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公共危机通常面临着决策急迫、后果严重等情形，身处其中的政府、公众高度依赖科学信息来理解危机并做出合理选择。科学在公共危机中被寄予厚望，但在欧洲出现的多次公共危机事件（如英国的疯牛病事件）中，科学家的判断屡受质疑。然而，没有哪一个案件像意大利拉奎拉（L’Aquila）事件一样，导致科学家被法庭审判。意大利新闻媒体将这次事件描述为，科学家因没能成功预测地震，而被责罚。这一观点在西方媒体中被广泛引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有人将这一事件类比为17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和对布鲁诺的刑罚^[1]1160。但是， Mazzotti根据判决文件指出，科学家被审判的原因“不是科学家无法预测地震，而是他们无法解决公众的担忧和有效沟通风险”^[2]。Prats也认为，被审判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传播^[3]。科学传播才是导致拉奎拉事件争议的关键所在。

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一些国内研究讨论了科学传播面临的挑战，如科学家的科普责任^[4]等，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以优化长期的、系统性的科普工作为目标，而非具有紧迫性的公共危机语境下的科学传播。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来，个别研究关注到了公共危机中的应急科普问题^[5-6]，从整体上反思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中的科学传播活动，但较少对公共危机中具体的科学传播案例展开深入剖析。国外有关拉奎拉事件的社会科学研究，多关注事件反映出的科学与政治关系^[7]、应急政策^[8]325，以及分析拉奎拉事件中的风险沟通问题^[9]等。拉奎拉事件提供了一次深入反思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问题的机会，笔者拟在回顾该事件的基础上，不去就事论事地讨论风险沟通，而是关注公共危机中的科学和科学家本身，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过程视角出发，来分析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面临的挑战，并借鉴欧文的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理念，尝试提出可能的化解对策。

二、 拉奎拉事件回顾

（一） 震前的公众焦虑与专家会议

2008年，拉奎拉周围地区在大地震前的半年里经历了间歇性的地震群（低震级地震）。詹保罗·朱利安尼（Giampaolo Giuliani）是一名实验室技术员，他的业余爱好是监测氡的排放，并尝试以此来预测地震。作为一种稳定的惰性气体，氡存在于与岩石表面接触的流体中，当地下岩石出现滑动断裂时，就会导致氡在流体中的传播增强。詹保罗·朱利安尼在这一地区安装了4个自制的氡探测器，来实时记录氡的测量结果。他曾于2002年10月31日圣·朱利亚诺·迪·普利亚（San Giuliano di Puglia）5.4级地震前，监测到了氡的异常。2009年3月29日，他发现氡排放严重异常，并告诉当局一个星期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他的预测后来被泄露给公众并引起恐慌，他也因煽动公众罪而被传唤。

事实上，在大地震前的几个月，意大利的地震学家已经开始监测阿布鲁佐地区（其首府是拉奎拉市）的密集震动。2009年3月30日下午，拉奎拉遭受了一次4.1级地震，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公众担忧，2009年3月31日，国务卿兼意大利民防部（National Department Civil Protection，NDCP）负责人圭多·贝托拉索（Guido Bertolaso）召开了国家重大风险预测和预防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Hazards，NCPPMH）特别会议，以提供有关应对公共风险的建议，后来受到指控的7名委员会成员都出席了会议。针对这次会议安排，圭多·贝托拉索曾指出，有必要安抚居民，并组织一场媒体活动^[10]。会议结束后，NDCP副主任博纳多·伯纳迪尼斯（Bernardo Bernardinis）和NCPPMH执行主席弗朗哥·巴贝利（Franco Barberi）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博纳多·伯纳迪尼斯告诉媒体，科学团认为没有任何危险，因为群发的小地震是在不断地释放能量，所以当前的形势有利（小地震会降低大地震的可能性）^[11]。

2009年4月5日晚，拉奎拉又发生了一次3.9级地震，之前一些警惕性较高的家庭，在发生轻微震动时会跑到屋外或干脆在外面过夜，但是这次由于相信了NCPPMH的结论，做出了留在家里的错误判断，仅4.5小时后，2009年4月6日凌晨，意大利中部便发生了6.3级地震，震中位于拉奎拉，地震造成308人死亡，约1 500人受伤^[8]326。

（二） 震后的科学家被审判与争议

震后，那些信任科学的民众认为科学家背叛了他们，应承担责任。参与特别会议的科学家因此面临过失杀人罪指控^[11]。2010年6月3日，拉奎拉公众检察官办公室签发起诉书，以过失杀人罪调查6名科学家，分别是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时任负责人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中心主任朱里奥·塞尔瓦吉（Giulio Selvaggi）、罗马第三大学的弗朗哥·巴贝利、热那亚大学的地球物理学教授克劳迪奥·伊娃（Claudio Eva）、意大利政府民防地震风险办公室主任毛罗·多尔斯（Mauro Dolce）、欧洲地震工程中心主任吉安·米歇尔·卡尔维（Gian Michele Calvi），另外还有一名政府官员——博纳多·伯纳迪尼斯，7人皆是NCPPMH成员^[12]。

随后，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4 000名研究者联名写信给意大利总统表示支持意大利科学家，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首席科学家Leshner在写给意大利总统的信中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学科学术团体，AAAS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注，在这一事件中，科学家因未能提醒拉奎拉人民地震风险而遭受审判，这对科学家是不公平和幼稚的。多年的研究表明，没有预测地震的可靠方法，在此时对科学寄予过高期望是不合理的，审判科学家的行为将对科研造成不利影响。”^[13]

2012年10月22日，法官以“过失杀人罪”判处这7名被告6年监禁，他们还需要向幸存者赔偿约900万欧元。法官解释说，这一判决并不是反科学，而是这7人没能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科学家并不是因为没能预测地震而被定罪，而是因为他们发布了“不完整的、不精确的和矛盾的信息”^[1]1160，其中有29人本可以逃生，却因为这些信息而没能逃走并死亡。依照意大利法律，被告有两次上诉权利，其间不用入狱。判决发布后，恩佐·博斯基说：“以前当人们或者记者问我关于某件事的意见时，我都会告诉他们，但是以后再也不会了。科学家不得不闭嘴。”^[11]

经过上诉，2014年11月10日，意大利拉奎拉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由于缺乏证据，NCPPMH的6名科学家没有被定罪，博纳多·伯纳迪尼斯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因为作为民防官员，他应对提供给公众的信息负责，应该考虑沟通对公众的影响^[14]。对科学界来说，拉奎拉事件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是也带给科学界许多反思，尤其是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该如何进行科学传播。

三、 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面临的挑战

（一） 向公众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

公众对于科学存在着一种“确定性”“权威性”的期待，这种期待是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科学目标被认为是求真，即探求真理，为人类社会提供可靠的知识。伴随科学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巨大的成功与力量，科学拥有了对自然和社会解释的垄断权，成为指导公众生产、生活的知识来源。对于中国这样的科学后发国家，科学更是被赋予救国救民的重任，由此产生了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文化，科学的确定性与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种认知倾向下，公众希望从科学家那里知道“地震是否会发生”，但是许多现代科学（特别是地震科学）并不能满足公众期待。

地震科学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正如许多地质学会代表和科学家的证词所表述的，对地震预测来说，学界并没有共识，短期内也没有可预见的解决方案，地质学家在一种复杂的系统中来研究地震，由于这一系统过于复杂，无法准确建模，难以实现预测^[15]。在地震科学中，根据地震群中一个中等规模的震动，可以预测出此后数天内该地区发生大地震的概率约为2%。如果官员向民众发出警告，那么有98%的可能性是发出了假警报^[11]。概率描述无法预测单一事件发生与否，所以科学家无法给出“是”或“否”的简单答案来满足公众的期望。对科学理解的差异，部分造成了地震事件中公众对科学家的愤怒。

公众期待与地震科学特征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向公众传播不确定性的科学信息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若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导致公众误解科学并采取错误行动。在拉奎拉事件中，NCPPMH没有向公众解释科学的不确定性，相反他们试图维护科学的权威与可靠形象，告知公众风险为零，以此来安抚公众。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立场——“虽然地震不可预测，但是我们预测了没有地震”^[14]。NCPPMH用脆弱的确定性来掩盖科学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公众正确理解地震的可能性，是造成灾难后果的原因之一。

（二） 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冲突

在拉奎拉地震中，不同主体对科学家的角色定位存在冲突。由于科学家与政府、公众之间拥有不同的立场和知识背景，各方对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角色存在认知差异，特别是当科学传播活动与个人、公共决策密切相关时。美国科技政策专家小罗杰·皮尔克将科学家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归纳为四种，分别为纯粹科学家、科学仲裁者、观点辩护者和诚实代理人，并指出由于科学与政治属于不同的系统，科学坚持“真理”原则，政治则遵循“权力”原则^[16]。笔者拟结合拉奎拉事件，将各方对科学家在科学传播活动中的角色分为三类，如表1所示。

表  1  不同主体对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定位

主体	对科学家的 角色定位	角色定位的解释
科学家	知识搬运者	对公共危机中涉及的科学知识做出真实、客观、全面的表述
公众	决策指导者	为公共危机中的公众如何做出合理个人 决策，采取什么行为提供指导
政治家	观点辩护者	为公共危机中重要的政策决策提供专业 知识的辩护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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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科学家认为，自己在科学传播方面的责任只是如实地表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当被问到当前的地震群是否会是1703年那种程度的大地震的前兆时，恩佐·博斯基认为自己已经客观地传达了关于地震信息的态度：“在这个地区，短期内出现像1703年大地震那样的大地震不太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11]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又说道：“没有人能够找到一片纸，上面写着我说过‘冷静点，别惊慌’，我多年前就一直强调阿布鲁佐是全意大利地震的最危险地带，现在好像我突然变成了笨蛋，我被以疏忽罪名起诉！”^[11]弗朗哥·巴贝利则坚持自己在会上所说的内容从科学角度来看都是合理和正确的，在类比风险概率时，他列举了飞机、火车和汽车的例子，从统计学上来看，专家会建议坐飞机更安全，但是有人坐飞机出了事故，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的建议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建议是基于统计学的，统计学并不能排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11]。

政治家希望利用参加NCPPMH特别会议的科学家来为其背书，以达到安抚公众的目的。博纳多·伯纳迪尼斯是参加此次会议的唯一一名政府代表，在审判中，他的辩护律师说，博纳多·伯纳迪尼斯不是一名地震学家，他将科学家的观点错误地解读为不会发生地震。但是，恩佐·博斯基回忆说：“那次会议的目的是安抚民众，我们（科学家）开始并不知道，直到后来才明白。”^[11]所以，博纳多·伯纳迪尼斯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不是“失误”，而是“有意为之”。过去的经验也表明，政治因素常常会影响科学作用的发挥，如在英国疯牛病危机中，科学只不过是被雇佣来提供官方的安全承诺^[17]。

公众显然将博纳多·伯纳迪尼斯当作科学家的代言人，将政治家的安抚话语理解为确定的科学知识与明确的行为指导。由于各主体未能就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定位达成共识，常引发争议和冲突，在拉奎拉事件中，这种冲突走向了极端。

（三） 非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竞争

在公共危机中，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非科学知识包括传统、习俗、实践经验等地方性知识，也包括非专业人员的个体认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由于非科学知识更加契合公众的经验和直觉，反而容易被公众“理解”。由于科学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因而常常会出现非科学知识挑战科学知识的情形。例如，2022年8月底，中国南方地区在历史性的高温下，经历了严重的干旱，一时之间“大旱之后必有大震”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与此同时，不少权威网站纷纷从科学立场“辟谣”；2022年9月5日，四川省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谣言”似乎成功地挑战了“科学”。这是不确定性科学在传播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困难。

在拉奎拉事件中，出现了三种非科学知识：一是业余科学家的知识。詹保罗·朱利安尼虽然是一名技术人员，但是在科学家看来，他是外行。詹保罗·朱利安尼认为，可以通过监测氡的排放来预测地震，这在科学上是说不通的。由于他的预测给公众提供了一种确定性的回应，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引发了群体恐慌。二是拉奎拉居民的地方性知识。由于拉奎拉地区处于地震带上，历史上本地居民有在地震活跃期露营的传统，这是该地区居民为应对地震风险而形成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谨慎文化^[11]。三是博纳多·伯纳迪尼斯对地震的个人理解。2009年3月31日，NCPPMH特别会议后的采访中，博纳多·伯纳迪尼斯强调了“没有危险”，还补充说“科学组织也向我们保证了这种情况，因为由于不断地释放能量，这种局面比较有利”^[18]。小地震群会释放能量因此降低大地震的概率，这一判断是明显违反科学常识的，与会专家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显然，这是博纳多·伯纳迪尼斯自己的理解，这种解释将地震类比为“正在泄气的气球不会爆炸”，符合公众的日常经验，当博纳多·伯纳迪尼斯借用了科学家的权威后，公众对此则更加深信不疑。

公众的认知不会出现“真空”，在科学知识缺位的地方，其他知识就会填补，甚至与科学知识进行竞争。在拉奎拉事件中，科学知识的缺位表现为：一是科学传播不及时。在公共危机中，当公众迫切需要一个答案，而科学家却以不确定性或非本身职责作为借口进行回避时，其他的非科学知识就会影响公众认知，如詹保罗·朱利安尼的个人预测。二是科学传播不准确。科学家不直接面向公众传播，而是借助新闻记者、政治家之口来传播信息，科学信息可能被误解或有意扭曲。研究表明，大众媒体往往过度简化复杂的科学论点^[19-20]，导致公众很难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完整、准确的科学信息。

四、 基于公众科学理念的应对思路

（一） 欧文公众科学的核心理念：“科学为民”

英国学者欧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公众科学理念，旨在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洲出现的公众与科学之间的信任问题，促进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欧文认为，产生信任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科学—政治”共同体采取情绪安抚策略来回应公众的担忧，科学家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来传播科学信息，反而成为政治家的舆论工具；二是针对公众的不同观点，科学家强调自身不可置疑的权威，忽视公众的认知与需求，这也是导致拉奎拉事件中科学传播问题的重要根源。借鉴欧文提出的公众科学理念，有助于应对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挑战。

首先，欧文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用脆弱的科学证据来建构的“确定性”常常会被反转，公众科学要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尝试更好地发挥科学的作用。其次，欧文强调“科学为民”的理念。在他看来，公众科学是为了产出对公众“有意义的”科学知识，这时，公众成为科学的客户，科学家要回应公众在真实生活中的关切。最后，欧文关注公众知识的价值。如果科学要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那么科学就必须重视公众的知识，理解公众的想法。

（二） 基于“科学为民”理念的科学传播策略

基于“科学为民”的理念，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不是为了增加公众的科学知识，而是要解决公众的真实问题。

首先，以公众立场确认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角色，即“决策指导者”。当科学家作为“知识搬运者”，告诉公众“地震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概率化的表述，虽然符合科学事实，但是却远离了公众生活，不能为公众提供“意义”；当科学家作为“政策辩护者”，告诉公众“不用担心”，这种说法则违反了科学的真实、客观要求，因为科学家并不能断定不会发生地震，这是政治对科学发挥影响的结果，是一个在科学上“矛盾”的立场。基于“科学为民”理念，当科学家作为“决策指导者”时，拉奎拉事件中的科学家可以做得更多，如评估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识别高风险区域；告诉公众当房屋晃动时，公众应该采取什么方式避险；等等。这些科学建议都能为公众提供帮助，指导他们的行动。面对地震的不确定性，上述做法并非要让科学家给出关于地震的准确预测，而是要在科学家所拥有的知识范围内，为公众提供有意义的行动指南。

其次，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不确定性，引导公众预期合理化。公众对科学有确定性的期待，但是现代科学具有不确定性和决策的高风险性特征。如果通过构建虚假、脆弱的“确定性”来维护原有形象，必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和严重的后果。要求科学家预测大地震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震级是不合理的，科学家应告诉公众有关地震情况的全面的科学信息，让公众正确理解地震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参加NCPPMH特别会议的科学家并非没有对地震的不确定性做出解释，但是科学家没有直接面向公众沟通，政府官员成为信息的“过滤器”，将一种确定性的科学观点传播给了公众。所以，科学家不仅要成为可靠的“信息源”，也要成为有技巧的“传播者”，避免不合格的人错误地传递科学信息。可见，科学家直接对公众进行科学传播是必要的。已有研究指出，在西方社会中，个体科学家开展的科学传播极为有效，因为个体科学家比政府更容易受到公众信任^[21]。

最后，重视公众所掌握的知识与专长，合理填补不确定性科学留下的认知空间。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活动往往面临复杂的社会条件，存在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当科学家难以传播确定性的科学知识来帮助公众做出行为选择时，非科学知识就会进入不确定科学留出的认知空隙中。正如Collins和Evans所指出的，在科学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往往会发挥更突出的作用^[22]。科学家应尝试理解公众所掌握的知识和专长，从科学角度去分析其中的合理性，帮助公众排除那些明显违反科学常识的知识。例如，詹保罗·朱利安尼对氡的测定虽然无法准确预测，但是却提示了地震风险的可能性；又如，拉奎拉居民在地震活跃期的露营传统，避免了可能的风险。显然，并非所有的公众认知都应被给予同等重视，只有那些掌握了“专长”的公众或经过长期检验的经验做法才能给公众提供有益的启发，而不具备经验和专长的“外行”则可能误导公众，就像拉奎拉事件中博纳多·伯纳迪尼斯所做的。

五、 结语

在各方的争论中一些事实逐渐清晰，对科学家审判的主要理由并非由于科学家没能预测地震，而是由于科学传播方式让公众误以为地震风险很低，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长期以来，科学家以知识生产为己任，而忽略了自身在科学传播中的责任。在拉奎拉事件中，科学家对地震风险做出了讨论，他们清楚地知道一场大地震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并没有在会后留下来向公众传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将这一责任完全委托给了一名政府官员。科学传播的失败导致公众将责任指向科学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悲剧，有必要重新审视“传播什么科学”和“如何传播科学”这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传播“复数”的科学。科学并非单一形式的science，而是可以有不同理解和内涵的复数形式sciences。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科学既包括确定性的常规科学，又包括不确定性的后常规科学，如目前的地震科学状况并不允许科学家做出准确预测，科学家应该告诉公众和政府关于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与不确定性，为意外做好准备，并尽最大努力传达科学所知道的和科学不知道的。二是科学不仅是一种实验室生产的知识，也可以是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的知识，科学传播不仅传播抽象的科学“真理”，也要为公众提供符合其需求、指导其选择的科学知识。面向公众多元的需求，科学应具有不同形式。

第二，“双向”的科学传播。“双向”既包括正向的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知识，也包括反向的公众向科学家传播知识。在正向科学传播中，科学家语言的概括化、简化和某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都会导致与公众沟通链条的断裂。科学家应以公众可理解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播，让科学知识转换成为公众的行动指南。在反向传播中，科学家应主动了解公众在公共危机中的所需和所想，思考科学信息对于公众的意义和影响，调整传播方式。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吸纳合格的公众专家，重视公众的需求、专长，有利于促进科学知识的社会强健性^[23]。国际地震预测组织的相关报告也指出，重建公众信心关键在于沟通对话，需要建立科学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公众应该去了解与他们生活有关的科学和技术，科学家也应该把自己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来思考科学与公众的关系，提高科学研究的适用性^[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