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正式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也由此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新的领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近30年之后，1971年美国又主动打破自己制定的规则，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自己一手建立的美元——黄金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正式退出国际货币体系，世界从此进入以美元为主导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备受争议，货币问题又一次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焦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因此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政府关注和相互博弈的核心议题。在此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过程，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规律，以期了解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和演变的关键因素，从而较为准确地把握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大国之间在共同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状况下结成的联盟很快被前苏联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冷战所替代。此后的20年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美苏对抗的新形式。^[1]206为了应对前苏联，美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并以多元化原则为基础制订了体现美国利益的规则，并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这段时期也因此被学者描绘为西方世界“复合型相互依赖”的发展时期。^[1]206由于美国处于领导重塑西方世界经济结构和货币秩序的特殊位置，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便成为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是一个多边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支付体系。在这个体系下，美国的中央银行完全以黄金持有储备，而其他各国的储备通货主要是美元。同时，美元成为惟一继续盯住黄金的货币(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而其他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这正式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黄金流失始于朝鲜战争。尽管此后要求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由于美国经济规模的绝对优势，以及美元在国际支付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元独享着“与黄金一样好”(as good as gold)的特殊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的国际收支却开始出现持续性的赤字，“特里芬难题”^①成为现实。西方世界从1958年之前的“美元荒”(dollar shortage)进入到“美元过剩”时期(dollar glut)。^[2]125 “美元过剩”成为当时影响全球经济的主要问题。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将这一问题称为“不流泪的赤字”。在这段时期，美国与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冲突也日益明显。美国认为，欧洲和日本没有采取措施，通过使本币升值或重新估价以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则认为采取措施减少持续性贸易逆差是美国自己的责任。顺差国进而认为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享有自由地为其逆差融资的特权，货币秩序也因此有利于美国并存在着不对称性。而在这种不对称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政治冲突。随着法国、联邦德国、日本以及其他积累赤字美元的国家不断出现，一种经济不安全和脆弱的感觉在美国高层决策者中逐渐浮现。对美国来说，让美国利益服从已经强大起来的盟国利益是不能被接受的。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则担心美国继续运用其美元特权来推行其安全政策。在这种格局下，美国的决策者开始筹划与黄金“主动脱钩”的货币战略，意图通过推行剧烈的改革以彻底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在大国之间的博弈中掌握主动。^[3]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出现多次美元危机。1960年，美国的货币性负债首次超过其黄金储备，美元资产遭到抛售，许多国家要求将其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同时，西欧国家担心肯尼迪(Kennedy)当选美国总统后将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进一步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状况，并造成美元实际购买力的继续下降。在这种预期下，黄金作为避险工具成为投机资本的目标。1960年10月20日，伦敦市场上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上涨到40美元，远高于美国官方规定的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比价。同期，西欧其他国家金融市场上黄金的美元价格也都出现了上涨的趋势，进一步推动了投资者大规模购买黄金抛售美元的行为。美国遭遇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之后，为维持黄金与美元比价，在美国的倡议下“十国集团”^①成立黄金总库。黄金总库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份额组成，其主要职能在于通过对外出售黄金缓解金价上涨的压力。黄金总库各成员国还达成了首个“巴塞尔协议”，即中央银行将延期(6~9个月)持有外汇，并保证本钞能够以原始汇率兑回。与此同时，美国也采取行动，加强了对黄金市场的控制。1961年1月，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国外持有黄金。继任的肯尼迪总统随后又禁止美国公民收集金币。^[4]此外，1962—1963年期间，在美国的胁迫下，西欧主要央行与美联储签订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美联储通过向外国中央央行借款在即期和远期市场进行货币干预以支持美元。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段时间，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巴塞尔协议”也部分缓解了短期外汇危机。^[2]125

然而，随着法美之间的政治冲突进入更为激烈的阶段，法国加快了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速度，并于1967年夏天退出了“黄金总库”。在巨大的兑换压力下，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65年的1.25万吨迅速下降至1967年的1.07万吨。^[5]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11月的英镑危机成为第二次美元危机的导火索。英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者之一，同时英镑作为英联邦成员国国际储备的主要形式，在二战后的国际货币储备中一直保持着第二重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英镑的贬值将动摇人们对储备货币体系的信心，并引发对美元的攻击。因此，美国一直视英镑为美元的第一道防卫线。英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国际收支问题，而1967年由于阿拉伯—以色列战争而引发的国际贸易混乱和石油价格上涨将英国经济推向低谷。此外，英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也促使中东主要石油出口国纷纷抛售英镑，并将资金转移。此时，英镑贬值已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法国外交部长穆维尔对英镑的稳定性表示怀疑之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国外资本大规模外流。在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条件之后，英国因黄金储备损失殆尽而无力继续维持平价。^[6]1967年11月18日，英镑贬值17%。英镑贬值加重了市场对美国维持美元平价能力的怀疑情绪，从而引发了对美国黄金储备的短期冲击，第二次美元危机爆发。为抑制黄金的美元价格的上涨趋势，尚未退出“黄金总库”的成员国在英镑危机爆发后立即售出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并在此后的5个月中共抛售价值34.6亿美元的黄金，令“黄金总库”几乎枯竭。1968年3月，“黄金总库”的损失不断增加：在3月的第一周，黄金损失就达到1.23亿美元；而在随后的1个星期五，“黄金总库”在仅1天之内就损失了1.79亿美元。其中，美国承担了大部分损失。^[7]66“黄金总库”的操作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黄金危机爆发。同年3月16—17日，美国召集有关国家央行行长举行会议，与会的西欧主要国家同意解散“黄金总库”，并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建立黄金过渡期规则的计划，包括黄金的双重价格方案，维持金融市场秩序的一些措施，以及一个提前激活特别提款权的时间表。^[8]246在美国的主导下，与黄金“主动脱钩”的货币战略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世界逐渐走向美元本位制。

1968年，尼克松(Nixon)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政策越发呈现出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倾向。在其上任后的第一年，尼克松拒绝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美国生产力的不断下降，以及与西欧和日本的贸易关系都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不断恶化。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Connally)说：“美元也许是我们的通货，但它是你们的问题。”^[3]254他的发言也总结了尼克松政府对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善意的忽视”(Benign neglect)政策。日益衰落的美元——黄金货币体系遭受着不断增长的庞大且波动的资本流动的冲击。基辛格(Kissinger)也承认：“我们已经踏上了停止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漫漫长路”。^[3]146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9 070吨，价值11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的短期负债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这意味着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中只有44%得到了黄金保证。在美元信用迅速下降的同时，由于德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币值稳定的德国马克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资本流入量激增：1968年9月的前3个星期有90亿马克的资金流入德国；而到了1969年，仅4月30日至5月9日，10天之内就有160亿马克的资金涌入。1971年春天，由于担心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德意志联邦银行放弃了对德国马克汇率的干预，允许马克对美元升值。^[8]246荷兰也紧随德国的脚步，加入货币浮动的行列。尽管如此，将美元资产兑换为黄金或其他国家货币的行为仍在继续，全球货币市场陷入混乱。1971年8月6日，美国众议院国际交易和收支委员会分会(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Payments)发布报告，认为“美元估值过高”，应该采用弹性汇率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这份报告引起新一轮抛售美元的风潮，第三次美元危机爆发。同年8月13日，英格兰银行要求美联储对其持有的部分美元做出保证。8月14—15日在戴维营举行的会议上，尼克松在权衡利弊之后最终接受了康纳利的建议，采取“一种大规模、大胆的方式”，推出“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并将各种建议的所有要素都囊括在内。^[9]8月15日晚，尼克松宣布了这项计划，并宣布美国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终止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清楚看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日益突显的矛盾。随着美国的西方盟友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他们逐渐利用“国际货币权力”^③表达对美国的不满。20世纪60年代的法美货币对抗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一直深受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的困扰。美国的高层决策者担心如果黄金和美元问题失控，西方联盟的经济将彻底崩溃。尽管如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美国不会容忍其他大国对它进行结构性改革，因为这将威胁到美国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10]

此外，美国也意识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美国的弱点是由旧有机制的规则人为造成的。而这些规则主要由美国在二战之后创立，并用于保护其债权国的利益。首先，“双挂钩”的货币安排纵然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也使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约束。由于黄金的市场价格随着市场的供求关系波动，当黄金的市场价格高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美元价格时，从事黄金的套利行为就会产生。当美联储过多地发行美元或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时，套利行为将被进一步激化。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无风险的黄金套利也将不断消耗着美国的黄金储备。其次，美国受固定汇率安排的限制，在其国际贸易大幅下降时无法使用“汇率武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生产力的不断下降和“双挂钩”的货币安排使美国在面对德国和日本的竞争时无法利用汇率机制进行调节。随着美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不断下降，其国际经济地位也受到挑战。^[11]20如果美国试图在所有方面都维持原有的机制，那么它只能采取各种短期的权益之计来保卫美元币值。因此，美国只能通过公开打破旧有规则，主动与黄金脱钩，才能维持它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使债权国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摆脱美元的“黄金枷锁”就成为美国获得更大的“国际货币权力”的必要选择。正如奥布雷于1969年所指出的：“千真万确，债权国对美国的影响依美国遵循旧有概念和规则的意愿而定。如果美国决心对其提出挑战，游戏进程将大为不同。”^[12]

然而，毕竟一个业已存在的货币机制使美国和其西方盟国之间保持合作更为容易。也正因如此，从1962—1971年，在踌躇了近10年后，美国才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继而大幅贬值。美元不再是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的“美金”，而实实在在变成了“美纸”。^[13]1971年12月10日“史密斯协议”签订，对各国货币与黄金进行重新估价，确立不同的比价，试图重建固定汇率制。但仅过了15个月“史密斯协议”就告崩溃，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货币之间实现自由浮动，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外持续不断的金融扩张。^[7]66布雷顿森林体系至此已经结束。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霸权演变

失去了黄金储备支持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曾一度受到威胁。面对这样的局势，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开始了他对中东的“穿梭外交”，不断地在华盛顿和中东产油国之间进行游说，以达到建立石油-美元计价机制的目的。^④最终，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于1975年通过决议，确认美元成为石油的惟一定价和交易货币，而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储备^[14]，石油-美元格局从此形成。由此看来，有理由认为石油-美元计价机制的建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继续保持经济霸权，以及在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制度保证。美国通过垄断大宗商品交易计价权并影响其交易价格，一方面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找到新的“货币锚”；另一方面，将美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进行深度捆绑，此外美国通过影响石油价格，控制世界战略资源分布的格局，从而保持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正因如此，当新的国际货币(如欧元)对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构成威胁时，美国将不惜代价与之进行货币层面以及政治层面的对抗和博弈，以维护原有的石油—美元格局。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选择实施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盯住汇率制度(包括货币局制度和美元化安排)。美元依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因此依然扮演着世界货币的角色。^[15]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召开会议，签署了一个新的货币协议，确立了所谓的牙买加体系，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麦金农将牙买加体系称为“浮动汇率美元本位”。^[11]121978年4月1日，黄金正式退出国际货币体系，世界从此进入以美元为主导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摆脱了黄金束缚的美元真正获得了制定全球货币政策的特权，美国的“国际货币权力”得到极大的扩张。从此开启了美元的全新时代，一个登峰造极的美元时代。张宇燕等指出，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发行国，美国一方面需要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确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目标；另一方面，相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又需要追求一个在全球水平上的合理和稳定的货币政策。^⑤但当这两个目标相悖时，它就将以本国的利益为中心而损害别国的利益。与此同时，别的国家却往往难以采取主动措施，只能根据美国的政策被动地调整本国的经济金融政策。这些国家受到货币政策不对称的冲击，有时甚至将遭遇到灾难性的后果。^[16]26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美国却一直逆差，美国就指责日本在国际市场上采取不公平的竞争手段，两国贸易摩擦不断。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策划下，与日本、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对美元升值71.3%。“广场协议”通常被认为是发达国家(G7)之间维持国际货币秩序、实施协调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却是美国借以对日元以及日本经济实施“敲打”的手段。“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使日本国内经济泡沫迅速积累以至崩溃，陷入长达10年多的经济低迷，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

“广场协议”后，美元与德国、日本的逆差仍未得到改变。1987年2月，7个发达国家在卢浮宫举行会议探讨美元汇率和美国的收支问题，就美元汇率达成一个“汇率目标区”，将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价分别定为153.5和1.825，并将波动幅度保持在上下2.5%的范围内，“卢浮宫协议”被认为是发达国家(G7)促进国际货币合作的重要步骤。实际上也是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表现。由于“卢浮宫协议”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随后美、日、德之间货币政策矛盾也日益加深，终于引发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可见，美元霸权条件下的所谓国际货币合作不过是美国强迫和威逼其他国家服从美国利益要求的借口^[17]，而这一点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中得到体现和印证。 三、结论

对历史的回顾，得出了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天然的寡头垄断性和不稳定性的论断，这一点与哈耶克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16]24从上文的分析中已清楚地看到了霸权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霸权国家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设计与实施，实现国家利益并主导着全球财富的再分配。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美国为了在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继续维持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美元霸权而主动选择的结果。

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中的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是分析问题的关键。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参与国际交易的各个经济行为体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行为的结果，即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的结果。^[18]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则是市场以效率为原则的自发选择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竞争和市场经济对货币资源分配起基础性作用的观点是对的，但只此而已是不够的。

文章的分析证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是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博弈和重建国家间财富分配格局的过程，是大国之间博弈的一种规则。美国背靠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通过建立并操控诸如十国集团黄金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种国际会议，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造，以巩固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即使在霸权地位已经逐渐衰落的今天，美国依旧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正如经济学家Shelton所指出的，“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是美国国家实力最最关键的非军事工具。忽视美元，从而放弃发行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力，这是美国承受不起的损失”。^⑥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问题时，必须考虑“政治”和“权力”的宏观要素。

注释：
①“特里芬难题”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1960年出版的《美元与黄金危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特里芬认为：一方面，由于储备国持有的储备资产是以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外提供支付为前提的，因此随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规模的增加，对国际货币的需要也将随之增加。对发行国而言就意味着必须长期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但这必然导致该货币的贬值，并打击其他国家对该货币的信心；而另一方面，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其币值必须稳定，以维持其他国家对该货币的信心，因此该国不能产生持续逆差。这是信用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储备制度与清偿能力的创造机制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并使充当国际货币的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因此被称之为“特里芬难题”或“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如果美国拒绝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那么国际贸易将会陷入停滞，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遏制；然而，如果美国不纠正其国际收支逆差，美元债务很快将超过黄金储备，各国对美国承诺美元兑换黄金的信心就会下降。最终，美国的黄金储备将遭到挤兑，导致无法维持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价格。或者，美国将放弃以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的承诺。无论何种方式，黄金-美元体系都会崩溃。
②“十国集团”由10个工业国家组成，这10个国家分别是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③“国际货币权力”的概念是由安德鲁(Andrews)提出的，当一个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关系影响他国行为决策时，这个国家就具有国际货币权力。“国际货币权力”将货币问题与政治，特别是外交政策关联起来。
④许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基辛格进行“穿梭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离间中东各国关系，并挑起战争，以实行美国的“石油再循环计划”。
⑤《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对国际关键货币的定义是 “为了国际交易(包括第三国公民所进行的交易)而广泛持有和使用的某国通货。关键货币一般起到了准官方的作用；政府用它来确定本币的外汇价值，在外汇市场买卖关键货币以稳定本币的价值，并持有关键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二战前英镑是关键货币，二战后美元充当了关键货币这一角色，现在有几种关键货币，包括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
⑥当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疆域和政治疆域，在国际上作为交易手段、计价工具和价值储藏手段的货币，这种主权货币就被称之为“国际货币”或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按照职能划分包括贸易计价货币、国际媒介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