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全球气候变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流行疾病、自然灾害等风险大量出现，全球、区域、国内、地方等层面开展的风险治理实践也开始勃兴。在诸多治理主体中，安全服务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安全服务企业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早期主要从事应对诸如抢劫、盗窃等与身体危害相关的安全服务。由于风险治理浪潮的兴起，为了追逐市场利润，安全服务企业开始转向辨识和应对大量与人们个体威胁相关的风险问题，从而成为风险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各式各样的安保公司是安全服务企业在风险治理中的主要代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安全服务企业模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所借鉴，如今在世界各地都可见到安全服务企业的身影。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安全服务企业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如美国私人安保服务业的年收入已达6 450亿美元，民众对于私人安保服务的需求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在其所提供的服务中安全咨询服务占据首位，报警监控、预防性检查、犯罪矫治、武装押运等服务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1]在中国，安全服务企业经过30年的历程已取得较快发展，目前已拥有安全服务企业约3 400家，从业者450余万人。^[2]安全服务已发展为集人防、技防、犬防、武装押运、电子保安、保安咨询和保安劳务输出等为一体的全方位安全服务体系。^[3]安全服务企业的快速发展并广泛介入风险治理事务促使人们思考以下问题：安全服务企业大量参与风险治理事务何以可能？安全服务企业与政府在风险治理中的关系如何？安全服务企业在风险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和服务模式是怎样的？

二、风险现状及风险治理

随着全球化所造成的整体性影响开始急剧显现，当今的风险状况也开始发生转型，其中最重要便是风险的种类和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如乌尔里希认为，风险不仅与物理环境相关，还与文化结构相关，“正是文化的认识与定义形成了风险。‘风险’和对‘风险的公共定义’是同一的”。^[4]175Mike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风险’已经被看作一个多维概念，它的定义和内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利用它来实现自己利益的人怀有何种目标和理由。”^[5]25中国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只要具有不确定性，就会存在风险。任何事情本身都不是风险，任何事情也都能成为风险，这有赖于人们对风险的认知”^[6]。

面对风险种类和性质的多样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划分。若以风险的出现时间、作用方式、危害程度、估算风险的手段等为标准，可以将全球化时代的多种风险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传统风险。传统风险指那些持续且规律性地影响人们生活的危险。换言之，如果有些人已经觉察到或经历过这些危险，或者对这些危险已有大量公共的、可确证的信息，那么它就是“已知的”。传统风险的核心特征是这些风险存在于“当下”而不是“未来”。^[7]在风险概念尚未盛行以前，传统风险经常用“威胁”一词来表示，主要指那些被清楚确认的危险。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都将对方所拥有的大量核武器看作是对自身的重大威胁。在这种相互威胁关系中，双方都清楚地知道对方核武器的数量、位置、致命程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总之，传统风险主要强调威胁的确定性。

第二类是不确定性风险。不确定性风险可以通过以前的记录来推算出它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但并不清楚它未来将在何处发生、将会造成何种后果。^[8]换言之，由于人们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历史经验很少，因此，对其在未来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只能有一个概括性了解，但对该风险的详细内容则无法确切认知。^[9]与传统风险只会在特定情况下对人造成伤害不同，不确定性风险的核心特征是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对人造成伤害。不确定性风险存在于许多人的个人经历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或将要经历这种风险，恐怖主义袭击、暴力犯罪和交通事故等都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体现。

第三类是观念性风险。观念性风险指那些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人们对其在将来出现的可能性和出现的具体地点都不甚清楚的危险。观念性风险与任何人过去的经验无关，是一种不能被确切估算的未来风险。换言之，对它的认知并不能从对过去事件的经验分析中得来，而只能依据对未来所进行的想象中得来。观念性风险的特征是风险情形的话语建构性、风险后果的未知性。如有学者指出正是通过这种危险叙事和灾难论说，使得观念性风险在当今公共政治议程中的地位凸显。^[10]新型生化武器的产生、新型恐怖主义摧毁战略的出现等都是观念性风险论说中的典型案例。

由于全球化时代风险种类和性质的多样性，特别是近年来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的大量出现，当今的风险治理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来说，这种变化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风险治理的目标从消除风险变为控制风险。此前，由于传统风险所具有的确定性特征使人们认为风险是可以消除的，因此，风险治理的目标在于清除风险得以产生的根源。但大量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的出现则使得人们更认同风险只能被控制而不会被完全消除的观念。^[11]即风险治理不在于消除风险，“零风险”状况也不可能存在。风险治理意味着对风险进行持续的监控、分析、评估和应对。

第二，风险治理的对象从现实层面扩展到观念层面。观念性风险的出现使得对风险进行话语建构成为可能，风险治理的对象也从确定性的、可估算的现实风险扩展到只存在于观念中的风险。现实风险可以通过观察、经历，或通过经验性统计进行估算，但观念性风险则超越了已有经验和统计估算，观念建构的多种可能性使得观念性风险的数量具有无限性。^[5]25-47可以说，观念性风险的出现使人们对风险认知的扩张得以可能，进而使风险治理的领域和范围均出现大幅度扩张。

第三，风险治理中的权威结构发生转移。由于早期将风险限定在物质领域，乌尔里希曾认为，风险状况对科学知识所造成的破坏性，导致专家在风险知识中的权威受到极大削弱。“原来归之于科学的接近现实和真理的途径，被那些随意的决定、规则和惯例所替代。解神秘化过程扩展到解神秘者身上，并且因此改变了解神秘化过程的状况。”^[12]192但随着大量新型风险的出现，风险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已有经验，人们需要风险专家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使得人们依赖专家进行确认、分析、评估风险的状况不断增多，进而导致风险专家在风险治理中获得了很高的权威。此外，由于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所具有的未来性和不可估算性，使得即使专家所预测的风险没有出现，专家关于风险和不安全状况的预测依然不能被驳倒，从而导致风险专家在风险治理中的权威得以进一步巩固。

第四，风险治理的绩效评估标准开始模糊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所具有的未来性和不可估算性也导致对专业风险治理的绩效进行精确评估变得十分困难。由于风险发生在未来，因此，如果某一风险未发生，那么该事件就既可以被看作是对风险的错误估算，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有效的风险治理措施防范了风险的出现。因为根据其定义，有效的风险治理意味着没有风险事件发生。^[13]对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观念的认同导致那些只注重风险治理的投入，而不注重评估其实际效果的观念开始盛行。此种观念认为，如果风险治理的效果越好，那么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安全服务企业在风险治理中的地位及作用

受风险治理结构转型的影响，政府参与风险治理的行动策略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政府开始通过建构“风险性话语”获得参与风险治理的主动权。如有研究指出，近年来以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为基础而建构的“风险环境”概念已被政府广泛使用，进而成为提出、完善、贯彻风险治理新议程的战略核心。^[5]25-47另一方面，政府开始采用风险叙事和风险指标来动员民众参与风险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整合。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有学者指出风险治理已成为一种政府获得管制权的战略，在此战略中民众将为实现新自由主义式的治理目标而被管制。^[14]29

政府通过改变治理策略在风险治理中获得了主动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政治整合能力。但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风险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一把双刃剑。诚然，政府可以通过风险叙事来强化自身的风险治理主张，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但当政府所宣扬的未来风险被证明子虚乌有，或政府为应对这些风险而采取的诸种治理措施都失效时，这些风险叙事策略则可能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出现合法性危机。^[15]可以说，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采取的这些新策略实质上包含着重大风险。虽然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激发民众的风险意识而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但政府若想获得长期的政治合法性，则必须要向民众承诺这些未来风险是真实且可以有效处理的。此外，对于一些“弱政府”而言，由于民众风险意识的提升意味着政府需要大幅度提高风险公共物品数量的供给，但其所能调配的资源有限，这些政府将有可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与政府不同，安全服务企业在风险治理中则不大可能遇到这些问题。从安全服务企业的角度来看，风险不能被完全消除意味着人们对风险治理将产生源源不断的需求。事实上，某些安全服务企业为了激发民众对于风险治理的需求往往会采取夸大某种风险严重程度的策略。^[16]165此外，对于安全服务企业来说，不能完全消除风险也不会削弱自身的公共影响力，因为民众对企业和政府的期望是不同的：当民众要求安全服务企业来对自身面临的诸种风险进行微观化管理时，他们则要求政府应该对风险进行整体性治理进而消除风险产生的宏观基础。作为消费者，民众认为安全服务企业治理风险的措施应是即时性、个体性的；而作为公民，民众则要求政府对诸种风险进行长期性、集体性的治理。换言之，除非已向其付费，否则消费者不会认为私人安全服务企业有向自己提供风险治理服务的义务；但与此不同，无论政府财政状况如何，公民则始终认为政府向其提供广泛的风险治理公共物品是他们的应尽之责。^[16]188更为重要的是，私人安全服务企业在增加风险治理服务时并不受到自身财政预算的制约，仅仅通过激发民众的风险意识就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收益。 正如乌尔里希所言，“风险不再是机会的阴暗面，它们也是市场机会。”^{[12] 52}“风险不仅仅能被唤起，而且能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一种完全新型的需求，进而是市场，由变化的风险界定所创造，特别是那些规避风险的需求，它们可以随意解释，随意设计，并且可以无限再生。”^[12]65

利用人们对于风险的恐惧情绪是私人安全服务企业成为当今风险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且能获取巨大利益的主要原因。^[17]这种恐惧情绪主要通过对存在于人们生活周围的各种各样可疑性危险进行创造性叙述而产生。如有学者指出，在一些欧美国家风险往往被定义为“在风险中”，通过这种叙述便可以将风险和各种与风险只具有相关性的常规事件联系起来。由于人们缺少对不确定性风险和观念性风险的知识和经历，从而使安全服务企业可以广泛利用大众传媒和风险专家对各种风险进行的创造性阐释。^[8]xi对于安全服务企业来说，媒体和专家制造各种风险性消息即意味着大量的风险治理需求。同时，在对风险的创造性叙述中大众媒体和风险专家往往相互支持：风险专家的意见增强了大众媒体报道的各种风险的可信度，而大众媒体所报道的各种风险反过来又导致人们对风险专家的需求增加。这种状况进一步导致人们认为风险存在的广泛性和可信性，但对安全服务企业而言则意味着巨大商机。

安全服务企业通过引用大众媒体和风险专家的报道和观点，意在使人们形成这样的恐惧意识：风险已无处不在。在对外宣传中，安全服务企业又会对这些关于风险的报道和观点进行再次阐发。一方面，它们通过宣传使人们觉得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具有多重性。就像领英安全集团(Pilgrims Group)指出：“你的活动中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持续增长的大量风险。恐怖主义、暴力犯罪以及其他未命名的危险共同组成了一个复杂且相互联系的安全风险网络。”^[18]哈特安全公司(Hart Security)则宣称：“火灾、洪水、盗窃、暴力犯罪、恐怖主义等风险经常存在，一旦安全防范的内部缺口被暴露，这些风险便紧随而至。”^[19]另一方面，安全服务企业则通过宣传使人们觉得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具有紧迫性和新异性。如引用“最近的世界状况”“当前气候状况”“当今世界”等词，使人们相信自身所面临的风险是非常急迫的，需要及时处理；而使用“突发状况”“前所未有的事件”等词则可以使人们相信其所面临的风险是新异的，因此，人们需要采取一些此前从未使用过的新型风险治理措施。

四、风险治理服务体系及其叙事逻辑

与人们对风险治理需求的提高相伴随，安全服务企业开始提供大量的风险治理服务。这些风险治理服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20]风险识别指对特定消费者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及该风险未来走势的分析。风险评估指估算这些风险对特定消费者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并确定治理风险时的优先处理事项。风险应对指转移或减轻风险对特定消费者所造成的危害。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借助于特殊的叙事逻辑，安全服务企业所提供的这些风险治理服务已变成一个“自我强化、自我生产”的体系：安全服务企业风险治理服务体系的运作不仅满足了人们对风险治理的需求，而且不断创造着治理需求，从而使安全服务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

(一)风险识别服务

一种观点认为，风险的大量丛生会激发人们的团结意识，从而会出现多层次的集体性应对风险行动。^[21]但与此推论相反，经验研究表明，在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以个体化的方式应对其所面临的风险：许多人往往从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同时将自己与可疑的或未知的“他者”隔离开来，躲进自己的封闭世界，如居住于有良好安保设施的社区，让子女上私人学校，钻进汽车后立即上锁等。^[14]47

基于对这种心理状况的认知，安全服务企业开始将风险识别服务与个体化叙事逻辑联系起来。个体化叙事逻辑意在使人们相信，每个人所面临风险的性质不同，因而需要个体化的应对措施。个体化逻辑通过将风险归结为个人而非集体所面临的威胁，从而使人们对企业提供的个性化风险治理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例如：在风险识别过程中，通过分析个人居住地离核废料倾倒地的远近程度，个人是否吃转基因食品、个人乘坐某一航空公司飞机的频率，安全服务企业就可以将核污染、转基因产品危害、恐怖主义袭击等公共性风险描述成私人性风险。^[4]137-139

在此基础上，借助于个体化逻辑，安全服务企业开展的风险识别活动还激发了民众的个人风险责任意识，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念：风险是个人的事而不是国家或社会的事，个人应该积极承担起应对其所面临的诸种风险的责任。如有学者指出，在公共卫生领域，安全服务企业通过宣传使人们开始认为，有效实现卫生安全的措施应该是降低体重、吃抗氧化食物、适量摄取维他命、加强锻炼等个人性行为，而不是通过管理移动通讯工具的辐射程度，监管饮用水中杀虫剂和肉类食品中激素类添加剂的使用剂量等集体性措施来应对卫生安全风险。^[22]个人责任意识的提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集体性、政治性应对风险方案转移到个体性、商业性的应对方案，进而使人们转而思考应选择哪家安全服务企业帮助自己应对风险等问题。

在个体化逻辑指导下，安全服务企业在风险识别的实践过程中开始使用一些特殊的识别措施，建立个人风险档案、进行个人风险调查就是其中的两项核心性措施。这两项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个体消费者清晰地认知到其所面临的诸种个体化风险，并且鼓励他们采取商业性预防性措施。在建立个人风险档案和进行个人风险调查的过程中，风险专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们在分析不确定性风险和未知风险时所使用的大量专业化知识，使人们对他们的风险分析结论无从质疑。可以说，借助于风险专家的权威，安全服务企业通过建立个人风险档案和进行个人风险调查使人们“看到了”他们此前从未在意过的大量风险。如哈特安全公司就宣称：“经常性的风险识别活动可以使我们对周围环境中将会出现的大量风险进行及时的预期和反应。”^[19]

(二)风险评估服务

政府开展的风险评估活动主要围绕着“零风险”“最坏状况”“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等叙事逻辑进行。与此不同，安全服务企业提供的风险评估服务则围绕着脆弱性叙事逻辑和风险最大化叙事逻辑展开。在风险评估中，脆弱性叙事逻辑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分析人们的个体特征来估算他们将会面临何种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个体可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危害。在脆弱性叙事逻辑下，风险评估的主要任务变为分析特定个体被置于某种风险环境的频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特定个体在这种风险环境中所暴露的缺陷的严重程度。其中，个体被置于某种风险环境的频度和其所暴露的缺陷的严重程度的估算主要以个体处理风险状况的能力、在风险环境中生存的能力等为主要指标。^[23]

借助于脆弱性叙事逻辑，安全服务企业开展的风险评估活动实质上使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匮乏是风险大量出现且产生严重危害的主要原因，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个体的脆弱性才导致了他们将面临各种风险的。如在对跨国性暴力犯罪进行评估时，脆弱性逻辑使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犯罪者的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来预防或减少跨国性暴力犯罪现象的发生，而这一目标则应通过准确评估个体的脆弱性并采取相应弥补措施来实现。^[24]换言之，企业意在通过风险评估使人们相信：跨国暴力犯罪出现的原因不在于犯罪者的贫困、社会矛盾激化等外部因素，而是由于作为犯罪目标的个人没能减少自己的脆弱性，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显而易见，风险评估中的脆弱性逻辑巩固了人们在应对风险时的个体责任理念，从而扩大了人们对风险治理服务的需求。

最大化叙事逻辑是安全服务企业在进行风险评估活动时采用的另一逻辑。这一叙事逻辑明确指出：“零风险”是不可能存在的，风险治理的目标仅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个体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使风险对个体造成的损害最小化。因此，最大化逻辑在风险评估中的运作方式便表现为：尽可能最全面地评估个体应对风险时的各种脆弱性，对个人的缺陷进行最大化暴露，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通过何种措施来减少脆弱性，并确定减少脆弱性措施的优先顺序。安全服务企业往往宣布其所提供的风险评估服务可以对个人所有的脆弱点进行全面分析。如神龙保安公司就宣称：“通过现场专业勘察和对客户安全防范情况搜集，对客户委托事项的安全防范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估，提出可靠、可行的操作对策。根据客户要求，对客户委托事项进行安全分析与评估，并提供全面、可靠、可行的安全防范方案。”^[25]最大化逻辑制造大量利润机会的原因在于：“零风险”的不存在导致每个个体都相信自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应对风险的缺陷，而通过“彻底的调查和审视”，这些缺陷将会被进一步扩大，进而使安全服务企业可提供的减少个体脆弱性的服务变得无限多。

(三)风险应对服务

安全服务企业将其提供的风险应对服务的内涵限定为三方面：一是风险应对服务只负责治理风险所造成的后果；二是风险应对服务是一种防范型措施；三是风险应对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可以看出，对风险应对服务的如此定义是有利于安全服务企业的：一方面，较之于将风险应对服务的重心放在消除风险得以产生的条件，治理风险所造成的后果可以有效地克服诸种“搭便车”行为。因为治理风险后果是一种排他性的服务，其意在减少个体所面临风险的脆弱性，由于这种服务只能使付费的顾客获益，安全服务企业自然也就有利可图了。另一方面，通过将风险应对服务限定为对风险进行的防范型、持续性的治理，就既可以避免人们由于预期风险没有发生而出现对风险应对服务效果的质疑，还可以激发人们的恐惧心理进而产生大量的安全治理需求。

持续警示型叙事逻辑提出，由于全球化时代风险的产生根源往往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彻底消除风险的产生根源不太可能，当无法消除风险根源时，风险应对服务就只能致力于减缓、转移风险对特定个体的伤害。持续警示型叙事逻辑的使用是导致人们认同上述风险应对服务定义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该叙事逻辑进一步提出，当风险无法消除而只能被减缓、转移时，人们就只能通过警示性手段(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电子门禁系统、责任区域安全巡逻等)转移风险，同时还需要采取持续性手段来减缓风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中安保实业公司宣布，有效的风险应对需侧重于提高风险制造者被发现、被处罚的可能性，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反窃听窃视清扫服务、安检设备租赁服务、远程监控服务、智能家居看护服务等众多服务，这些服务“确保了安防系统的流畅，给予生命以及财产最优质的保障”。^[26]而另一公司则宣布：“公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接处警团队，24小时全天候为客户提供安全监控与应急处置服务。”^[27]

总之，借助于上述叙事逻辑，安全服务企业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风险治理服务。通过这些服务，人们的风险治理需求被不断创造出来，从而让安全服务企业获得巨大利润。

五、结语

在风险治理结构转型的趋势下，借助于特殊的叙事逻辑和广泛的安全服务，安全服务企业在当今风险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安全服务企业大量介入风险治理事务也可能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安全服务企业的优异表现可能会削弱人们对政府风险治理能力的信任。因为通过特殊的叙事逻辑，人们可能会认为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是个体化且多样性的，只有通过安全公司才能有效应对。政府风险治理能力信任度的降低使得政府的行动能力受到极大限制，而在当今风险状况急剧严峻的时代，“没有政府的风险治理”的成效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政府和安全服务企业在风险治理理念上的矛盾开始出现，本来“公共部门特有的、不同于私人管理的价值观常常与私营部门所持价值观相背离”^[28]，加之安全服务企业的特有叙事逻辑可能使该矛盾进一步凸显。政府和安全服务企业在风险治理理念上矛盾的激化将会造成重大的风险治理困境：由于风险治理主体在治理理念上的相左，使得未来的风险治理活动有可能“被撕裂”，风险治理活动非但不能有效应对风险，反而会加剧风险。

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协调政府和安全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纾缓二者间存在的张力，进而实现风险治理的良性运行便显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政府如何合理建构自身的风险话语，“将自己的选择转化为社会公众认可的道德目标，凝聚为社会成员的共识”^[29]，则应成为政府推进风险治理体系和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