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许多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目前，除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之外，许多其他大力推行通识教育改革的大学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比较深厚，文理科发展相对比较平衡的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中北京大学其实可能不用进行通识教育改革，因为北京大学历来的教育传统，就是最好的通识教育。例如：北京大学向来有一种传统，即各个学科的学生之间互相“串门”，除了学习本专业的知识之外，还经常到历史、哲学、中文等其他专业听课，学生相互之间也能够打破专业的界限，进行自发的沟通和交流。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强调的许多内容，他们实际上都自动地实现了。因此，拥有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和优势的综合性大学，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相对比较容易，也不那么迫切地进行改革。

相对而言，对于北航这样以工科见长的重点大学而言，虽然招收的学生很优秀，但本身的学科体系比较单一，且人文与社会科学等相对弱势，因此，通识教育改革更为迫切，同时通识教育改革的条件也相对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北航的通识教育改革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非常不容易。总结北航的通识教育经验，至少以下几点值得重视。^①第一，北航的管理层对通识教育比较重视，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无论是政策和资源配置，只要对通识教育真正有利，北航的决策者们都是毫不吝啬的。这构成了北航通识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北航虽然是理工科背景的学校，校内优质文科资源比较匮乏，但北航的优势是背靠全国高等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周围都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传统或新兴文科强校，因此，可以有效地吸收整个北京市的文科资源为我所用。第三，光有这样一种周边资源的优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北航自身内部的通识教育机制的创新。因此，北航通识教育的第三个成功经验，就是从一开始就避开了中国通识教育的一些陷阱，强调小班教学和经典文本研读的重要性。^[1]同时，北航的通识教育也强调从大学一年级新生抓起，重视新生通识教育的体验课程。就通识教育模式而言，目前北航的通识教育更倾向于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2]，与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不太一样^[3]。就此而言，北航的通识教育改革，与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差异比较明显，而更加类似于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4]从效果上来看，近些年，北航在通识教育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为国内同行所瞩目。

北航的特色即其是中国最好的工科院校之一，在工科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目前正朝着空天信融合的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在理工科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改革，与综合性大学不同，与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也不同，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但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何发挥理工科大学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并结合其来探索具有北航特色的通识教育模式，是北航通识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北航通识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文科，正在尝试在理科生中间推行通识教育，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仍面临着一些基本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通识教育经验，也许是可行的。文章对麻省理工学院(MIT)通识教育的研究，主要借鉴了中国国内教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对MIT的最新通识教育报告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研读，并对MIT官网上提供的课程信息进行了分析和观察。

MIT是世界著名的一流理工科大学，英才辈出，自1944年以来，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连续14年在美国工学院中排名第一，在各种类型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也一直名列前茅，是北航一直以来模仿和超越的目标。与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不同，MIT不但工科水准世界一流，文科实力也非常强悍。例如：在MIT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就有将近20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根据1981年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评定结果，MIT的语言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哲学分别名列全美第一、第一、第六和第八位。^[5]根据US News 2009年“最佳研究生院”排名，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MIT的经济学排名全美第一，政治科学排名第十，心理学排名第十二。^[5]

当然，一个大学文科的强壮与一个大学通识教育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文科的强大，既关涉师资，同时也是科研实力的体现。通识教育虽然得益于师资实力和科研实力，但更强调教学和学生培养的方面，侧重点是不同的。同时，虽然说人文课程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但通识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人文课程。因此，MIT的通识教育并不能与MIT的文科教育划上等号。实际上，MIT的通识教育的视野和抱负，要远高于MIT文科教育的事业，是一个更为宏大和完整的教育计划，凝聚了MIT的主事者和教育者长达100多年的探索，对于北航的通识教育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航与MIT，二者虽然同为以工科为特色的知名大学，但二者创立的背景不同。北航创立的一个特殊背景，是1952年国家院系的大调整，一大批综合性大学被拆分，重新组装，相当于是把民国时期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重新改装成了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由此，出现了许多全新的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而综合性大学则明显减少，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传统文科院系则大量被取消。^[6]此种院系兼并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虽然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弊端，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化，过于强调对专业性人才，尤其是工程类和技术型的专业性人才的培养。^[7]这种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指导下的工科教育模式，培养出来了大量的物廉价美的中等技术型人才，无论是对建国后的工业化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这些人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更高层次的领导型人才，却很难培养出来。同时，学生的精神世界过于单薄，视野狭隘，对于中国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更高层次的发展与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独立建制的工科型大学，是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才培养的一种特殊模式，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即便是此种工科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时，也必须注重通识教育，注重对“人”本身的培养，而非仅仅是对“专家”的培养。在这一点，工科大学的鼻祖MIT，给北航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MIT创立于1861年，刚好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MIT创立之初的1864—1865学年，学生人数只有72人，绝大多数来自美国马赛诸塞州，外州的学生只有5个人。如今，MIT已经是一所举世闻名的名牌大学，学生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只有不到1 000人来自马萨诸塞州，学生来源遍布全球，其中美国本土之外的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1/4，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一流的国际化大学。^[8]8

MIT在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在MIT之前，西方大学的历史源远流长。1088年创立的波伦那(Bologna)大学一般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中世纪大学其实是一所研究生院，一般只有四个学院和专业，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文学院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学院，主要是培养学生拉丁文等基本的语言能力。神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则是研究生院，必须经过文学院学习并经考核合格后才能够学习。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传统虽然屡有改革和创新，如19世纪柏林大学创立了一种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新模式，但整个大学传统更强调自由地探索和求知，更强调理论研究和忽略实用的工程技艺，这是没有疑问的。MIT在创立之初就强调工程和现代科技教育，更强调对应用型和实用型人才的培养，这在整个西方高等教育史上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②这种做法很快就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潮流，即便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些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实际上也深受其影响，现代专业教育也是无所不在，变成了现代大学高等教育的主流了。^[9]

即便如此，MIT在建校之初，即保持了相当清晰的认识。虽然MIT已经看到了整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注重实用型和应用型科技人才的培养，但MIT同时也认识到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MIT第一任校长罗杰斯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博物学家。罗杰斯早在MIT创立之前15年，就曾经在一封信件中提到他对即将创立的这所大学的设想：即该所大学应该“传授所有为工艺提供基础和解释的科学原理”，而非“在工场能够学到的技能的运作和细节”。^[10]由此可见，MIT在创立时，虽然强调对工程师和应用型技术专家的培养，但仍然非常重视科学原理和通识教育。从该阶段的课程体系来看，除了核心的工程技术课程之外，也有许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课程，甚至许多人文课程。因此，与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量取消人文课程的做法不同，MIT在建校之初，就具有非常强大的通识教育的“基因”。

当然，通识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同时也是需要物质基础来支撑的。因此，MIT早期的通识教育服务于工科学生的培养，虽然在理念上很受重视，但没有完全的独立地位。这种情况持续约半个世纪后，校方开始认识到单一工科教育有问题，应把工科和理科结合起来。此时，MIT在整个教学模式上进行了改革，除工科外，专门设立理科学院，而这些理科专业的核心就是通识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MIT的工科通识教育首先的切入点是理科。

二战结束后，MIT发现自己的通识教育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对文科太轻视了，于是提出一个大的方案，即除了理学院以外还要有人文学院，文科不能仅作为教研室存在，还必须设立独立学科。他们的目标并不仅是让理工科学生听一听文科的课，而是文科的发展也要有精深的研究。他们秉承的理念是，MIT工科是最前沿的，人文科学也要做到全美最顶尖的。只有这样，通识教育才能反馈给工科。

这个阶段开启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1947年开始着手进行，于1949年完成并公布的路易斯通识教育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General Education)。1947年，MIT有感于教育质量的下降，委托刘易斯领导教育调查委员会对学校的教育状况进行评估。刘易斯报告的一个核心观点，便是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虽然此前MIT一直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但刘易斯的报告认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此种重要性仍然不够突出：

“没有人能够精确地描述随后可能遇到的挑战。我们认为第一步是为学者提供大量在该领域承担创造性工作的机会，使其具有与学院其他领域相同的高专业水平。通过鼓励充分发展该领域以使其获得重要的独立性发展权利，而不是主要作为其他专业的服务性辅助措施，我们相信学院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质量能够得到实质性提升”^[11]74。

正是在刘易斯报告的建议下，1950 年 12 月，时任MIT大学校长基利安成立了人文与社会研究院。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MIT要改变自身的办学特色与定位，朝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校长基利安的头脑非常清醒：

“委员会所推荐的这所学院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麻省理工学院打算现在或未来成为一所具有广泛人文性质的学校，我们仍应保持像过去那样的限定性目标，将学院集中在科学、工程、建筑及管理几个方面”^[11]74。

这点对北航通识教育改革特别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一方面，它启发北航必须要花大力气建设文科，尤其是精品文科。即使北航的工科在中国是最好的，但如果文科是三流的，通识教育一定做不起来，因为通识教育的成功是需要制度做基础的。因此，文科从零敲碎打的公共课教学的方式，质变为独立建制的学院，同时也强调文科学院的科研水平，瞄准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目标，对于理工科大学通识教育的开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MIT在60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北航虽然醒悟得比较晚，最近20多年，也迈出了这一步。尤其是最近10年，北航文科的发展，还是很喜人的。这成了最近五六年北航通识教育改革能够搞起来，取得初步成功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放弃自己的传统和特色，邯郸学步式地全面复制综合性大学的做法，也不可能成功。MIT文科的突出特点是小而精，每个专业都精挑细选，只发展通识教育特别需要的专业。而且一旦决定，就会下巨资扶植。此外，MIT的文科确实跟工科结合在一起。以艺术专业为例，不同于其他学校，MIT把艺术和计算机、数字化联系起来，如把达·芬奇所有的画都数字化，用数字来研究艺术的规律。

通过对MIT通识教育历史的回顾可知MIT从其成立之初，由于其创始人罗杰斯校长的远见卓识，便具有了通识教育的基因，为后来MIT通识教育的发展和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MIT自身的发展，既有的通识教育课程逐渐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也无法满足MIT自身发展的需要。MIT逐渐从一个相对比较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技术学院，转变成技术和基础理论并重的理工科学院，最后通过刘易斯改革，进化成为“优势工科，扎实理科，精品文科”的学科均衡的状态。MIT整个学科布局的合理化，为MIT的通识教育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但这还不够。通识教育要搞得好，还是需要有一套系统和精妙的课程体系。20世纪50年代后，MIT提出了一套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经过60多年的反复试验、评估和修正，目前已经相对稳定和成熟，在MIT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时任MIT校长再次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对MIT 50多年来的通识教育体系进行评估。评估小组虽然尖锐地提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际化的发展，MIT的通识教育面临着新的环境和形势，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同时也承认，建立在刘易斯报告基础上的50年代的通识教育体系是相当成功的，其核心内容和原则历经50年保持稳定，并且应该继续坚持下去。^[8]7同时，该调查委员会也在报告中承认，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MIT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也持续地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和人生提供了强大的帮助和指导，也是相当成功的。事实证明，MIT的毕业生从事更为高深的科学研究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同类院校，同时MIT虽然是一所以工程见长的理工科院校，但MIT的毕业生并不仅仅局限于工程师与技术专家，而是广泛地分布在各个领域，并且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企业家、商业领袖、科学家、工程师等。^[8]7

MIT的本科生课程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通识课程，乃是全校学生都必须修的，称作通识必修课(General Institute Requirements，GIRs)，另外一部分是专业课程，根据学生选择的专业不同，学生修的课程自然也不同。限于主题，文章重点介绍MIT的通识必修课程。GIRs包括以下6类课程:“6门核心科学课程，2门科学、技术限选课程，1门12学分或2门6学分的实验必修课程，8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HASS)课程、4门交流必修课、4门体育课。”^[12]

在MIT的全校通识课程中，科学基础理论课程有6门，仅次于HASS课程。由此可见，MIT的理工科大学的身份，既构成了其通识教育的某种局限性，同时也是其优势的体现。通识教育并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通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通识教育同样非常重要，也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

除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外，HASS类通识教育课程构成了MIT全校通识必修课程的几乎半壁江山，总共有8门。以一学期1门课程计算，8门课程刚好持续4个学年，相当于贯穿学生整个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MIT的HASS包括分布式课程(Distribution Component，HASS-D),集中式课程(Concentration Component，HASS-C),任意选修课程(Elective Component，称HASS-E)3种,每一种课程中又有多门课程供选择。就课程的深度而言，3类课程分别处于不同阶段。其中分布式课程的难度是最浅的，更强调课程本身的趣味性和基础性，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对HASS某个具体知识领域的兴趣。MIT对分布式课程也非常重视，既然为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尽量多地给学生提供各种丰富的学习和体验的机会与可能性。因此，MIT为学生提供了差不多600多个学时的分布式课程选项。就类别而言，MIT的分布式课程又分成了3个类别，分别是人文类课程(HASS-H)、艺术类课程(HASS-A)和社会科学课程(HASS-S)。其中人文类课程更强调文本的精读，与传统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类课程比较接近，社会科学类课程则更强调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准则，带有更强的实证精神。原则上，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在分布式课程中的3个类别中各选择一类进行学习，因此，在HASS的8门课程中，分布式课程就占据了其中的3门课程。

除了分布式课程，集中式课程也是MIT的HASS课程的重中之重。刘易斯报告强调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要加强MIT的HASS研究的深度和水准，反对仅仅在全校的公选课教研室的水平上来发展HASS研究。为此，MIT不惜专门成立文科学院来实现这一点。因此，MIT毕业的学生，不仅仅拥有基本的HASS视野、兴趣和基础，而且要达到对HASS某个领域的相当有深度的理解与把握。集中式课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设计的。集中式课程总共有29个领域，每个学生都要求在其中的某个领域中选择3～4门课程进行连续和追踪的学习和研究。具体是3门还是4门课程，则要根据具体的学习领域来进行。不仅如此，MIT还为每个学生配置一个集中课程学习的导师，学生在选择集中课程29个领域中的某个领域作为自己今后学习的领域时，必须是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择，学生最后的选择也必须经过该导师的同意。学生选择好某个具体的集中课程领域之后，还要在该领域进行第二次选择，选择自己准备修习的具体的3～4门集中课程的内容。这同样要在导师的指导和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集中课程的29个门类，分别是如下的内容：非洲人和非洲侨民的研究、美国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研究、人类学、考古和考古科学、“艺术、文化和技术”、亚洲人和亚洲侨民的研究、比较媒体研究、发展经济学、经济学、伦理学、外语和文学、“历史、工艺建筑学”、拉丁美洲和拉丁美洲人研究、语言学、文学、中东研究、音乐、哲学、政治科学、心理学、宗教研究、俄罗斯及欧亚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戏剧艺术、城市研究、妇女和性别研究、写作等。^[12]

在这29个集中课程的领域中，有些课程是专门为集中课程设计的，有些课程，既可以被当作集中课程来学习，也可以在学习深入到一定阶段后，被转化成专业辅修的课程(也就是中国学生比较熟悉的第二学位课程)来学习。

分布式课程和集中课程之外，MIT还设计了一类任意选修课程，以增强HASS课程体系的灵活性。一般来说，任意选修课程有1～2门。例如：按照标准设计，一位MIT的本科生会修3门分布式课程，3～4门集中课程，此后他就必须选修1～2门任意选修课程。如果此前他已经选修了4门分布式课程，4门集中式课程，他就不必再选修任何任意选修课程了。

综上所述，HASS课程体系的核心，还是分布式课程和集中式课程的阶段式区分。实际上，该区分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便是根据学生所处学习阶段的不同，尊重不同学习阶段的认知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循序渐进的设计。分布式课程类似于基础课程，主要针对低年级的学生。考虑到低年级学生一般活泼好动，好奇心比较强，兴趣也比较广泛，因此，MIT尽可能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提供尽可能多和丰富的课程选择可能性。同时，相对于集中式课程，分布式课程对学生的专业能力的要求并不高，并不要求学生此前已经有相关领域学习的基础和条件，甚至有时候是零基础的。此类基础课程的作用是在学生的一个学年，将学生的“心”抓住，使其对相关课程产生兴趣，进而自主寻找提高的课程学习。

由此可见，MIT对新生教育的重视：如果大一新生在进入MIT后，其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则接下来学生的学习就是一个自己不断地拓展视野，主动寻找和消化学习资源的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在大学新生阶段，对学校的课程感受到厌倦，学生因此就可能产生厌学和逃避的心态，此后3年的学习，恐怕就是一种不断被强迫学习的恐怖体验了。

MIT的教育者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分布式课程和集中式课程的设计，就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此种特征。2006年的MIT的通识教育报告也高度重视这一点，此报告甚至提出，要专门针对大学新生设计一个全新的“新生课程体验项目”，进一步地引导和激发新生的学习兴趣。^[8]78MIT校方也非常重视该建议，2009年全校教职工大学最后通过了这个项目。该项目最后发展成为MIT的“探索项目”，并逐渐扩展到不同年级，增添了跨学科学习的元素。^[12]

MIT这种做法的启示在于如何把第一年的通识课程先设计好。以北航为例，虽然目前该校的文科还达不到国内一流，但其是否可以在第一年通识教育课程方面多下些功夫，先让这些新生体会到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等方面通识课程的吸引力呢？相信北航学生愿意主动参与。实际上，目前北航在本科一年级的通识教育体验课程方面，师资力量最强，体系和结构最为完整。例如：北航在文科的一年级，有中国经典研读、西方经典研读、中国文明史、西方文明史和艺术史总共5门通识教育课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生通识教育课程的体系。但相对于MIT而言，北航通识教育仍然显得很单薄。例如：MIT的分布式课程分布面非常广，量也很大，总共有600个学分，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学生的各种通识教育需求，并且鼓励学生向HASS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培养兴趣。而北航的新生体验类通识教育课程，种类和数量甚至还不如MIT的集中式课程多。在集中式课程方面，由于北航文科研究力量的局限性，能够提供具有专业深度和宽度，适合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专业课程，就更少了。

当然，也不能太悲观。确实，MIT的课程体系是成功的，也是值得借鉴的，但这并不表明MIT在课程体系的设计方面从来没有走过弯路。刘易斯报告为MIT课程体系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文科力量有限，MIT提供的课程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的民权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对各种各样的体制性强制。MIT也受到了民权运动的冲击，许多学生都对MIT的课程体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强烈的抗议。受到美国整体政治气氛和大环境的影响，MIT试图对课程体系进行修改，增加选修课程的数量，同时增强学生选课的自由度。至20世纪70年代，原来的几十门课程迅速扩充到100多门课程，强制选课的现象也消失了。然而实行一段时间后，校方发现这种改革并不是很成功。如学生倾向于选择容易通过且能拿高分的课程，要求比较高的课程就没有人选。经过了几次的反复和反思，MIT的通识教育课程才形成了目前的格局和规模。

通识教育改革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课程管理体系的支撑才能实现。MIT课程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全体教职工代表大会(The Faculty)。当然，全校教职工大会要全面负责学校的重大政策的决策，通识教育仅仅是决策内容的一个部分。在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下面还分设不同的委员会，负责对学校治理不同方面内容的咨询、调研等工作。负责通识教育的主要是两个委员会，即课程委员会(Committee of Curricular，COC)和本科项目委员会(Committee of Undergraduate Program， CUP)。课程委员会，顾名思义，其主要任务就是对课程的设置、修改和废止进行监管。而本科项目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则是对各个项目的整体进行监管。2009年，为了加强学校文科通识教育，MIT又在本科项目委员会下设HASS课程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the HASS Requirement， SHR)，用来支持和鼓励HASS课程的创新和发展。^[12]

通过MIT通识教育发展的历程以及目前MIT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和管理体系的鸟瞰式的介绍，可见MIT在创立之初，便具有通识教育的基因，同时又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回应社会的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升级通识教育的层次和水准。同时，MIT目前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内容丰富多彩，师资深厚，有许多值得北航等中国理工科大学开展通识教育参考和借鉴之处。

第一，MIT对通识教育的认识比较完整和丰富，既重视对人的全面培养，同时也坚持理工科大学的特色。MIT虽然从其创立之初便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对理工科大学过度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心存警惕，但MIT始终坚持立校之本，坚持工科特色，强调对工程和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很值得北航等中国理工科大学学习的。一方面，确实要强调对1952年院系调整所带来的过度专业化教育的纠偏，同时又不能矫枉过正。要认识到，理工科大学乃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光前苏联和中国有，西方世界的多数发达国家都有。因此，理工科大学的存在是有高度合理性的。类似于北航这样的传统理工科大学的强校，要发展文科，推广通识教育，就必须将其文科发展战略和通识教育改革，同自身的理工科大学的基础和特色结合起来。

第二，恰恰是坚持自身理工科大学的特色，MIT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与理解，相对于一般综合性大学而言，更有其深刻性与现实性。如MIT一直坚持认为，通识教育并不能简单地与文科教育划等号。对于以工科为特长的理工科大学而言，通识教育同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理科教育，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工科的滋养，另一方面是HASS教育。两方面缺一不可。因此，MIT的通识教育最初是从理科教育搞起来的，然后在逐步扩大到文科，是有他特殊的经验的，也是深刻的。

第三，MIT搞通识教育是高度认真的，也是严肃的，每次都是下了真功夫，大力气。这也是特别值得中国许多理工科院校学习和借鉴的。最近几年，1952年院系调整的弊端日益显现，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出通识教育的药方。几年之内，通识教育就似乎变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大趋势和重要内容。然而，不少理工科院校在思想认识层面的偏狭性，很难在一夜之间消除，仍然抱有浓重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优越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人实际上又构成了理工科大学的既得利益阶层，害怕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和通识教育改革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对理工科院校推行通识教育和文科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许多大学虽然表面上不得不顺应潮流，表态要推行通识教育改革，但实际上，他们推行的通识教育改革政策，仅仅停留在表面。即便是在北航，学校领导层高瞻远瞩，下了很大的力气和决定推行通识教育改革和文科建设，但是在执行层面，仍然遭遇很多障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IT对通识教育和文科建设的改革，每次都能够形成思想的统一，每次通识教育改革，都很彻底，决心都很大。例如：当MIT认识到理科基础对工科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后，就大力扶植理科发展，在院系设置和专业设置等层面将理科和工科放到同等分量和层面上进行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MIT认识到文科教育的重要性，就再次调整院系设置和学科比例，形成工科、理科和文科三大院系平等并列共存的结构。从此，MIT文科发展脱离了公共选修课教研室的层次，不再是一个纯教学机构，而是一个教学科研并重的领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仅如此，MIT在文科院系和专业建设方面，同样是敢想敢干。MIT花巨资引进语言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大家，将目光瞄准一流文科建设，成效卓著，从而大大地提升了MIT的学生培养质量。

第四，MIT的文科建设，也有颇值得学习的地方。MIT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优势，因此，其文科建设的整体思路，是扬长避短，建设“小而精”的精品文科。同时，MIT强调文科与MIT自身的工科优势的跨学科合作，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有特色、不盲从的新路，这也是很值得北航等中国理工科大学学习和借鉴的。例如：北航法学院与北航的航空航天信息等专业合作，在航空航天相关领域的法律研究方面，就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北航的新媒体和艺术学院，则应进一步挖掘北航计算机和信息领域的优势，形成艺术和科技的互相启发和互相合作的独特优势。

第五，MIT的课程体系的设计，也很值得借鉴与学习。一方面，正如前述，MIT的通识教育体系充分考虑到了MIT的特色，既有理工科内容，又有文科内容。同时，MIT的文科通识教育体系HASS，根据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特色，形成了两大基本区块，即分布式课程和集中式课程，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对北航设计其通识教育体系，也是很有帮助的。实际上，目前北航文科的通识教育体系，与MIT的此种课程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北航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同样充分考虑到了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认知特点，强调循序渐进。例如：虽然北航通识教育强调经典阅读，但其同时也认识到，经典名著既可以给博士生和硕士生讲，也可以给本科生讲，给不同程度的学生讲同一本经典名著，对学生的要求不同，对讲课内容的设计安排也不同，讲法也不同。其中，给大学新生讲经典名著，最重要的是带领学生掌握经典名著文本的基本含义、逻辑线索，并且将经典名著与学生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理解。因此，北航所设计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大一新生的通识课程更强调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对批判性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训练，以及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引导和启发。大学本科二年级以后的通识课程，则会加大训练量和难度，带领学生探讨更深入的学术和专业性的问题。当然，北航限于目前的文科和师资力量，无论是大一的通识课程，还是高年级的通识课程，提供给学生的选择余地还是非常少。这是北航相比MIT还有较大差距的地方，只能依靠学校决策层更高层次的改革和调整才能够克服。

总之，MIT作为世界顶级的理工科名校，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MIT的通识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也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其中有许多先进经验，值得北航等中国理工科院校借鉴和参考。文章仅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和探索，期望抛砖引玉，此后做更深入和全面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