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治理是现代国家和民众普遍关注的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管理和政策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至今，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有活力的领域之一。同时，当前较为严峻的环境形势，也迫切需要中国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众多学者对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对国内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进行了综述，将研究成果分为三类，即宏观研究类、运用经济学的微观机理研究和针对实践的治理制度研究，并进行了评述[1]；也有学者仅就多元治理，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个案的角度进行梳理和评述[2]；还有学者认为跨学科研究愈加明显是研究的一个趋势，表现为与法律、GIS、数据分析等学科技术的融合；此外，有学者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总结了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中的问题，认为当前的研究对政策实践的最新发展掌握不够，并提出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对生态环境管理和政策研究的关注明显不够[3]138-149。
以上体现了学者在了解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上所做的努力，但是这种研究为数不多，并且多为描述性的，基于它们很难对中国当前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有全面准确的了解，因此，文章将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特点、问题，并提出建议。文献计量方法是文章的创新之处，运用此方法可以研究文献的各种外部特征，运用数学与统计学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4]。文章为人们了解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现状提供一定的参考，充分认识当前研究的特点，解决研究中的问题，有助于优化研究，更快地得出更科学的结论和更科学的改善环境的建议。
二、数据、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一)数据库选择文章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各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6 100多种，查全率较好。即便如此，全面收集生态环境相关文献的难度仍很大。在该数据库中，按照摘要查询“生态环境”，可得到146 468条结果(于2014年11月27日检索)，可见已有的与环境相关的文献很多；尽管一些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分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6]，但是目前还没有系统全面地对环境问题进行分类的研究；有些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仍是模糊的，如地表水研究和流域治理研究。要收集涉及各个环境方面的所有论文几乎不能实现，因此，文章设定了检索条件和筛选标准。
(二)文献检索文章采用“中国知网-期刊-高级检索”方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检索文献如表 1和表 2所示。宏观检索是为了得到不是针对某具体环境问题的文献；从文章篇名中可以提取两组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为了使检索更加全面，将与“治理”“政策”词义相近的“管理”“决策”考虑在内，然后从“生态”&“环境”和“治理”&“管理”&“政策”&“决策”两组词中各取一词进行组合，得到八个复合词汇作为检索词，即环境管理、生态管理、环境治理、生态治理、环境政策、生态政策、环境决策、生态决策；另外，检索范围为“核心期刊、SCI、CSSCI”，检索期限是“1949-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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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宏观检索情况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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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微观检索情况表 |
微观部分是为了搜集针对某具体环境问题的论文；对宏观检索得到的论文按照环境问题简单分类并按文献数量排序，得到文献较多的七个环境问题：大气、水资源、荒漠化、沙漠化、森林、草地草原和水土保持，以此作为检索词。荒漠化和沙漠化是两个相似概念，但考虑到有些文章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故同时检索；检索范围为“核心期刊、SCI、EI、CSSCI”，检索期限是“1949-不限”。
(三)文献筛选检索得到的论文有些与检索词含义不符，需要进一步筛选。筛选标准如下：(1) 提出并讨论具体生态环境治理模式；(2) 用较长的篇幅提出并讨论治理的措施、方法或政策；(3) 从法律角度发现问题、提出建议；(4) 讨论某主体的环境治理参与；(5) 描述国外现状或将国内外进行对比。据此对检索所得论文的摘要、全文进行分析，并剔除重复论文后，共得到文献677篇。检索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先按照“被引”排序，再对排序靠前的论文进行阅读和筛选。
(四)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文章利用SPSS16.0和EXCEL2010，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677篇论文从八个维度，即来源期刊、研究者、研究机构、研究区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资助情况和国际化程度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研究的特点、问题，并提出建议。这八个维度的信息容易获取，可以直接获得或经阅读分析获得，并且是一项研究的重要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得出更深层次的、更重要的结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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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析框架 |
三、研究结果 (一)主要来源期刊
有关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研究的期刊种类多样，677篇论文所属的期刊共238种。为了解期刊种类和质量，根据2014-2015南京大学核心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分类和名单进行了分析，如表 3所示。从中可知，48.7%的期刊属核心期刊，刊载了46.8%的文献。从期刊方面，综合性社科期刊、高校综合性学报、经济学类、管理类、法学类、环境科学类核心期刊分别占期刊总数10.5%、10.5%、8.4%、3.8%、3.8%、2.6%。从文献方面，以上各类核心期刊刊载量分别占总文献数5.2%、4.7%、7.2%、3.1%、2.4%、19.6%，而其它类期刊文献比例均不足2%。刊载量多于2篇的期刊有57个，如表 4所示，其中34个是由国家级部门、国家级研究院所或学会主办，另外，省级的研究所、学会、大学以及出版社也是重要的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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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77篇文献所属期刊的种类及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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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文献数量多于2篇的期刊信息 |
(二)研究者
1.研究者的性别、年龄及学历
文章所指研究者仅限第一作者，根据文献的作者简介，文章分析了研究者的性别及其发表文章时的年龄和学历情况，如表 5所示。包含性别、年龄、学历信息的文献比例分别为67.1%、63.4%和48.3%。第一作者为男性的文献有329篇(72.5%)，为女性的文献有125篇(27.5%)，前者为后者的两倍还多。多数研究者在21~40岁之间，其中31~40岁的占39.6%，21~30岁的占24.9%。研究者以博士居多(68.2%)，其次为硕士(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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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者的性别、年龄及学历情况 |
2.研究者的学科背景
哲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工程技术是一个学科体系所包含的四个层次[7]，文章对学科背景进行如此分类。为了研究的进一步细化，文章参考其他学者[8]的成果，在这四个层次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二级分类，如表 6所示。这些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了解学科背景，而学科背景信息来自作者简介。可以发现，学科背景在应用理论层次的研究者最多(55.9%)，其次为基础理论(11.8%) ；在应用理论层次中，研究者学科背景集中在管理和环境管理(15.1%)、经济学(12.0%) 与法学(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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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者学科背景情况 |
(三)主要研究机构
1.主要研究机构的分类
首先按性质将研究机构分为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政府三类。在677篇文献中，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政府参与的文献分别占64.0%、31.3%和22.9%，如图 2所示；另外还有机构为企业的文献5篇和无机构信息的文献10篇，共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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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类研究机构文献比例——按性质分类 |
然后按行政层级将研究机构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三类。国家级是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直接管辖的，如中国科学院、黄河委员会等，省级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在677篇文献中，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政府或科研院所参与的文献分别占34.7%、14.6%和5.2%，如图 3所示。高等院校很难按层级划分，故只由高等院校完成的文献归入“其他”，只由公司完成和无机构信息文献也归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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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类研究机构文献比例——按行政层级分类 |
2.主要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对两种分类下的机构合作情况进行了分析，包括同类机构合作和不同类机构合作，如表 7所示。按性质分类时，有合作论文共182篇，占26.8%，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合作、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较多，分别占10.2%和8.9%。按行政层级分类时，合作情况则较少，有58篇，占8.6%，国家级机构之间的合作、国家级与省级机构合作分别占4.6%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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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中的机构合作情况 |
(四)研究的区域
文章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类，针对注明省份的209篇文献分析了论文所研究的地区，如表 8和图 4所示。最受关注的三个省是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江苏省，文献数依次为30、24、17篇，省。有些文献虽没注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是明确指出了所研究的区域。文章在按省比较后，考虑了淮河、黄河、长江以及西北四个部分(与按照省分类的论文没有重合)，研究对应地区的文献数量分别为4、7、7、37篇，研究西北地区的文献明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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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研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献数及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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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献数——区划图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研究的环境问题和研究角度两个方面分析文献的内容，满足各条件的文献数如表 9所示。可知从环境问题角度，研究水资源和流域(28.2%)、荒漠化(11.2%) 以及沙漠化(8.4%) 问题的文献居多。从研究角度，研究某环境问题的现状、问题与对策(30.1%) 以及对政策/体系/制度/模式/战略提出评价与建议(19.6%)的文献居多，其次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献占13.1%，法律法规、国内外对比与借鉴等角度的文献则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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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文献研究内容情况 |
(六)研究方法
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将研究方法进行两级划分并分析，如表 10所示。首先将研究方法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定量研究”，后者指文章只在某一部分运用定量方法；然后将定性研究分为文献法、比较法和案例法，将定量研究按数据收集方法分为二手数据法、实地监测与测量法、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目前有许多关于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一般认为定性研究是运用访问、观察和文献法收集资料，并依据主观的理解和定性分析进行研究的过程；而定量研究是通过统计调查法或实验法等方法，收集精确的数据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的研究过程 [9]，从表 10文章基于此进行分类。可知，大多数文献运用了定性研究方法(77.3%)，且其中文献法居多(71.8%) ；105篇(15.5%) 文献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且其数据多来自于环保、统计等部门网站、公报或者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9.6%)，实地监测与测量、问卷法、访谈法、实验法分别占3.4%、1.3%、0.9%和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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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文献研究方法情况 |
(七)研究的资助情况
有323篇(47.7%) 文献注明了受资助情况，从提供资助主体和资助数量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按照提供资助的主体划分为国家级资助、省级资助、市县级资助和大学学院资助，各自比例为76.2%、27.9%、0.7%和7.4%，如图 5所示，不考虑多项资助和论文重合。按所受资助数量分为单项资助和多项资助，分别占30.1%和27.6%。把两种分类结合，将多项资助分为多项同类资助和多项不同类资助，多项同类资助中主要为多个国家级基金资助(9.6%)，多项不同类资助中，有一半以上包括国家级基金，如图 6所示；资助最多的基金项目均为国家级基金项目，如表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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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类资助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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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同时受多项资助情况及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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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主要基金项目情况 |
(八)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文章从四个角度考察国际化程度：中外作者或机构合作、外国基金或中外联合资助、文章主要内容为国外现状或中外对比、引用外文文献，如表 12所示；前三者的文献比例均不到5%，尤其是中外作者或中外机构合作的情况极少；外文指国外研究者所著的论文、名著或会议发言，共243篇(35.9%) 引用了外文。文章又对所得文献的外文引用情况进行整理，如图 7所示，可知其中多数论文的外文引用数量较少，多为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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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对国际化程度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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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引用外文数的频数直方图 |
四、讨论
通过对所得文献的来源期刊、研究者、研究机构、研究区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资助情况和国际化程度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研究的一些特点和问题，进而对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的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一)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特点1.期刊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主要期刊多由国家级的部门、研究院所和学会主办
首先刊载环境研究的期刊数量多，共238种。其次期刊的种类多，包括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政治学类、民族学与文化学类、人文、经济地理学类、综合性社科类以及高校综合性学报类等，涉及经济、管理、法律、政治等多个学科领域。文献数量多于2篇的期刊有57个，其中34个是由国家级部门、国家级研究院所或学会主办。
2.研究者具有男性化、年轻化、高学历的特点
研究者大多为男性(72.5%)，男女比例约为2.6 ∶1。研究者都在20岁以上，且集中在21~40岁，其中21~30岁的占24.9%，31~40岁的占39.6%，说明多数研究者较年轻；223位研究者(68.2%) 是博士学历，84位研究者(25.7%) 是硕士学历，还有2.8%的学士和3.4%的博士后，说明多数研究者学历较高，另外，有一半以上的文献没有注明作者学历，若这些研究者学历偏向一种(如学士)，则结论会有所不同。
3.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研究主力，两者间的合作、高等院校间合作是主要的机构合作形式
中国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主要是高等院校(64.0%) 和科研院所(31.3%)，再次为政府(22.9%)，企业参与的只有5篇，其他主体则基本不参与；且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合作、高等院校间的合作是主要的两种机构合作形式，分别占10.2%和8.9%。按行政层级分类时，进行研究的主要为国家级机构(34.7%)，省级机构参与研究的文献不足15%，市县级仅占5.2%，国家级机构间合作(4.6%) 是主要的合作形式。
4.研究内容的地域性较强，且西北地区最受关注
有264(39.0%) 篇文献是明确针对某省份或地区进行研究的，即近40%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中国不同地理区域的受关注程度有差别，西北省份和地区最受研究者关注。文献比例最高的五个省份中，有四个在西北地区，其中甘肃(14.4%)、内蒙古(11.5%)的文献数明显多于其他省份，且没有注明省份的文献中有37篇是研究西北地区的。从内容上看，对西北的研究包括沙漠化、荒漠化、草地草原、水土流失等多个方面，较其他地区更具多元性。有学者也认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复杂，区域差异性大，本身极度脆弱”[10]，而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使学者更加关注西北地区。
5.研究内容涉及多领域、多问题、多角度
首先，研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法律、经济、政治等；其次，研究内容涉及多个环境问题，其中水资源和流域(28.2%)、荒漠化(11.2%) 和沙漠化(8.4%) 是研究最多的，另外还有大气、森林、草原、水土保持等；再次，研究内容涉及多个角度，其中以现状、问题与对策为最多(30.1%)，对政策/体系/制度/模式/战略的评价与建议次之(19.6%) 。
6.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多利用二手数据进行分析
523篇文献(77.3%) 运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且其中的486篇(71.8%) 运用了文献法。105篇(15.5%) 文献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且其数据多为二手数据(9.6%)，即环保、统计等部门网站、公报或者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其次为实地监测与测量(3.4%)，用该方法的多为水资源或大气的相关研究；用问卷、访谈和实验法的较少。
7.研究的资助力度逐步增大，提供和接受资助的多为国家级部门
项目和基金的支持在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受资助文献与不受资助文献的比值逐步增加，如图 8(1) 所示，说明中国对生态环境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增加；国家级机构是资助的主要提供者，主要的基金项目也由国家级的部门负责。从接受资助的角度，接受资助的主要是国家级机构和大学学院，市县级机构基本没有受到资助，如图 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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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分组频数分布 |
8.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
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国际化情况不断改善。1992-2012年引用外文的文献比例呈上升趋势，如图 8(3) 所示，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国际化不断提高。但有外文引用的文献占35.9%，且引用的外文数也较少，从中外作者或机构合作、外国基金或中外联合资助、文章主要内容为国外现状或中外对比的衡量角度看，国际化程度也不高。故从整体上看，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二)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存在的问题1.环境科学类的专门期刊较少，其总刊载量也较少
根据2014-2015南京大学核心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在所有238个期刊中，核心期刊有116个(48.7%)，刊载量为317(46.8%) 。非核心期刊有122个(51.3%)，刊载量为360(53.2%) 。文章只对核心期刊进行了分类：环境科学类期刊只有7个(2.9%)，明显少于其他类核心期刊。专门期刊数量少，使得其总刊载量也较少，仅为文献总数的19.6%，非环境科学类期刊却“喧宾夺主”，刊载量为27.2%。
2.研究者学科背景专业化，但缺乏系统性和整合性
首先，环境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涉及地学、医学、生物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律等领域，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从某一学科视角对某些环境要素进行研究，有助于学科交叉和创新，但这些研究也一般不具有长期性和规划性，使环境研究结果分散在各领域而难以整合。其次，研究者学科背景多为环境整体学科的一个分支，是环境治理的一部分，如环境监测、环境评估、环境效益评估等。这种细化促进了环境分支学科的发展，但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有其独特的规律和特点，仅从某一分支进行研究不可能从整体上揭示环境系统的规律，不利于环境综合体系的形成。
3.参与研究的主体单一，机构间的合作交流较少
参与生态环境研究的主体单一，从性质上分，主要是高等院校(64.0%) 和科研院所(31.3%)，企业、非盈利组织等则基本不参与。从层级上分，国家级机构(34.7%) 为主力，市县级及以下的地方机构则参与较少，而许多学者都强调了地方在环境治理及其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是成功的自治理制度的一个相似之处 [11]；笔者在其他研究中也发现应该加强专家学者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对当地民众和当地知识的尊重[12]130-136。两种分类下，合作完成的论文均较少，分别只占26.8%和8.6%，说明在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的研究中，机构间的合作交流较少。
4.早期环境问题频发地区仍为焦点，新型环境问题发生地受关注不够
在受关注程度上，具有西北强、东南弱，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西北地区是最受关注的，以沙漠化、荒漠化、草原保护的研究为特色，研究最多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两个省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宁夏省位列其后。另外一个研究较多的区域是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三省，以水资源和流域研究为特色，其中江苏省是在所有省份中排在第三的省份。中国中部、华北及南部沿海省份的受关注程度则较小。随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问题与人类活动的联系逐渐多于和自然条件的联系，一些在城市多发的新型环境问题也逐步显现，如生活固废、雾霾、电子废物污染等，这些问题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类居住地，因此，学者不能因过于关注早期环境问题(如沙漠化、流域污染等) 频发地区，而忽视了新型问题出现的地区。
5.对新型环境问题研究不够，研究略显宏观而不深入
从研究的问题上看，水资源、沙漠化、荒漠化研究较多，而对生活固废、雾霾、电子废物污染等新型环境问题的研究很少。从研究的角度看，研究明显较多的是如下两类，即对政策等的评价与建议、现状问题与对策，而这两类研究多是面面俱到的，多是脱离问题而空谈概念原则的，尤其是现状问题与对策类文献(30.1%)，其模式趋于僵化，对策也多缺乏操作性。另外，在环境参与方面，研究最多的是政府和公众的参与，研究新闻媒体、专家、企业等参与的较少，而多元主体参与研究则更少；关于哲学的研究较少，而哲学可为环境科学各方面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这些也体现了研究有待深化。
6.忽视实证研究，且缺少一手数据
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以定性方法为主(77.3%)，而实证或定量方法运用仍较少，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105) 中，一半以上(65) 都是运用二手数据。定性与实证都有其特有的优势，两者都不能忽视，尤其实证研究因其证明力强等特点，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受欢迎的方法，若不能充分挖掘其运用价值，会阻碍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进程。有许多学者都发现了环境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如有学者认为“目前公共管理类杂志在环境管理和政策领域发表的文章，还是以综合介绍为主，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定位不够明确，在实证方面还有很大提高”[3]138-149。
7.基金等资助力度仍然不足
基金项目等对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且各类机构提供和接受资助的程度有很大区别。提供资助的主要是国家级部门，基本没有市县级的资助项目。接受资助的主体是国家级机构和大学学院，市县级机构也基本没有受到资助。由国家级或省级部门提供支持，各级科研院、大学学院等科研机构进行生态环境研究的模式最为普遍。其他主体对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强。文章中受资助论文所占比例接近50%，是比较高的数字，该结论与其他研究的结论有差别，如在对行政管理杂志的分析中得到的受资助比例为25%。[13]考虑到文章的资料收集范围会对受资助论文的比例产生较大影响，47%的结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该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8.国际化的整体程度仍然不高
中国生态环境研究的国际合作力度不够。中外作者合作、中外机构合作、中外基金合作和内容为国外现状与中外对比的文献较少；只有35.9%的论文引用了外文文献，引用数量也多为3篇以内，说明大多数论文只参考中文文献，围绕国内的研究成果展开研究。有些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借鉴他国治理环境的经验，取其有用的部分加以运用，可以提高中国环境治理能力；不关注全球的环境治理动向，不主动学习先进的经验成果，则会进步迟缓。
(三)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未来研究的建议1.发展环境科学的专门期刊，并注重期刊质量
发展环境科学的专门期刊应同时做好增加数量和提高质量两个环节。增加环境科学类期刊数量可以为环境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在现有的期刊中增加环境科学栏目，或提高环境研究的比例也可以促进交流和学习。中国环境科学的专门期刊应该严格审核论文，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现实指导性等各个方面保证发表质量，进而提高期刊质量。期刊质量的一个前提是研究的质量，核心期刊比例和核心期刊刊载比例都小于50%，说明学者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的质量。
2.全面培养环境科学的专业综合型研究人才
首先，要完善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将其发展为单独学科，并据此全面培养哲学层次、基础理论层次、应用理论层次和工程技术层次的人才，现有研究者学科背景主要集中在应用理论(55.9%) 和基础理论(11.8%)，且基础理论中几乎全部是自然科学。其次，要完善教育体系，将环境科学人才的培养进一步纳入高等教育的目标，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另外也要促进人才的综合发展，通过各分支学科的交流和融合，培养研究者对于环境科学的全面视野。
3.鼓励社会各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并加强研究机构间的交流
当代行政管理的一个趋势是多元主体参与，众多学者对环境的协作治理进行了研究，如跨区域合作治理[14-16]；非政府组织的参与[17]；“学者型治理”[18]以及科学技术和科技治理在荒漠化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点[12]130-136；还有环境治理中的公民参与[19-20]。这些研究都体现了环境治理中多元参与和协作的重要性，对于环境治理和政策的研究来说，促进多元参与和协作也是必要的，在鼓励各个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研究的同时，也要加强各主体间的合作与交流。
4.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及其区域的变化，促进各区域研究的均衡
首先，应继续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地域化，鼓励着眼于某地区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其次，要全面关注中国各个区域的环境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问题已不单单集中在西北地区，而是扩展到全国各地，并且形势日益严峻。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关注各个地区的环境状况，以把握时机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5.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
首先，应从各个方面拓展研究内容：鼓励各学科领域进行生态环境研究，及时发现新的环境问题，鼓励哲学层次的研究，关注各主体的环境参与。其次，要促进各学科的交叉研究，环境科学具有综合性强、分支学科多的特点，应该充分利用此优势，通过学科交流和融合进行创新；同时，研究不能流于形式，而要对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的内在机理、模式、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阐述，真正指导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的实践。
6.加强对研究方法的学习，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
生态环境研究在关注定性研究和逻辑推演的同时，也要注重定量和实证方法的运用。其他学者也认为“以规范研究为特色的研究方式，在学术性或理论深度方面显得不够”，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会使研究“存在着主观性较强，操作性较差等问题”，应该加强实证分析以“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1]实证研究方法可以使结论更准确，贴近实际，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基斯·斯坦诺维奇提出了“聚合性证据”的观点，即“没有一个实验能够检验所有的理论，但是汇总起来，一系列实验就能做出有力的推断”[22]，同样，多种研究方法的聚合性使用，也能使结论更具说服力，应鼓励研究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7.加强对研究的资助，尤其是对地方机构
资助方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研究的重视，充分认识到研究的价值，加大基金支持力度。各研究机构要拓宽基金支持渠道，提高申请基金项目的能力。注意为优秀的地方机构提供资助，可以循序渐进地增强其研究水平，进而又提高其获取资助的能力，实现良性的循环。鼓励地方行政人员将工作和研究结合起来，在工作中发现问题，用研究指导工作。另外，要加强对地方机构的环保教育，提高其进行研究和争取资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8.积极参加国际生态环境研究和治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提到“中国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努力”。①在各种努力中应该包括与其他国家合作研究，为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提供基础。按照联合国规定积极参与全球的生态环境研究和治理，树立良好的形象，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主动吸取和学习国外研究的成果，建立国家间的合作项目，通过提供资助和精神奖励等方式，鼓励研究人员主动与国外交流以实现共赢。
五、结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和治理的道路上，还需要不断探索前进。对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是一项复杂、困难的任务，简单的研究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结论。文章用文献计量分析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设定了检索条件和筛选标准来获取文献，对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研究的特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首先，从研究者和资助的方面来看，应该加大对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与政策研究的重视和支持：促进环境科学的系统性发展和专业人才的系统性培养，并加大对研究的资助力度；其次，从研究的区域、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来看，应该解决研究的诸多不平衡，增强研究的现实指导性和科学性：及时关注新型环境问题发生地，跟进新型环境问题研究，运用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追求更科学的结论；最后，从来源期刊、机构和国际化方面，应该促进交流和合作以促进研究的创新：拓宽和完善期刊等学术交流平台，进行充分的国内不同类、同类机构间交流的同时，也要“走出去”和“引进来”，积极关注国外研究成果，主动谋求国际化的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文章在选取作为数据资料的文献时，只是做到尽量地全面，而没有对环境问题进行系统分类；文章是针对研究文献的研究，对于了解和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和政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要直接促进政策制定和生态环境治理，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参见：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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