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截至2021年12月，普通本科、专科生在校学生数达3 496.10万人^[1]。大学生不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公务员队伍的生力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大学教育的最高使命，也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根本性问题。然而，近年来，腐败犯罪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走出校园不久的“90后”和“95后”干部落马的消息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与监管已成为纪检监察部门新的工作重点^[2]。上述现象折射出当代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不稳定性与不成熟性，暴露出当前高校廉洁教育亟待加强的事实^[3]。如何有效提升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是新形势下中国建设廉洁政府、构建廉洁社会的基础性问题，也是高等教育亟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一、 文献综述

清廉感知水平是影响个体廉洁意识的重要因素，是一种复杂的主观感受、判断和认知^[4]。学界已经广泛认识到清廉感知水平是影响腐败治理成效的关键性因素，清廉感知水平高者，其腐败容忍度低，抵制腐败意志坚定，参与反腐行动积极性高；反之，清廉感知水平低者，其腐败容忍度高，抵制腐败意志不坚定，参与反腐积极性低^[5]。当前，部分大学生存在清廉感知水平低和廉洁意识薄弱等现象。解艳波通过对哈尔滨6所高校630份调研问卷进行分析后提出，在有关大学生就业“走关系、送礼”问题的态度上，近50.00%的学生呈现容忍或默认的态度，其中14.30%的学生明确表示支持，21.30%的学生选择默认^[6]。侯帅对全国28所高校的抽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也得到类似结论，49.50%的学生认为“请客送礼行为”不属于腐败行为，对于社会上“官员跑官买官卖官”行为选择“无奈、漠视”的学生占比达25.60%，对上述行为发生在自己父母身上并选择“揭发、检举”的学生占比仅为11.50%^[7]。有学者对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低的成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认为清廉感知主要建立在其对所获取的反腐信息的认知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习得性学习结果^[8]。也有学者关注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征，认为大学生对腐败问题及其法律后果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导致了自身清廉感知水平相对较低^[9]。亦有学者关注高校廉洁教育不充分的问题，认为当前高校没有针对“95后”和“00后”等学生群体的认知特点来设计高校廉洁教育课程，再加上教育方法传统、内容体系陈旧等原因，致使大学生学习兴趣低，从而导致其清廉感知认知水平低^[10]。还有学者关注新媒体的影响，认为这一特殊场域是影响大学生这类“网络原住民”清廉感知水平的重要因素，新媒体技术促进了反腐新闻的海量化传播，但是也削弱了传统反腐新闻的话语权和权威地位，这种差异化传播降低了大学生群体的清廉感知水平^[11]。

当代大学生是在互联网拟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媒介传播在其清廉感知水平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2]。《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人，每人每周平均上网时间为26.90小时，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60亿人；其中，20~29岁网民人数在中国网民总人数中的占比达17.40%，这一网民群体对互联网应用价值的评价最高，甚至比30~39岁网民群体的估值高出27.70%^[13]。上述数据表明，大学生既是新媒介的重要使用者，也是媒介传播的重要信息受众。新媒介传播中反腐新闻的议题内容、情绪表达、价值立场和评价导向等构成的信息拟态环境，对大学生的清廉认知、态度和行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14]。反腐新闻与媒介传播是研究影响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的文献还较为缺乏。笔者拟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系统了解当前大学生的反腐新闻媒介接触情况和清廉感知水平，并依据新闻学“议程设置”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知情意行”理论来分析反腐新闻媒介传播对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而提出提升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有效路径，以期强化大学生廉洁心理与行为践行，培养知行合一的廉洁大学生群体。

二、 反腐新闻媒介传播与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调查分析

反腐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类型，强调通过媒体曝光来揭露腐败犯罪行为，传递党和国家严惩腐败的信号和决心；同时强调通过新闻传播产生震慑和预防作用，以提升信息受众的清廉感知水平^[15]。但是，当前反腐新闻传播具有多元化特征，一方面，新媒介的开放性、即时性和便捷性使大学生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使其能够及时获取反腐最新信息；另一方面，爆料式、轰炸式的反腐新闻抢占了大学生阅读兴趣点，在其脑海中易形成差异化反腐认知，直接影响其清廉感知的形成。考虑到清廉感知水平是一种复杂的主观认知判断，为保证调查的隐私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笔者所在课题组运用微信和QQ等社交媒体并以网页链接形式对大学生群体随机发放问卷，共收回问卷314份，其中有效问卷312份，有效问卷收回率为99.36%。从调查样本分布来看，性别上，女性占比为61.46%，男性占比为38.54%；学历上，以本科为主(74.84%)，还覆盖了专科(4.46%)、硕士研究生(18.15%)和博士研究生(2.55%)；专业上，文科类(62.42%)最多，其次为理工类(30.25%)和艺体类(7.33%)；政治面貌上，以共青团员为主(61.80%)，党员次之(30.91%)，无党派人士及群众较少(7.29%)；户籍上，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为43.95%，农村户籍人口占比为56.05%。调查样本覆盖面较全，可以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新媒介环境下反腐新闻传播对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情况。

（一） 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分析

1.  对反腐斗争成效的评价

大学生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成效的评价情况的调查结果，如图 1所示。42.42%的大学生认为，“反腐斗争力度大，成效显著”，25.75%的学生认为，“反腐倡廉建设稳步推进，整体向好”；21.16%的大学生认为，“腐败现象明显减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还有7.49%的大学生认为，“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另有3.18%的大学生表示，“不关心，无所谓”。上述反腐斗争成效的评价情况反映出大学生清廉认知水平存在差异。造成大学生差异化认知的原因之一是反腐信息占有质与量的不同。信息认知理论认为，反腐信息占有量越多，越有利于形成客观正确的认知^[16]。因而，高质量反腐信息供给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

图  1  大学生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成效的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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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反腐新闻的关注度

为了准确了解大学生对反腐新闻的关注度，笔者选取了2019—2021年的4个反腐新闻典型案例来进行测试，调查结果如图 2所示。其中，“仝卓高考舞弊事件”获得关注度最高(84.39%)，表明与大学生年龄相仿的流量艺人的高考舞弊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反腐热议；其次是“秦岭别墅违建案”(45.86%)和“云南孙小果案”(44.59%)，这两起案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大且性质恶劣，新闻媒体的持续跟进曝光也引起了大学生的关注；最后是“赖小民受贿贪污案”，获得关注度相对较少(28.03%)，可能是由于这起案件属于行业腐败案件，与大学生群体的关联性相对不大；还有大学生表示对上述案件均“不了解”(6.69%)，这说明少数大学生存在漠视反腐新闻的问题。媒介接触理论认为，人们的信息选择和关注带有主观意志，会受到个人偏好和外界舆论引导的影响^[17]。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反腐新闻关注度的不同是导致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差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学生群体更关心与自身相关性强的反腐新闻。

图  2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典型案例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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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学生反腐新闻媒介接触情况分析

1.  媒介使用偏好

对大学生反腐新闻获取渠道的调查结果，如图 3所示。从调查结果来看，新媒介已成为大学生群体获取反腐新闻的主渠道，其中，手机使用率最高，占比达95.22%；电脑使用率次之，占比为55.10%。在传统媒介中，电视使用率最高，占比为37.90%，报纸、广播和杂志使用率次之，占比依次为4.78%，4.14%和3.82%。有学者提出，个人行为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函数^[18]。根据信息行为理论可知，人们在选择信息获取工具或渠道时依据的主要是信息易获性，即以信息获取速度和成本作为选择信息获取工具或渠道的判断标准^[19]。笔者的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理论，正因为新媒介具有信息获取的门槛低、便捷性和即时性等特点，当代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介来满足自身获取反腐新闻的需要，所以，要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清廉感知水平，就应更加重视对新媒介环境的把控与优化。

图  3  大学生反腐新闻获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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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反腐新闻新媒介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如图 4所示。92.36%的大学生更愿意使用微信、QQ和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50.32%的大学生更愿意使用哔哩哔哩和抖音等视频直播媒体；43.31%的大学生更愿意浏览澎湃新闻和新浪网等商业网站；29.62%的大学生更愿意浏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和人民网等官方网站。与前三类新媒介相比，以权威性著称的官方反腐新闻网站在大学生群体中浏览使用率最低，需要引起反思。可预见的是，要有效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清廉感知水平，就应更加重视在网络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媒体中的反腐新闻投放管理。

图  4  大学生反腐新闻新媒介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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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媒介信任度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新媒介信任度的调查结果，如图 5所示。86.94%的大学生认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和人民网等官方网站发布的反腐新闻比较真实可信；51.27%的大学生认为，从澎湃新闻和新浪网等商业网站上了解到的反腐新闻比较真实可信；32.17%的大学生认为，从微信、QQ和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中获取的反腐新闻比较真实可信；仅有13.38%的大学生认为哔哩哔哩和抖音等视频直播媒体中的反腐新闻真实可信。与图 4中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在反腐新闻媒介接触方面存在“信息获取”与“信息信任”二者背离的情况：虽然对官方网站发布的反腐新闻信任度最高，但却更愿意使用网络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媒体等渠道来获取反腐新闻信息。

图  5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新媒介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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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新媒介传播优势和劣势的认知分析

1.  新媒介传播优势认知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新媒介传播优势认知的调查结果，如图 6所示。89.17%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介在信息传播时，具有“即时便捷、传播范围广”的特点；54.14%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介传播信息具有“呈现形式多样化”的优势；47.13%的大学生认为，学生们使用新媒介时呈现出“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特征；46.82%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相比，具有“报道角度新颖多样”的优点；42.68%的大学生认为，对反腐新闻的评价，新媒介具有“评论见解深入透彻”的特点。由此可见，相较于传统媒介，大学生青睐新媒介是由于新媒介自身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其强大的交互功能使大学生通过关注、转发、点赞和评论等方式由被动的阅读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新媒介具有的观点表达、声音传递和情感宣泄等功能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和参与积极性，使反腐新闻传播新媒介与信息受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和互塑的地位。因此，利用好新媒介有利于大学生群体清廉感知水平的提升。

图  6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新媒介传播优势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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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媒介传播劣势认知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新媒介传播劣势认知的调查结果，如图 7所示。81.85%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体传播“存在虚假反腐信息”；64.97%的大学生认为，反腐新闻的传播和评论使其“易受他人思想观念影响”；46.50%的大学生认为，反腐新闻传播“缺乏有效的新闻审查与监管机制”；42.36%的大学生认为，部分媒体过度追求“眼球效应”，“‘标题党’和‘爆料效应’等会冲击反腐新闻的严肃性”；41.08%的大学生认为，反腐新闻新媒介传播会受到“多元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冲击”。上述调查结果表明，部分学生已经意识到当前新媒介环境在反腐新闻传播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消解了反腐新闻的正向传播效果，也降低了大学生群体的清廉感知水平。

图  7  大学生对反腐新闻新媒介传播劣势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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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学生反腐参与意愿和行为认知分析

1.  反腐参与意愿

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大学生的反腐参与意愿，笔者设置了1道假设性题目来进行测评，即“当你掌握某官员腐败的证据或线索时，你会向有关部门举报吗”，结果如图 8所示。多数大学生的反腐参与意愿较强，69.75%的大学生表示，“会，反腐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并强调只要掌握了官员腐败线索就会进行举报。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不断拓宽举报渠道，开通电话、网站、电子邮件和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以便民众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这极大鼓舞了大学生的反腐参与意愿。但是，仍有22.61%的大学生选择“不确定”和7.64%的大学生选择“与我无关，不会举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较低、反腐参与意愿不强。

图  8  当你掌握某官员腐败的证据或线索时，你会向有关部门举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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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腐行为认知

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大学生的反腐行为认知，笔者设置了另一道假想性题目来进行测评，即“当你身边的同学存在评奖学金作弊、竞选干部违规拉选票等行为时，你会怎么做”，结果如图 9所示。30.25%的大学生选择“不能容忍，坚决举报”；66.56%的大学生选择“不赞成这些做法，但不会举报”；甚至还有0.64%的大学生选择“默认这些行为，必要时也会这么做”和2.55%的大学生选择“不关己事，无所谓”。这反映出部分大学生反腐意愿弱、行动力低，需要加以警惕。

图  9  当你身边的同学存在评奖学金作弊、竞选干部违规拉选票等行为时，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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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腐新闻媒介传播对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

大学生的清廉感知水平不仅会受到外部反腐新闻所营造的信息拟态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社会心理学“知情意行”的影响。“知情意行”是指信息受众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20]。其中，认知是个体通过不断与外界信息环境沟通交流而获得的认识，既包括感觉、知觉和记忆的感性认知，又包括思维和想象的理性认知；情感是形成情绪过程的主观体验，是个体在接收外界信息后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复杂化的评价、体验和情绪；意志是个体达到自觉地组织和管理自身的行为，以克服困难达成目标的心理过程；行动则是个体认知、情感与意志的外在显现，受到内心驱动力的重要影响^[21]。对反腐新闻的分析，笔者引入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强调新闻媒介对个体认知的重要性，提出大多数人对社会的认知是建立在由大众媒体选择性信息供给与精心设置的议题框架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之中的，并且这些人会据此作出决策和付诸行动^[22]。

笔者结合“议程设置”理论和“知情意行”理论构建了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框架，从新闻议题内容、新闻情绪表达、新闻价值立场和新闻评价导向四个维度出发，来分析反腐新闻媒介的呈现情况，进而探讨其对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形成的多重影响，如图 10所示。在大学生清廉感知形成过程中，第一阶段是通过获取、阅读反腐新闻来形成廉洁认知，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会形成正面的如“廉洁普遍化”，或负面的如“腐败严重化”等认知；第二阶段是在其阅读、思考甚至参与反腐新闻评价后形成的情感上的认同倾向，或对腐败行为产生憎恨、反对和抵制等正面、积极情感，或对腐败行为产生容忍甚至赞同、支持等负面、偏激情绪；第三阶段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后对反腐达成的价值共识，或是从正面上变得意志坚定，或是从负面上变得意志薄弱；第四阶段则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下形成具体的行为意愿和决策，或是从正面上坚决举报身边出现的腐败行为，或是从负面上参与到腐败活动之中。

图  10  反腐新闻媒介传播对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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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息认知机制：反腐新闻的议题内容影响大学生的廉洁认知

信息认知机制建立在认知调节模型(CMM)的基础上，是一个刺激感知、检索记忆、形成概念和建构意义的连续过程，认知程度由个体学习动机和认知能力共同决定^[23]。反腐新闻是大学生廉洁认知的重要信息供给方，获取并阅读反腐新闻是其形成廉洁认知的起点。从当前的反腐新闻议题内容设置情况来看，大部分新闻呈现的是腐败犯罪细节、性质和惩处结果等描述性信息。例如，2022年2月12日，网易新闻头条报道——《杭州市委原书记被捕！兄弟俩联合收受巨额财物，中纪委处分他时用了新表述》，揭露了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伙同其弟周健勇在工程承揽、土地转让和税收返还等方面大肆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并指出他们公然干预司法、搞家族式腐败^[24]。当前，新闻媒体针对造成腐败的体制、制度、文化和环境等问题的深度调查报道较为匮乏。这种“通报式新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即时性和便捷性，但是这类新闻由于缺少对造成腐败的体制、制度、文化和环境等深层次因素的反思和追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生作为新闻受众进行阅读和思考的浅层化、表面化，不利于其从海量反腐信息中形成深层次、理性化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时代的算法推荐技术会不断向同一新闻受众推荐同质化的反腐新闻，一旦某一新闻受众的清廉感知水平不够高，就很容易被类似的反腐新闻所误导，且这种误导还会不断得以加强。当前反腐新闻中过多的爆料式报道甚至使部分大学生受困于算法所构筑起的“信息茧房”，使其产生一种腐败普遍化、犯罪严重化的错觉，进而弱化其廉洁认知。

（二） 情感认同机制：反腐新闻的情绪表达影响大学生的情感共鸣

廉洁情感是大学生通过获取、阅读和思考反腐新闻后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是清廉感知形成的基础。情感认同理论认为，情感认同是一种心理应激响应，个体在接收到信息后会在头脑中形成认知并外显为情感或情绪^[25]27-28。Cialdini等的研究表明，个体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当该信息与已有认知一致时会产生积极情感；反之，当该信息与已有认知产生冲突时则会产生消极情感^[26]。情感认同机制包括信息接触、心灵感悟、情景评价和移情共鸣等内在机制以及语言、精神面貌和行为等外在呈现^[25]27-28。积极的情感共鸣会激发人们奋进的精神动力，而消极或偏激的情绪表达则会销蚀人们的理性认知，引发错误的行为决策。提升清廉感知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促使大学生形成崇廉、敬廉的情感共鸣，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准则，从而产生约束自身行为的效果。

新媒体时代，正如吴文瀚所说：“带节奏、舆情反转等现象成为‘后真相时代’的突出特征，情绪成为促进舆情事件传播与扩散的驱动机制。”^[27]当前，部分反腐新闻报道中存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表达，一些商业媒体的反腐新闻报道中甚至存在情绪迎合、刻意渲染或故意夸大等情况，希望借此来引导或诱导受众作出异质性评论，以期引发反腐“舆论风暴”。在心理学中的“近因效应”作用下，密集的反腐新闻“轰炸”会使大学生以短期内形成的贪腐印象代替对公务员群体的整体客观性评价，从而可能对反腐产生消极情绪，降低其清廉感知水平。新闻受众通过新媒介获取和阅读反腐新闻的过程就是一个受众多元化参与的过程，通过阅读、观看、点赞、点评和转帖等行为使个体的情绪扩散归因表达得以显性化，进而构成该新闻的社会性情绪，从而形成群体性情绪表达并深度感染大学生，甚至会使大学生做出如对腐败分子及其亲属实施人肉搜索、隐私曝光与网络暴力等过激行为^[28]92-96。当极端化情绪发泄代替了深度的理性思考，新闻受众只关注腐败事实表面而不探究腐败发生机制机理时，廉洁认知的价值指向会愈加模糊，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认同，从而引致上文所述的学生参与反腐意愿不强等问题。

（三） 价值共识机制：反腐新闻的价值立场影响大学生的廉洁共识

廉洁意志是大学生在形成廉洁情感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理性思考而达成价值共识的一种能够长期坚持并遵循廉洁规范和要求的稳定心理状态。价值共识理论认为，在个体接受信息时，当信息可以帮助思考理解问题和消除困惑时，个体会更容易认同该信息的价值进而形成倾向性共识；反之，则会导致认知混乱甚至消解共识。价值共识机制则是个体通过深度思考、价值认知、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等环节将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价值规范内化为自身价值取向的过程，包括自我价值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两种机制^[29]。一旦正确的价值共识形成，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就能够自觉抵制各种不当利益的诱惑，避免陷入马克思所说的“拜金教”和“拜物教”陷阱^[30]。因此，廉洁意志作为一种稳固的心理防线是保证大学生廉洁行为的关键性因素。

反腐新闻有着明确的价值立场与导向，旨在通过媒介传播向受众传达廉洁理念、传递震慑信号，进而增强新闻受众的廉洁认知、意志与行为。Coleman提出的媒介“信任—权威”模式认为，谁能掌握新闻话语权，谁就能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31]。然而，新媒介既是“善的大本营”也是“恶的集散地”^[32]，这种复杂的媒介传播环境使得反腐新闻中虚假与真实、正面与负面消息共生，这影响了正向廉洁价值的传播效果。例如，一些媒体为了提高点击率和曝光度，甚至将反腐新闻以戏剧化的传播方式呈现出来，企图营造“媒介奇观”，且在反腐新闻报道中刻意挖掘官场争斗和生活作风等细节，致使本应具有政治性和严肃性的反腐新闻异化为低俗的新闻。大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尚不成熟，如果长期处于这样虚假、负面的新闻传播拟态环境之中，其廉洁意志就容易被弱化，也容易引发其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

（四） 行为决策机制：反腐新闻的评价导向影响大学生的反腐行为决策

反腐行为决策是个体廉洁认知、情感和意志共同作用的外显性结果。行为决策是个体在接收信息后进行问题识别、风险判断和效用分析，最终产生行为意愿并付诸行动，其核心是个体对成本收益的判断。行为决策机制由信息、期望效应、风险偏好、刺激反应、分析判断和方案选择等要素构成，是一个刺激信息、形成直觉、分析判断、进行决策以产生行为意愿的互动循环过程。在信息技术环境下，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AM)实证研究发现，某种信息认知、参与行为或技术的有用性信念会促进个体行为倾向的形成^[33]。当前，大学生的反腐行为决策具有“线上+线下”参与的特点，既能够在新媒介环境中通过关注、转发、点赞、评论和举报等方式参与网络反腐，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检举和揭发等方式来抵制身边的腐败行为。大学生反腐行为决策反映了其参与反腐的意愿，且不同的意愿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决策。反腐行为决策是大学生清廉感知的外显性结果，是形成廉洁认知、培育廉洁情感、强化廉洁意志后的结果呈现。

新媒介的平等交互功能实现了反腐新闻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改变了以往大学生接触反腐新闻时“失语”的状态。不少大学生通过发表评论、点赞和转发等方式表达对贪腐事件的关切，但同时也会受到其他网友评价内容的潜在影响。信息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决策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在群体中表现出“头羊效应”。对批判性思维尚不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在面对反腐的网络异质化评价信息时容易出现认知选择困难和非理性的“指尖决策”^[34]。由于新媒体的观点输出、意见表达具有匿名性与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谣言与真实信息相互混杂，十分考验大学生群体的信息甄别能力和综合判断能力。如果让某些极具煽动性和诱导性的言论或者某些一时难以证伪的贪腐小道消息在网络上肆意传播，就易诱导大学生作出非理性决策，削弱其反腐参与意愿，甚至作出参与腐败的错误行为决策。

四、 新媒介环境下提升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有效路径

习近平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35]因此，需要高度重视青年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提升，这也是中国反腐斗争取得根本胜利的重要保证。反腐新闻是影响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重要因素，尤其在新媒介环境下，需要结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以“议程设置”来优化信息供给端，从多个环节入手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清廉感知水平。

（一） 优化反腐新闻内容呈现，提升廉洁认知能力

大学生如果拥有较高的清廉感知水平，则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腐败现象滋生的危害性，进而增强自身抵制腐败行为的自觉性。Petty等通过行为实验研究发现，理性、客观的强信息能够引发信息接收者进行积极思考，感性、主观的弱信息会导致信息接收者进行消极思考^[36]。因此，要想促进积极地思考，提升清廉感知水平，就需要努力从信息供给端来优化反腐新闻的内容呈现，这也要求反腐新闻需坚持内容至上的方针，少一些浅层表达的描述性新闻，多一些深度思考的调查性新闻，以帮助大学生提升廉洁认知能力，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要做到内容至上，必须不断优化反腐新闻议程设置，提升新闻框架效应：首先，提供有深度的反腐新闻报道。相较于“通报式新闻”对腐败事件的浅层报道，有深度、有思想、有内涵的反腐新闻报道更容易引发大学生进行积极思考。这就要求反腐新闻不仅要对腐败犯罪事实本身进行描述，还要对造成腐败犯罪的个体因素、制度条件、体制问题和社会环境等进行深度剖析，探索人性、制度和环境等要素对腐败犯罪行为的多重影响机制。一篇优秀的深度调查报告对增强大学生认知判断和思考能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其次，实现反腐新闻内容差异化供给。当前，反腐新闻将党政干部默认为主要受众，惯以简短的“通报式新闻”进行报道，以期达到震慑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效果。但是，从内容设计上来看，尚缺少针对大学生阅读兴趣和认知偏好的反腐内容设计。如上文所述，大学生对“仝卓高考舞弊事件”的高度关注反映出该群体更加关注与自身成长相关的反腐新闻，因而，在针对大学生进行新闻投放时，可多报道一些青年干部通过廉洁自律而成功成才的正面榜样事迹，也可提供一些年轻干部误入迷途而贪污受贿的反面警示案例，还可多报道一些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有益做法，从而培养大学生崇廉尚廉的道德情操。

（二） 强化反腐新闻积极情感表达，培养廉洁情感共鸣

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媒体的严肃性与情感中立态度，使情感表达为新闻传播中的新常态与新动力^[37]。情感认同机制表明，积极的情感表达有助于促进积极行为决策的形成；反之，消极或偏激的情感表达则易引发错误的行为决策。积极的反腐新闻情感表达可以给大学生带来欢愉的沉浸式体验，新闻的观点也更加容易被接纳。因此，增强反腐新闻的积极情感表达有利于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提升。

反腐新闻因肩负着特殊的政治责任与使命，更应在遵循客观理性报道原则的基础上强化正向积极的情感表达。Denisova-Schmidt等指出，腐败犯罪的故事叙述会加深人们的腐败负面认知，反之，廉洁故事叙述则会增强人们的廉洁正面认知^[38]。有调查研究表明，《正风反腐就在身边》《我比任何时候更懂你》《扫黑风暴》和《人民的名义》等影视剧的廉洁故事叙述，都有效引发了青年大学生的廉洁情感共鸣^[39]。因而，新闻媒体要改变传统的腐败叙事方式，由重犯罪事实描述转变为重廉洁楷模宣传，由重忏悔录式心路历程展示转变为重正能量廉洁主题故事渲染。在反腐新闻与大学生清廉认知之间形成情感共鸣，纠正部分大学生错误的固化认知，引导其正确归因，进而增强廉洁情感认同。

（三） 传播反腐主流价值观念，强化廉洁意志认同

反腐新闻应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传递党和国家的廉洁理念、行为规范要求，坚定新闻受众与反腐败作斗争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强调：“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40]个体价值观念的形成受社会价值观念影响，是一个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内化与自我价值观念建构的双向过程。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信息的需求强烈，也容易受到外界立场观点的影响。当个体拥有正确的价值观时会采取积极行动，进而强化其意志认同；反之，则会消极对待，并弱化其意志认同。刘金平和任洁对河南、北京等地1 400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榜样力量、金钱权利观和社会文化等因素会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41]。彭豪祥等对2 000名大学生的调研发现，46.73%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介是对个人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媒介^[42]。可见，利用好新闻媒介传播反腐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廉洁价值观念，进而有效提升清廉感知水平。

作为人民监督的“喉舌”，反腐新闻媒体要坚守正确的价值立场，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当反腐斗争处于胶着状态时，通过新闻报道揭露腐败犯罪案件可以起到有效的震慑与预防作用。当前反腐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因而反腐新闻宣传应将着力点放在崇廉倡廉宣传上，讴歌廉洁新时代、新人物和新风貌。如果媒体过度频繁地报道腐败犯罪案件，则会使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更多关注一些腐败犯罪细节，更多感受到官场腐败与黑暗，可能导致其偏离理性和正确认知的轨道，诱发其错误的腐败猜想，甚或产生“羡腐心理”，从而降低其清廉感知水平。因此，反腐新闻要将关注的焦点转移至廉洁价值观念宣传上，树立廉洁自律的社会榜样，宣扬廉洁奉公的典型事迹，传播廉洁修身的好故事，不断形塑大学生正确的廉洁价值观念，坚定其廉洁意志。

（四） 营造风清气正的反腐舆论场域，推动廉洁践行

清廉感知的外化呈现是廉洁行为，通过形成廉洁认知，达成廉洁情感共鸣，内化为廉洁意志，并最终表现为廉洁行为践行，是一个“认知引导—情感认同—行为践行”的长期过程。内驱力是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提出的重要概念，强调个体行动是在内部激励情景与外部压力情景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指向某种特定目标的行为活动内在驱动力^[43]。当信息输入后，个体会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进而产生行为意愿，其中，有用性信念会增强其内驱力和行为倾向。当反腐新闻通过新媒介传播时，网络平台对话的平等交互性使大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其中。当贪官因网民监督而落马的消息被阅读时，会增加大学生的有用性信念，从而增强廉洁行为的内驱力和行为倾向性。因而，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场域是形成廉洁行为内驱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大学生清廉感知水平的情境要件。

信息化时代，反腐舆论场域的建构主体是网络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媒体，因而要加强对这些新媒介的有效监管，应建立“机器+人工”双重把关制度。当前，一些虚假反腐新闻的出现导致了新闻受众出现认知偏差，这源于官方回应缺位造成的“信息真空”和媒体监管无效导致的“信息失真”^[28]92-99。因此，相关舆论部门要加强对反腐新闻信息审核和传播监管，牢牢掌握舆论引导权和主导权，重点关注网络上各领域“大V”的动态，及时关注新闻评论区的意见气候，同时屏蔽煽动性言论或反腐谣言。此外，纪检监察部门要注意通过及时发布反腐权威信息来填补“信息真空”，消弭虚假信息传播。当然，在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高校还需要不断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其媒介素养，引导其正确使用新媒体，提升其获取、阅读、思考、辨析和传递网络反腐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其网络道德自律意识。除了建构和优化反腐新闻舆论场域外，教育主管部门还要注意加强高校廉洁教育，精心设计大学生廉洁教育课程体系。此外，社会上更要大力弘扬优秀廉洁文化，倡导崇廉倡廉的社会风气，最终，形成国家相关部门、学校、社会和网络等“多位一体”齐抓共管的大学生廉洁教育新格局，持续推进廉洁校园、廉洁社会和廉洁网络建设，培养知行合一的新时代廉洁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