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089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语码转换是言语交际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被众多学科重点关注[1],其加工机制的研究也是目前双语认知加工研究领域的热点。语码转换是指双语者在一段会话中交替使用两种或者多种语言的现象。[2]研究者采用实时行为研究方法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手段,对语言产出与语言理解两个层面的语码转换加工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各种理论及理论模型。笔者在阐释语码转换加工相关理论及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分歧进行了评析,以加深对语码转换认知与神经机制的认识,进而为进行更深入的语码转换相关研究和建构更具普遍意义的语码转换理论提供启示。 一、语码转换加工理论及理论模型
研究者提出一系列理论模型以更好地解释双语语码转换加工机制,主要围绕语言产出与语言理解两个维度展开。前者包括抑制控制模型、交互协同模型、特定语言选择假说、特定语言提取阈限说;后者主要涉及语言选择性提取假设与语言非选择性提取假设。 (一)语言产出层面的语码转换加工理论及理论模型
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IC)是非特定语言选择假说的典型代表,由Green提出。[3]该模型认为,在双语语言加工过程中,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词汇表征均会被激活并相互竞争,双语者在选择和提取目标语言词汇时需要抑制非目标语言的词汇,通过抑制被激活的非目标语言词汇完成目标语言的词汇提取。该模型假定,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心理词典均与语言标签(language tags)相连。语言标签不仅可以激活一种语言的任务图式并抑制另一种语言的任务图式,还可相应激活一种任务语言的词汇表征并抑制另一种任务语言的词汇表征,以正确选择和提取目标词汇。换言之,双语者在不同语言间进行转换时,两种语言的任务图式和词汇表征均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激活,需要对当前处于激活状态的任务图式和词汇表征加以抑制并且激活先前被抑制的相关任务图式和词汇表征。这两个加工过程均需要消耗额外的时间,因而,会产生转换代价,抑制控制模型认为这是转换代价的主要来源。此模型还主张,在对非熟练语言进行加工时必须对熟练语言的任务图式和词汇表征加以强烈抑制,但在熟练语言的加工过程中只需要对非熟练语言稍加抑制,可见,熟练语言的抑制程度高于非熟练语言的抑制程度,熟练语言抑制解除所需的时间也将比非熟练语言长,由此产生转换代价的不对称性。
Pickering和Garrod提出了交互协同模型(interactive alignment model),用以解释双语者会话加工过程的认知机制。[4]会话不仅是对信息的编码,更是信息间的传递,可以实现会话双方的相互理解,此过程需要会话双方相互合作、相互配合。[5-6]动态交互是该模型的重要特征,即理解和产出同步且互相配合。这种相互配合可用Zwaan和Radvansky的情境模型加以诠释。[7]情境模型主要包括时空、意图、因果关系、交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等变量。在会话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的情境模型得以建构、自动趋同、达成共识,从而实现成功会话的目的。这种语言行为的交互协同不仅有助于会话双方的相互理解,而且能促进其语言的产出。[8]211该模型认为,语言内在的所有表征层次(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均相互联系,一个表征层次的协同会促进其他表征层次的协同。可见,协同具有多层次渗透性,使会话双方基于当前话语情境的语言表征层次得以协同,进而促进其相互理解。尽管该模型主要是对会话加工机制进行解释,但其理论核心能够用于解释在丰富语篇环境下双语者句子产出过程的语码转换加工机制。[8]211
特定语言选择假说(language-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由Costa和Caramazza提出,用以解释熟练双语者语言产出过程的词汇选择机制。[9]该假说主张,熟练双语者在语言产出加工过程中,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词汇表征均会得到激活,然而,非目标语言的词汇表征并不参与目标语言词汇提取的竞争,因而,不需要通过抑制被激活的非目标语言词汇实现目标语言的词汇提取,这与非特定语言选择假说的观点截然相反。也有研究者认为,词汇选择过程中的惟一认知过程在于目标语言激活水平的控制,语言控制与抑制功能并不相关。[10]可见,只要熟练双语者的目标词汇表征,选择仅限语言内的语义关联词汇间或两种语言能被整合至同一心理词典中时,双语者在熟练语言间或较为熟练语言间语码转换时就不存在转换代价不对称性。[11]Costa和Santesteban对熟练双语者语言产出过程的语码转换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发现两种语言相互转换时转换代价不对称现象,为特定语言提取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12]504-505因此,特定语言选择假说可以较为圆满地解释熟练双语者进行熟练程度不同的两种语言之间转换时不存在转换代价不对称性的原因。
Costa 和Santesteban在综合非特定语言选择假说和特定语言选择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特定语码选择阈限假说(language-specific selection threshold hypothesis)。[12]506该假说主张,每一种语言都具有其独立的心理词典信息选择阈限。双语者在进行两种或三种语言间的转换时,将更积极、有效地建构非熟练语言的心理词典表征,因此,较之熟练语言,非熟练语言信息选择阈限的通达可能更容易。可见,在语言产出过程中,非熟练双语者将通过非特定语言选择机制抑制非目标语言的干扰以实现对目标语言的提取,而熟练双语者由于达到了特定语言提取阈限,通过特定语言提取机制就可实现对目标语言的提取。[12]507该假说为熟练双语者进行熟练语言间(如L1-L2)、熟练语言与相对熟练语言间(如L2-L3)转换时不存在转换代价的不对称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为由非熟练语言转换至熟练语言时,熟练语言转换代价更大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语言理解层面的语码转换加工理论及理论模型
语言选择性提取假设主张,双语者两种语言间的语义表征是共享的,词汇表征是分离的。由于双语词汇表征分别存储于各自的心理词典中,因而,双语者在对词汇表征进行加工时,可以有效抑制非目标语言词汇的激活,排除非目标语言词汇的干扰,进而通达目标语言词汇。[13]转换机制或输入转换与该假设密切相关,它们将语言输入引导至语言特定词汇表征的合适位置[14],换言之,输入转换将感知信息(sensory information)引导至合适的词汇系统[15]。当遇到语码转换情景时,当前使用的语言词汇立即关闭,而需要使用的另一种语言的通路会自动打开,即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语言词汇时,仅目标语言词汇的词汇表征得以激活和提取,而非目标语言词汇会自动受到抑制,不会对目标语言词汇加工产生影响。[16]
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BIA)主要用于解释双语者词汇识别过程。Dijkstra和Van Heuven指出,双语者词汇识别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非选择性提取过程。[17]51该模型是一个自上而下包括特征层(feature level)、字母层 (letter level)、词汇层 (word level)和语言节点层 (language node level)的层级结构模型。由于一语和二语词汇整合存储至同一个心理词典之中,能够同时被激活,因而,在语码转换过程中,被激活的双语词汇彼此竞争,而语言节点能够自上而下地有效抑制非目标语言词汇的激活,从而使双语者能够成功通达目标语言词汇。换言之,由一语转换至二语时,来自二语词汇层的输入能够激活该语言的语言节点层,该语言节点层又对一语词汇层产生自上而下的抑制作用,抑制一语词汇层的激活。BIA模型的交互激活观点解释了双语者词汇加工过程的语际激活现象;而最终决定词汇语言归属的语言节点又合理地解释了双语者对两种语言进行选择性运用和转换的原因。[18]
然而,BIA模型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该模型对双语者心理词典的解释仅适用于正字法特征相似的两种语言(如英语和法语),并不适用于正字法特征相距遥远的两种语言(如汉语和英语)。[19]181BIA模型包括在词汇层面上的两个语言节点,接受来自那一语言的词汇层的激活,并抑制属于另一语言的词汇节点的激活,而BIA模型对这些语言节点的表征和功能并没有加以详细说明,语言节点完成的经常是一种并非真正需要的易事。[20]此外,BIA模型也未能涵盖语音和语义表征,因而不能够解释跨语言的语音启动效应。鉴于此,Dijkstra 和Van Heuven又提出BIA+模型,将语音、拼写和语义特征纳入到词汇识别系统,并且明确区分了词汇识别系统和语言任务图式或者决定系统。词汇识别系统主要受语言因素(如词汇、语义、句法)的影响,而语言任务图式或者决定系统则受非语言因素(如语境、任务要求)的影响。[19]182BIA+模型认为,经过语言任务图式或者决定系统加工后,双语者对输入刺激进行词汇识别,进而实现词汇非选择性通达后的语义提取。[19]182 二、语码转换加工理论及理论模型研究的主要争议 (一)转换代价来源问题
IC模型和BIA模型在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也是两个模型争论的焦点。IC模型认为,转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内和心理词典外两部分的相互作用,这一结论得到以往多数研究的支持。该模型主张,语码转换由独立于心理词典的语言任务图式所控制,该图式负责监控和组织双语者的词汇提取和反应执行。语码转换代价主要源于对非目标语言任务图式的抑制。双语者在进行语码转换时,先前受抑制的语言任务图式得以重新激活,从而产生转换代价。然而,也有研究者主张IC模型无法圆满地对转换代价进行解释。[21-22]BIA模型认为,心理词典内部语言间的抑制是转换代价的主要来源。此外,语言理解过程的两种双语语码转换加工理论之间也存在争议,即BIA模型与语言选择性提取假设的争议在于语码转换代价来源于心理词典内还是心理词典外。前者主张双语者语言理解过程的语码转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内,后者认为双语者语码转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外。语言选择性提取假设认为,语言模式可用于限制词汇通达至一个适合于该语言模式的情境,反之,同形异义词在词汇通达过程中语言模式效应的缺乏表明了双语者词汇提取过程是一个独立于语言的加工过程。[23]双语者未对同形异义词做出判断,双语加工可能更多地以非目标语言的持续抑制为特征,这也在一定程度为语言理解加工过程中转换代价的存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24] (二)转换代价不对称问题
转换代价不对称性是语码转换加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语言熟练水平、正字法特征和反应特征等的影响。双语语言产出和双语语言理解过程语码转换代价的不对称存在差异。双语者语码转换包含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两个不同的过程,它们涉及的认识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可能存在重大差异。要合理解释语码转换代价的不对称性,就需要对这两种过程转换代价的不对称加以区分。[25]181语言产生过程的研究多采用图片命名、数字命名和stroop效应等研究范式考察双语者的语码转换代价,而语言理解过程的研究则运用语义归类和词汇判断范式对转换代价加以考察;语言产生过程的语码转换是双语者在日常会话中主动交替使用不同语言的产出过程,其转换加工主要由意识主动控制,而语言理解过程中的语码转换则是对包含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书面材料、谈话或者报告进行理解的心理过程,其转换加工主要是由材料或数据驱动。因此,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过程转换代价不对称的方向也会存在差异。语言产生过程中,双语者在两种熟练程度不同的语言间进行转换时,由熟练语言转换到不熟练语言的代价小于由不熟练语言转换到相对熟练语言的代价[26],然而,语言理解过程中语码转换的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的研究发现,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熟练水平存在差异时,由熟练语言转换到不熟练语言的代价大于由不熟练语言转换到熟练语言的代价。[27-29]语言产生与语言理解过程中语码转换加工包含的认知机制及神经机制可能存在着的显著差异,既可能与实验材料有关,也可能与加工过程有关。[25]173-184这无疑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明晰导致两种加工过程转换机制不同的原因。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明确区分两种转换加工过程,并探讨二者在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上的分离。[30] (三)词汇选择机制问题
双语语言产出过程中语码转换加工理论模型间的词汇选择机制存在分歧。非特定语言选择假设认为,词汇选择过程中被激活的非目标语言的词汇节点也在词汇选择的候选之列,对目标语言的词汇选择形成者竞争成为词汇选择的竞争者,妨碍对目标词汇节点的选择。[31]414作为非特定语言选择性假设的典型代表,抑制控制模型认为,词汇选择是通过抑制非反应语言 (nonresponse language)的词汇表征激活的抑制机制而得以实现的。[32]1057依据抑制控制模型的观点,词汇选择过程中所有被激活的词汇均需要加以考虑,而与语种无关。熟练语言与非熟练语言的词汇表征不能被整合至同一心理词典,双语者需要通过熟练语言来激活非熟练语言的词汇表征,这为其目标词汇选择机制采用抑制控制机制提供了支持。特定语言选择假设认为,由于非目标语言词汇节点的激活水平不予考虑,非目标语言与目标语言在双语者词汇选择过程中也不会处于相互竞争的位置。[31]414该假设主张,熟练双语者能够将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分别整合至各自的心理词典中,其目标词汇选择机制采用特定语言选择机制。然而,非语言选择性假设和语言选择性假设各自都不能圆满解释双语者语码转换过程的不同特点。因此,Costa,Santesteban和Ivanova提出特定语码选择阈限假说,认为熟练双语者在语言产出过程中依据目标语言熟练程度的不同采用不同词汇选择机制,换言之,双语者在完成两种熟练语言的选择时会采用特定语言选择机制,而在完成熟练语言与非熟练语言间的选择时则采用抑制控制机制来实现目标词汇的选择。[32]1070 三、总结与展望
语码转换加工理论及理论模型深化了人们对语言产出与语言理解层面语码转换加工机制的认识,有助于揭示双语者心理词典的实质。尽管不同理论及理论模型之间存在诸多争议,却为进行全面、系统的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可资借鉴的启示。然而,当前国内外语码转换加工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尽管心理实验软件如E-prime,DMDX,EEG(Electroencephalograph)等软硬件设备以及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语码转换加工的实时研究成为现实,但因以往研究追求实验条件的精确控制,所使用的实验材料也多是基于研究者精心设计的单词、图片等,而非自然情境下的真实性话语,因此,研究的生态效度便大大降低。生态效度低是语码转换加工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对自然情境中的语码转换进行更具生态效度的考察,以及如何揭示日常交流过程中语码转换的实质,是未来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未来研究能否采用情境模拟法为受试营造一个自主的、动态的生活情境,将语码转换加工任务植入该模拟情境中,从而对双语者或多语者的语码转换及其代价进行考察,这也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其次,语言类型距离远近在语码转换加工中起重要作用。国外研究考察了同属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如英语、法语、德语)间的语码转换加工机制。汉语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表意文字,在音、形、义等方面均与拼音文字有着截然不同的标记性特点,可能会导致汉字与拼音文字加工过程以及策略的不同,因此,对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如汉语、英语)间的语码转换加工机制进行研究也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此类研究有助于揭示拼音文字间与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间语码转换加工机制存在的异同,探讨其异同产生的原因,进一步验证现有的语码转换加工理论及理论模型,并为建构更具普遍意义的语码转换理论模型做出贡献。
再次,不同水平层次的语码转换加工是否能够采用相同的词汇选择机制加以诠释;双语者大脑能否运用一种特定语言控制机制对不同任务下不同语言的转换进行加工,目前均无定论。此外,先前语码转换加工的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研究大多是在无损伤情况下以健康受试为实验对象加以考察,实验结论无法为脑损伤双语病人的语码转换加工提供合理的证据和解释。因而,研究者可以更多地以脑损伤双语病人为受试对语码转换加工进行研究,与健康受试的语码转换加工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探究其加工机制的异同,以扩展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并取得更具广泛意义的研究结论。这也是语码转换研究者需要做出更多努力的研究领域。
最后,除个体因素、语言距离因素外,情感因素(如性格、态度、焦虑等)是否会对语言产出与理解过程中的语码转换及其代价产生影响,均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会有助于建立更为完善的语码转换加工理论及理论模型。此外,国内外语码转换加工神经机制研究方兴未艾,还需要进行更多相关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双语者或多语者大脑语码转换加工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进而尝试提出语码转换加工神经机制理论模型的神经计算模型。口译、写作、笔译领域双语者语码转换加工的认知心理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探讨,以实现该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综上所述,人们在语码转换加工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建构了相关理论及理论模型,然而,距离全面了解语码转换加工能力的认知神经机制仍然很远。对双语语码转换加工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的研究,不仅为语言运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而且对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有重要意义。
[1] | 范琳,李绍山. 汉-英-日三语者语言产出过程语码转换抑制加工研究——基于刺激反应设置影响的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45(1): 58-68. |
[2] | Grosjean F. Life with two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ism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52. |
[3] | Green D W. Mental control of the bilingual lexico-semantic system [J].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1998,1(2):67-81. |
[4] | Pickering M J, Garrod S. Toward a mechanistic psychology of dialogue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04, 27(2):169-190. |
[5] | Clark H H. Using Languag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18-319. |
[6] |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G]//Cole P, Morgan J L. Syntax and Semantics:Speech Acts.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41-58. |
[7] | Zwaan R A,Radvansky G A. Situation model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123(2):162-185. |
[8] | Kootstra G J, Van Hell J G, Dijkstra T. Syntactic alignment and shared word order in code-switched sentence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bilingual monologue and dialogue [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10,63(2):210-237. |
[9] | Costa A, Caramazza A. Is lexical selection in bilingual speech production language-specific? Further evidence from Spanish-English and English-Spanish bilinguals [J].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999,2(3):231-244. |
[10] | Grosjean F. Processing mixed language:issues, findings, and models [G]// De Groot A, Kroll J F. 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7:225-254. |
[11] | 崔占玲, 张积家. 双语言语产生中语码切换的特点及机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0(1):114-120. |
[12] | Costa A, Santesteban M. Lexical access in bilingual speech production:evidence from language switching in highly proficient bilinguals and L2 learners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2004,50(4):504-507. |
[13] | Gerard L D, Scarborough D L. Language-specific lexical access of homographs by bilinguals [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1989,15(2):305-313. |
[14] | Macnamara J. The bilingual's linguistic performance: a psychological overview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7,23(1):58-77. |
[15] | Olber L,Albert M A. Monitor system for bilingual language processing [G]// Paradis M. Aspects of Bilingualism.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Hornbeam Press, 1978:156-164. |
[16] | Penfield W, Roberts L. Speech and brain mechanism [M].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253-255. |
[17] | Dijkstra T, Van Heuven W J B. The BIA model and bilingual word recognition, localist connectionist approaches to human cognition [M]. 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51-52. |
[18] | Sunderman G,Kroll J. First language activation during second language lexical processing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6,28(3):387-422. |
[19] | Dijkstra T, Van Heuven W J B.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ilingual word recognition system:from identification to decision [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02,5(3):181-182. |
[20] | Brysbaert M, Dijkstra T. Changing views on word recognition in bilinguals [G]// Morais J, d'Ydewalle G. Bilingu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russels:The Royal Academies for Science and the Arts of Belgium,2006:25-37. |
[21] | Grainger J, Jacobs A M.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in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a multiple read-out model [J].Psychological Review, 1996,103(3):518-565. |
[22] | Smith M C. How do bilinguals access lexical information? [G]// Groot A M B, Kroll J F. 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Hillsdale, NJ:Erlbaum,1997:145-168. |
[23] | Beauvillain C,Grainger J. Accessing interlexical homographs:some limitations of a language-selective access [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87,26(6):658-672. |
[24] | Conklin K,Mauner G. Investigating bilingual lexical access: processing French-English homographs in sentential contexts [C]//Cohen J, McAlister K T, MacSwan J.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2005:552-569. |
[25] | 崔占玲, 张积家. 汉-英双语者言语理解中语码切换的机制——来自亚词汇水平的证据[J].心理学报,2010,42(2):173-184. |
[26] | Meuter R F I, Allport A. Bilingual language switching in naming: asymmetrical costs of language selection [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9,40(1):25-40. |
[27] | Thomas M S C, Allport A. Language switching costs in bilingual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0,43(1):44-66. |
[28] | Jackson G M, Swainson R,Cunnington R,et al. ERP correlates of executive control during repeated language switching [J]. Bilingual Language and Cognition,2001,4(2): 169-178. |
[29] | Orfanidou E, Sumner P. Language switching and the effects of orthographic specificity and response repetition [J].Memory & Cognition,2005,33(2):355-369. |
[30] | 祁志强, 丁国盛, 彭聃龄. 双语者代码切换的认知与神经机制——从行为研究到脑成像研究[J].应用心理学, 2006,12(3):280-284. |
[31] | Costa A, Colomé À,Caramazza A. Lexical access in speech production:the bilingual case [J].Psicológica, 2000,21(2):403-437. |
[32] | Costa A, Santesteban M, Ivanova I. How do highly proficient bilinguals control their lexicalization process? Inhibitory and language-specific selection mechanisms are both functional [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2006,32(5):1057-1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