究者们还较为关注各类中介机制，主要是认知心理类变量的实际效果^[36]。较具代表性的如传播中介模型（S-O-R），主要考察媒介作为外界环境作用于个体所产生的内心状态变化及多维度感知对个体线上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37]。基于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变量——短视频治理感知，用以描述用户对国家短视频治理各项措施和现状的心理感知和主观评价，以及在进行线上政治参与时所产生的来自短视频治理绩效或后果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媒介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短视频的发展始终受到来自政府的制约，除直接参与内容生产外，政府还依据法律法规和政治需要对短视频实施多元治理。这些治理行动直接决定了用户能够接触使用或生产传播怎样的短视频内容，从长期来看，亦能影响网络拟态环境的塑造，从而调整青年参与政治的基本生态。在政治学研究中，较好的政治绩效感知或治理绩效感知通常被认为能够有效地影响政治参与，作用方式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间接效应。例如，有学者发现，较高的政治绩效感知能够积极调节公众的政治参与行动^[38]，而治理感知则能够直接影响公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和热情，只有在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满意程度较高的情形下，才会更有意愿参与政治^[39]。

根据中国政府实施短视频治理的目的和措施的不同，短视频治理感知又可分为改善性治理感知和限制性治理感知两个维度。

改善性治理是政府为了保障短视频传播空间的公共利益，维护并促进短视频传播中的平等、开放、创新与互动，鼓励多元主体有序开展视觉化传播活动而开展的治理行动，代表性手段是不断扩大网络环境中的信息公开。这就意味着，政府乐于通过便捷、近用的视觉化方式公开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和数据，直接实施并改善短视频内容治理，并允许用户在短视频中坦诚并可靠地讨论关于政治过程与政治决策的各类事务^[40]，从而使得短视频的整体创制和传播环境也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用户在接触短视频时，将产生“信息公开感知”。如果感觉到政府信息公开水平较高、开放性较强，说明政府重视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建设，切实保护了公众的信息权和表达权，愿意主动向公众提供广泛的参与机会，并与公众坦诚进行交流，在信息利用、政府决策、知识共享等层面愿意与公众达成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参与水平就有可能得到相应的提高^[41]。

国家还对短视频实行限制性治理，主要通过规制手段，引导、调控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形成一定的网络秩序。限制性治理的措施种类较多，既包括强制性，也包括自限性。强制性限制表现为政府出台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如《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等，对短视频平台的准入资格、内容发布、信息管理、违规处罚等作出详细规定，并进行监管和执法，此外还表现为政府进行删帖、打击网络谣言、开展“净网”行动等。自限性限制即短视频平台已建立起一套自查、自审的规制机制，直接删除涉嫌违规的内容，甚至封禁用户账号等^[42]，与监管部门的规制要求达成一致。用户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我审查“惯习”，在创制内容、交流讨论时主动避免涉及敏感话题，自查自限。基于此，用户在心理认知层面形成“网络秩序感知”，对政府实施上述限制性治理措施产生整体评价；也基于此，用户产生对政治环境宽松程度的判断，并对政治参与的后果进行预估。有研究显示，网络规制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存在限制性影响，意味着青年感受到的网络规制愈紧张、严格，线上参与频度就愈低^[6]98-121。笔者亦作同样推断。

综上所述，为了考察“短视频治理感知”这一变量在一般性短视频使用、政务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笔者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 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假设2b. 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在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影响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路径中能够起到正向中介作用。

假设2c. 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在政务短视频使用影响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路径中能够起到正向中介作用。

假设3a. 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能够起到消极作用。

假设3b. 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在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影响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路径中能够起到负向中介作用。

假设3c. 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在政务短视频使用影响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路径中能够起到负向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研究主要通过“政务新媒体用户采纳及社会影响问卷调查”搜集数据。该问卷调查由国内领先的市场调研机构益普索于2021年9月实施，共获得有效样本1 150个，覆盖国内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4个地级市。参考国家统计局对“青年”的年龄界定（14～35岁），结合本轮调查的受访者特征，保留年龄为18～35岁的样本635个，进入后续分析。样本平均年龄为28.38岁，25～35岁的占比超过80.0%。其中，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为84.7%，主要居住在城市（88.5%），大部分在体制外工作（80.0%），月收入为10 000～15 000元的占比最高（24.3%）。这使得笔者研究样本所涉及的“青年群体”比一般青年政治参与研究中常见的大学生群体年龄偏长，且主要为在城市工作的中等收入青年人群，超过50.0%以上的样本每日上网时间为3～6小时（53.4%），具有较高的网络使用黏性。

（二） 变量与测量

1.  因变量

研究中的因变量为“青年线上政治参与”，采用单一问题进行测量。问题为“您对如下说法的赞同程度如何？我经常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短视频等线上方式参与过本地政府征集关于城市、社区发展与治理意见或建议的活动”，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该因变量的均值为3.62（标准差SD=0.998）。由此可知，样本中青年用户线上政治参与保持在比较积极的水平。

2.  自变量

（1）一般性短视频使用

测量问题为“在过去一年中，您接触及使用短视频（如抖音、快手等）的频繁程度如何”，几乎不=1，比较少=2，一般=3，比较频繁=4，很频繁=5。该题项均值为4.04（SD=0.947），有超过2/3的青年用户很频繁和比较频繁地接触并使用短视频（74.4%）。

（2）政务短视频使用

测量问题为“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接触及使用政务短视频（如政务抖音、政务快手等）的频繁程度如何”，几乎不=1，比较少=2，一般=3，比较频繁=4，很频繁=5。该题项均值为3.54（SD=1.018），超过50.0%的青年用户认为自己使用政务短视频的频率很频繁和比较频繁（57.7%）。

（3）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

主要考察受访者对所在城市政府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或互联网提供信息、数据的感知与评价，测量问题为“您对目前本市政府通过上述方式在提供信息和数据公开、透明等方面的工作评价感受如何”，非常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不满意=5。该题项均值为3.93（SD=0.876）。

（4）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

主要考察受访者对短视频等网络媒介的政府规制效果的感知与评价，测量问题为“总的来说，您对我认为现在网络治理的发展逐渐趋向理性成熟的说法的赞同程度如何”，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该题项的均值为4.00（SD=0.851）。由此可知，样本中青年用户对当下网络秩序感知总体持正面评价。

3.  控制变量

研究还使用男性、年龄、居住地类型、月收入、职业、上网时长、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政治兴趣的测量问题为“我十分关注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大事”，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该题项均值为4.07（SD=0.804）。政治效能感的测量问题为“您对我认为我有能力参与公共决策的说法的赞同程度如何”，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该题项均值为3.63（SD=0.953）。

（三） 分析方法

研究使用 OSL 模型进行分析，在控制变量先行代入模型的前提下，探析一般性短视频使用、政务短视频使用等自变量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产生的影响。进而，使用 Process 插件 4.1，分别检验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和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这两个维度的短视频治理感知变量在不同路径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分析主要采用 SPSS 19 软件进行。

四、 研究发现

（一） 线上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OLS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OLS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635）

变量	线上政治参与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男性	−0.116	−0.115	−0.158**
年龄	0.051	0.415	0.034
居住地类型	0.057	0.061	0.059
月收入	0.034**	0.029*	0.026
职业（体制外）	0.075	0.028	−0.024
上网时长	−0.032**	−0.031**	−0.028*
政治兴趣	0.168***	0.147***	0.048
政治效能感	0.443***	0.414***	0.340***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		−0.075**	−0.081**
政务短视频使用		0.154***	0.117**
信息公开感知			0.206***
网络秩序感知			0.165***
拟合优度（R2）/%	29.28	31.20	36.52
调整后R2/%	28.38	30.10	35.20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表中“信息公开感知”即为“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网络秩序感知”即为“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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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表明了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和政务短视频使用的政治效果。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具有显著负向作用（$\beta $=−0.075），说明青年一般性接触和使用短视频越多，其线上政治参与行为就会越少，由此，假设1a不成立。政务短视频使用则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eta $=0.154），说明青年较多地使用由政府主导的政务短视频媒介，会显著提高其线上政治参与热情并增强其线上政治参与行动，由此，假设1b得到证实。

模型3中加入了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和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这两个变量。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回归系数较高（$\beta $=0.206），说明该变量具有一定的作用强度。信息公开、透明是政府鼓励青年用户获知政治信息、开展线上政治参与行动的基础，故而青年用户较高的信息公开感知能使其线上政治参与得到显著改善，由此，假设2a得到证实。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的回归系数为正值（$\beta $=0.165），可见其亦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存在正向作用。这一回归结果与假设3a相左，由此，假设3a不成立。综上可知，新时期，即使青年上网过程中感受到较为明显的限制性治理，也会倾向认为这种规制能够形成一种理性且有序的网络秩序，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其线上政治参与。

对比模型2和模型3，加入网络秩序感知变量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有所提高（由30.10％上升到35.20%）。一般性短视频使用、政务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无改变，但回归系数有所减小，可推测在回归路径中存在中介机制，需作进一步讨论。此外，模型3还显示，男性与上网时长两个控制变量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男性青年的线上政治参与少于女性青年，且上网时间越长，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越低。政治效能感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能够起到显著积极作用（$\beta $=0.340），其余控制变量对线上政治参与均无影响。

（二） 短视频治理感知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中介变量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无论是对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还是对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进行中介效果检验，在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影响的路径中，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故而这两种短视频治理感知的中介作用均不成立，由此，假设2b和假设3b均不成立。由此说明，无论青年如何感知短视频治理，是否受益于信息公开等改善性治理，或者是否认可、是否曾经受到网络限制性治理的影响，都不能调整或改善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对其线上政治参与的负向作用。

表  2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中介变量路径系数

维度	模型	作用路径	回归系数 （$\beta $）	标准误差 （SE）	置信区间最低值 （LLCI）	置信区间最高值 （ULCI）	显著性 （p）
一般性 短视频 使用	中介效应模型1 （信息公开感知）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信息公开感知	0.0932	0.0366	0.0214	0.1651	0.0110
		信息公开感知→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4686	0.0415	0.3870	0.5501	0.0000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0092	0.0384	−0.0846	0.0663	0.8113
	中介效应模型2 （网络秩序感知）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网络秩序感知	0.1038	0.0355	0.0342	0.1735	0.0035
		网络秩序感知→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4253	0.0438	0.3392	0.5113	0.0000
		一般性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0096	0.0393	−0.0869	0.0676	0.8066
注：0.0000为该数据四舍五入后保留4位小数位所得，非0。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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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中介变量路径系数，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政务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部分是由两种短视频治理感知变量起中介作用的。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beta $_a=0.2645，p<0.001；$\beta $_b=0.4044，p<0.001；$\beta $_c=0.0767，p<0.001）在此线性路径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即，如果青年用户在使用政务新媒体的过程中感受到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所做的努力并认可目前的信息公开现状，则更会显著强化其线上政治参与的意愿与行动，由此，假设2c得到验证。而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beta $_a=0.1635，p<0.001；$\beta $_b=0.3718，p<0.001；$\beta $_c=0.2229，p<0.001）在此线性路径中也同样具有正向中介作用，但假设3c并未获得支持。由此说明，对网络规制和治理秩序的较高评价和较高认同，会进一步促进青年政务新媒体用户增加其线上政治参与行动。

表  3  政务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中介变量路径系数

维度	模型	作用路径	回归系数 （$\beta $）	标准误差 （SE）	置信区间最低值 （LLCI）	置信区间最高值 （ULCI）	显著性 （p）
政务 短视频 使用	中介效应模型3 （信息公开感知）	政务短视频使用→信息公开感知	0.2645	0.0325	0.2006	0.3283	0.0000
		信息公开感知→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4044	0.0426	0.3206	0.4881	0.0000
		政务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0767	0.0367	0.1047	0.2488	0.0000
	中介效应模型4 （网络秩序感知）	政务短视频使用→网络秩序感知	0.1635	0.0326	0.0996	0.2275	0.0000
		网络秩序感知→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3718	0.0431	0.2872	0.4564	0.0000
		政务短视频使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	0.2229	0.0360	0.1522	0.293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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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与媒介对政治参与影响机制的研究进路，笔者讨论了青年群体的一般性短视频使用、政务短视频使用对其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以短视频治理感知为变量的中介机制。继网络论坛、SNS、微博、微信之后，短视频已成为青年获知政治信息、开展政治表达的主要媒介之一，在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实践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其对于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却不能一概而论。

研究结果表明，青年对一般性短视频的使用未能直接带来其线上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反而具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青年接触和观看一般性短视频越多，其线上政治参与反而越少。这与社交媒介对线上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说”不同，反而回应了“消极影响说”^[21]5-10。在已有研究中，“消极影响说”的主要解释来自因时间卷入和社交媒介娱乐性较强所产生的替代效应^[43]。笔者同样认为，产生这种负向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如果青年用户对一般性短视频使用的时间较长，沉溺其中，必然会减少其进行线上政治参与的时间；而短视频的娱乐性对青年而言存在一定的去政治化效果^[44]，容易消解青年的政治兴趣并导致青年对于政治事务的冷漠，不利于其线上政治参与情况的改善。此外，短视频平台中生活化、个性化的内容较多，政治类、新闻类、公共价值较高的信息供给相对不足，且青年用户也多以“偶遇”^[45]、碎片化的方式使用一般性短视频，不利于其政治信息的积累和进行深度理解，亦有碍形成有助于其开展线上政治参与的认知和技能。同时，相较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短视频尚未普遍具有公共服务、监督举报、诉求反馈等功能，部分已有线上政治参与途径也存在互动性不足、回应滞后等问题，因而容易影响青年进行线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相反，青年对政务短视频的使用却能够显著促进其线上政治参与，再一次验证了时政类媒介的使用、政治性信息的广泛接触对个体政治行为所具有的积极效果^[46]。亦可从侧面佐证，政府参与短视频内容产制、进行内容调控、致力于信息拟态环境建设的行动取得了成效，政务短视频已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政治意涵的官方媒体工具，在日常实践中切实发挥着正向作用。这一结论也从理论上回应了涵化理论，公众接触某种媒介提供的较多正面信息，有利于其形成与媒介一致的正面态度，从而增进其政治参与。这也提示政府，如果希望增强社会的政治关注度，希望调动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应当进一步明确政务短视频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建设力度，在时政信息、政务要闻、公共政策、民生议题等方面增加内容供给，加强正能量价值传递。同时，还应积极与青年合作，鼓励青年对公共议题进行加工和演绎，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和呈现方式，在其中注入政治情感，促进交流性线上参与。根据算法推荐机制，使用政务短视频的用户将会接收到更多同类型的短视频信息，易形成信息茧房，这有可能在一般性短视频和政务短视频这两种短视频接触习惯不同的青年群体中产生一定的“区隔”效应。较多使用政务短视频的青年更容易成为“参与积极者”，他们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高度信任政府，也更能积极地线上参与政治，而主要接触一般性短视频的青年则相反，线上政治参与意愿普遍处于偏低水平。

研究结果还表明，无论政府如何调整或改善短视频治理，都未能带来一般性短视频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现状的改变（即中介效应不存在）。可见，使用一般性短视频的青年对于来自宏观环境的信息公开水平、网络开放性、网络秩序管控等治理感知类的因素并不敏感，而有效的间接变量可能更多来自个体微观层面的心理感知、认知调整和特殊情境^[47]。但对乐于接触政治、较多使用政务短视频的青年群体而言，短视频治理感知将成为“催化剂”，在促进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中介作用。信息公开感知的提升使得青年进一步感受到了政府的开放和透明，不断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评价，在使用政务短视频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政府保护公众知情权、信息权、参与权的诚意，从而提高了其线上政治参与意愿，并提升了其线上政治参与技能。这也是短视频改善性治理不断优化的立足点。此外，研究还发现，限制性治理（网络秩序感知）变量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无负向作用，反而具有正向作用，且作为中介变量亦能强化政务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之前国内学者所取得的结果不同^[6]98-121。可见，对时下青年而言，虽然能够明显感觉到网络规制等限制性治理手段对于言论、发表、交流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同样认可这意味着将会形成一套更加理性、有序和成熟的网络秩序，仍然愿意积极参与线上政治。可能的解释是，在主要由青年政务新媒体用户所构成的“参与积极者”中，对政府开展各类网络限制性治理有着较高的认可度，且已形成一种有效的内化和认同。他们不仅在利用短视频或其他社交媒体进行原创和转发时具有更多的责任意识^[21]5-10，而且认同删帖、封禁用户等强制性规制措施的合法性，从而更加愿意亲近并信任政府，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此外，笔者的研究结论虽然提供了一个两类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产生不同效果的新情境，但是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来自固定网络样本抽样，受到调查机构样本库容量与属性的限制，最后入选的样本多为在大中城市工作生活的中等收入青年群体，农村乡镇青年、低收入者及大学生群体的占比有限。这导致研究结论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推论。其二，短视频治理感知变量的测量也有待完善。虽然分为改善性治理和限制性治理两个维度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是在具体操作化的过程中，还应根据短视频治理的具体政策、措施、属性加以细分，进一步优化测量题项。不同的操作化也许会对研究结论和解释策略产生影响，未来研究中可以着重加以改进。其三，因受问卷主题所限，研究只涉及青年线上政治参与这一变量，未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等进行详细讨论，亦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