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剧变及前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而资本主义则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家敦甚至认为：“这一世纪属于北京政权的部分不会太久，顶多十年罢了。”^[1]但令他们惊讶的是，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通过多项改革措施实现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有力改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到了大部分的亚洲国家，但中国却经受住冲击，实现了平稳过渡，这使得更多的学者关注并研究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学者莫过于提出“北京共识”的乔书亚·库伯·雷默。

雷默是美国《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也是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他在2004年5月7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成功经验及发展模式可以总结为“北京共识”。^[2]

中国国内学者对“北京共识”提法的态度不一，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赞成者认为，“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3]反对者认为，与“华盛顿共识”不一样，“北京共识”不是多方就特定问题的政策取向达成的共识，它只是雷默“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讨论”^[4]形成的关于中国何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个人看法，因此，要慎用“共识”这个词。有学者指出：“‘共识’一词很大程度上与华盛顿共识联系在一起,并且存在被滥用的现象。”^[5]“北京共识”能够在提出之后迅速获得这么大的影响力，与它与华盛顿共识的联系是不无关系的。

笔者认为，“北京共识”概念的局限性是明显的。首先，雷默对该概念的使用是不审慎的，它的内容和名称是完全无关联的，“共识”本来是指共同的认识，在雷默那里却变成了经验或发展道路的代名词；其次，“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原因的总结也是不完整的，没有客观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最后，“北京共识”的使用有借“华盛顿共识”上位之虞，亦有挑衅对抗“华盛顿共识”之虞，不利于为自身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二)“中国模式”的合理性

“北京共识”的提出促使了另一个概念的兴起，即“中国模式”。这里并不是说“北京共识”催生了“中国模式”这个词，只是说“北京共识”的提出使得“中国模式”这个词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是产生在“北京共识”之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在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对比中提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6]

邓小平没有把中国的模式命名为“中国模式”，而是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其实早已存在，而并非是外来词语，只不过它在中国的官方名称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刘国深的“球体国家理论”^[7]所展现的逻辑也可以借用来解释“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即这两者分别是一个球的两个面，同样的事物不同的名称。多数西方学者倾向使用“中国模式”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因此，不管是从中国国内方面考察，还是从国外方面考察，“中国模式”的提法相对于“北京共识”来说都是更贴切更合适的。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

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国内学者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界定，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8]；有的学者从经验的角度界定其含义，认为“‘中国模式’是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形成的，有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策略成功经验的概括”^[9]；有的学者从发展道路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指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所走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10]；有的学者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界定“中国模式”，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11]。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学界尚未形成共识。

笔者认为，从制度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是中国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实施的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及政策设计的总和，而这一系列的制度及政策措施是与别国不同的，因而称之为“中国模式”。

(二)“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在“中国模式”到底是由哪些要素构成及各要素有什么特点的问题上，学者们亦见仁见智。潘维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个要素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中华体制”的概念。^[12]3张维为则从整体的角度概括了“中国模式”的八个要素的特点。^[13]全毅从体制转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发展战略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等五个要素探讨了“中国模式”的特点。^[14]这对促进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有益的。笔者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庞大的制度系统，至少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及外交制度等五个要素，每个制度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1.政治制度要素子系统的特征

在政治制度子系统方面，“中国模式”的特点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独立自主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了基层人民的自治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则在保障各党派参政议政权利的基层上实现了政令的统一，政治协商制度为不同领域的民众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的管道。

2.经济制度要素子系统的特征

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国有经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这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危机时期实现平稳过渡。中国在坚持公有制的同时，又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3.社会制度要素子系统的特征

在中国的社会模式问题上，潘维指出，中国的社会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分散流动的家庭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和行政网络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络；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12]84。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重大制度设计是城乡二元分立户口制度，这种制度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在稳定社会方面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直接推动者，但城乡二元分立是当前社会的基本事实。

4.文化制度要素子系统的特征

在文化制度子系统方面，中国当前的独特文化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文化及西方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最高指导思想，同时允许多种文化思想共同发展；对不同的思想文化采取“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积累和沉淀造就了儒家文化传统博大、丰厚、繁杂的内涵”^[15]，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起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西方外来文化的地位虽然不及前两种文化，但却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西方外来文化对人民的影响是普遍且深刻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诸多事物都留下了西方外来文化的烙印，但这种外来文化只起着补充及辅助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作用。

5.外交制度要素子系统的特征

中国的外交制度由四方面构成，包括“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式，政府外交为主与公共外交为辅但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的外交手段，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16]，正因为中国独立自主，中国才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三、“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领域的进步尤为明显，在短短的30多年里中国实现了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变，而且这种快速的发展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下去。这足以证明“中国模式”是成功的，也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不过，在看到中国过去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正视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一)政治方面

在政治制度方面，由一党领导多党参与的体制有诸多优点，如最大限度地保证政令畅通，提高办事效率，在面对危机时迅速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应对，很好地整合资源并把其用到需要用的地方，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橡皮图章”化、行政机构高度集权化、司法缺乏独立性、规范缺失、官员贪腐及地方本位主义等。

(二)经济方面

在经济制度方面，国有经济对各重点领域的控制是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阻碍了有效竞争的实现，进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无法在整体上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及干预也难以逃脱“厚微观而轻宏观”的管理宿命^[17]，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此外，相关制度规范的缺失使得市场行为主体表现出各种投机倒把的行为，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源源不断流向市场，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

(三)文化方面

文化制度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是关于理想社会的一系列宏观论述，在约束微观主体的行为上作用不大，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目标而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虽然历经几千年并早已深入人心，但现在也已所剩不多。传统文化未能很好继承的直接后果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潜在规范的缺失，道德的大滑坡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日渐兴盛。改革开放后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及享乐主义等思想则在传入中国后日趋流行，也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重大的冲击，人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

(四)社会方面

社会方面，就制度而言，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虽然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并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该制度在事实上造成了城乡的不平等，使乡村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处于劣势地位。该制度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但人口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这种制度人为地为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障碍。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二元分立的制度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一种分离主义思想，即各地各自为政，缺乏相互合作协力发展的动力。制度之外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同样存在不少问题，贫富差距、地区发展失衡、环境污染及治安状况恶化等问题着实令人担忧。

(五)外交方面

中国的外交制度总体上讲是成功的，中国在“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下，依靠自身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效地防止了别国对中国的干涉。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奉行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似乎难以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消极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常常处于劣势，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四、“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一)切实推动制度创新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民互动关系的约束。”^[18]制度供给不到位，人们的互动就失去了框架，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易的成本将大幅增加，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经济的，推动制度的创新是实现“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实践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由集体生产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设立也促使计划经济制度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2013年9月29日成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制度创新的又一个重大尝试。

当然，制度创新并非特指经济制度的创新，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及社会制度等都需要创新，在当前中国的这种现实背景下，有必要大力推动“顶层设计”方式的制度创新，改变经济改革超前而其它方面改革相对滞后的非均衡局面，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及生态制度的协同发展，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升级版。

(二)继续推进思想解放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不转变，任何创新都是空谈。创新型社会的基石是创新型思想，思想上的抱残守缺、因循守旧无疑是创新的最大障碍。当然这里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一味地引进西方思想或理念，而是要摒弃不和时宜的旧观点，以积极的心态接受符合潮流的能为我所用的新思想新理念，必须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情绪，积极吸收西方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正是有了思想的解放，“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才得以在中国出现；也正是因为思想解放，中国才有了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思想解放是指从落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而非从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落后思想和旧思想并不等同，有些新思想可能是落后的，而旧思想也并一定是落后思想，这就要求中国要以客观的态度来面对自身的传统文化。1840年，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凌辱，无数爱国志士致力于寻找救国图强之路，令人遗憾的是，有部分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文化使然，进而极力贬低传统文化，大力吹捧西方文化，少数人甚至提出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殊不知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救国图强道路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从一个伊斯兰国家转变成西方式国家，但抛弃自身文化的土耳其转变的只是其外壳，失去文化根基的土耳其最终并没有如凯末尔所愿成为西方世界的成员，反而成了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国家”。^[19]俄罗斯及澳大利亚因同样的原因成为了“无所适从的国家”，这应该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中国可以学习外来文化，但不能抛弃本土文化，中国可以从落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但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的一切。

(三)大力培育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与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并列的三大资本之一，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20]，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即“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21]，而破解这种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便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提倡的人际互信、制度规范、沟通网络在实现共同体的有效发展方面有突出的作用，而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中便包含了信任危机、失范危机及沟通危机。信任危机表现在各个层次和领域上，如中央与地方之间、官民之间及民众之间等，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规范的缺失更是导致官员贪腐、市场失序及经济行为主体投机取巧，从事损坏消费者利益及破坏市场稳定的不法活动等问题；沟通的不畅则在政治上导致部门本位主义，经济上导致恶性竞争及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公平交易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国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此来促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实现“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大力培育社会资本，强化人际互信，完善制度规范，畅通沟通网络，对于解决当前“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外交等不同方面的挑战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