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公共危机的种类和形态也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和高频化的特点。以禽流感为例，2004年首次在中国内陆爆发，在中国很多地区漫延。在如此频发的动物疫情事件中，如何有效治理公共危机成为了社会各界工作的重点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政策”“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制度”。当前，公共危机的出现考验着政府对突发性事件处理的能力，然而中国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和防控效果还没有达到最优。在动物疫情事件过去如此长的时间以来，人们对于人禽共患病还不完全了解，对于人们是怎么样患上动物疫情的也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诸多不确定因素不仅使得政府对于动物疫情的治理存在着很大的阻力，也给政府公共服务造成了不便，对于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和养殖户的基本经济收入都造成了一定影响。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参与到对公共危机的治理中。这些治理主体(agent)会对危机的发展和治理产生不同的影响。

公共危机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为了尽可能避免危机所带来的伤害，就必须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对危机事件做出反应，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政府、媒体、消费者、养殖户等社会治理主体都各司其职。

首先，从政府治理来看，政府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管理着社会公共事务，当公共危机事件直接威胁着社会安全时，政府就会履行危机治理的职责，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1]这也说明，中国当前的危机治理体系呈现一种“塔式结构”。^[2]掌握信息、体现权力的政府在长期以来被视为危机治理的惟一主体，处于危机应对的制高点，甚至被视为危机处理的惟一主体，单方面扛起全面治理的重担，但事实上，即使抛开其自身固有缺陷不说，仅靠政府单个组织，而试图在有限的时间、人力与资源基础上做到高效应对危机也难免势单力薄。

其次，媒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也会发挥公共管理主体的作用。当动物疫情危机发生的时候，媒体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媒体不仅仅是单一的报纸新闻的存在形式了，人们更多地通过自媒体的形式了解社会发展现状。^[3]在引人关注的突发性危机H7N9禽流感的爆发中，当网民的关注度持续提升时，有关H7N9禽流感公共危机的网络传言就会散播开来，以一定的传播形式成为社会舆论，引起社会恐慌情绪，最终网络传言会表现出“异化”特征。网络谣言的存在使得媒体在报导禽流感事件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如果在关键时刻，公众获得的权威信息不足时，网络传言就会变成公众期待的权威信息的补充。^[4]因此，在报导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权威媒体机构的发言是极为重要的，让大众了解事情的真相才是媒体应该有的做法。

再次，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有市场就有消费者，有消费行为就有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动物疫情发生后，消费者的不安感势必会造成很多经济方面的影响。如禽流感发生之后，禽蛋和禽肉生产企业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消费者也从农贸市场转向超市购买禽产品。^[5]虽然市场在一段时间内恢复了正常，但是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还是对消费者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不敢吃禽产品、不敢接触动物类等。

最后，相对于消费者的不安，养殖户的损失也不容忽视。在动物疫情发生之后，经济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养禽户的损失了。现行的政策里，一旦发现动物疫情都是对其进行扑杀，养殖户的利益损失就显而易见了。^[6]虽然扑杀之后对养殖户有一定的补偿，但是由于补偿的方式和方法没有一定的制度规定，再加上对养殖户的相关教育不到位，许多养殖户对扑杀政策的了解较少，就很难理解政府的作为，同时，养殖户在选择预防措施时，一般是按照个人意愿来采纳预防药物，对于国家推行的免费药物也是如此，导致药物的质量和效果也是随机的、不可控的，这对于危机治理和防控会存在很大的障碍。^[7]

综上所述，在动物疫情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政府、媒体、消费者与养禽户等主体都对动物疫情的治理存在一定的影响，并且这几个主体在动物疫情发生的过程中也有着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这几个主体看做一个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来进行研究，并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的特点来研究动物疫情危机下多元主体的行为。

对于复杂性问题的提出起源于奥地利，首次出现在贝塔朗菲的《生物有机体系统》(1928年)一文中^[8]，此后，学者对它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钱学森于1989年提出了开发的复杂性系统理论。^[9]CAS是20世纪末叶兴起的前沿科学阵地。最初由美国圣达菲研究所(SFI)试图建立复杂系统的一元化理论^[10]，之后由著名遗传算法之父约翰·H·霍兰等人1994年首次正式提出“关于复杂性研究的系统科学”。其目标是研究适应性演化系统内部会产生复杂性，又叫CAS。CAS是由各个行业或各种模式进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组成的动态系统。霍兰说：“我们将CAS看成是由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的系统。这些主体随着经验的积累，靠不断变换其规则来适应。在CAS中，任何特定的适应性主体所处环境的主要部分，都由其他适应性主体组成，所以，任何主体在适应性上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去适应别的适应性主体。这个特征是 CAS 生成的复杂动态模式的主要根源。”^[11]9-10CAS对主体进行研究始于“主体能够预知某些事情”。^[11]31 “CAS理论不能简单地划归为系统科学，因为它的大量内容是系统科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的交叉研究。”^[12] “它不是被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所‘独享’的理论成果，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13]所以，CAS可以作为检视社会科学系统的一个简单架构。^[14]

在CAS中，主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就使系统产生了复杂性，而适应性就体现在其主体是活的、能动的、有主观意识等方面。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进行防控和治理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该系统由不同主体交互作用共同实现。防控主体为了促进自身适应能力的改善，以公共危机的预防、控制、解决、治理等作为工作目标，依据系统的变化、外界环境的变化、治理目标等改进多元主体的行为。任何主体在复杂环境中都会因为不断适应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等外部环境的改变，而需要寻找最优的适应途径，此时，大量具有主动性的元素(active element)便开始聚集(aggregation)，当他们成为了适应性主体时，CAS就诞生了。CAS具有7个重要概念：聚集、非线性(building blocks)、流(flows)、多样性(diversity)、标识(tagging)、内部模型(internal models)和积木(building blocks)。这7个基本点也可以解释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防控治理体系，表现为4个特性和3个机制。

第1个特性是聚集。它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简化复杂系统，二是CAS会做什么。一些简单主体的聚集相互作用，必然会涌现出复杂的行为。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防控及治理过程表现出聚集性，各防控主体通过相互作用施于治理本身，当主体之间发生关联时，该体系的主体行为方式就倾向于相互适应，共同达到危机防控和治理的目标。

第2个特性是非线性。在过去的计算中，从简单的算术到复杂的天体运行，大多数都是依赖于线性假设。但是CAS的复杂程度不言而喻，这种关系通常不是直线性的，而由曲线、曲面或不确定等非线性特征表现出来。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防控及治理体系也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由多层次的子系统所构成，各主体都有其行为目标，从而使得防控环节的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会发生非线性的交互作用，这也表现出防控环节的随机性。因此，多个主体的行为方式无法用线性来假设。

第3个特征是流。流不仅仅是液体的流动，还可以用来表示网络之间的流动，它具有两个特性，即乘数效应和再循环效应。乘数效应是指在流经过的节点上注入多倍的资源，就会在最终结果上发生数倍的变化。如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防控及治理体系中，当主体在某一节点共同作用于防控环节时，危机治理也通过自组织性获得来自多方的指导，最后达到效果的最优。再循环效应指资源在网络中得到多次循环使用。动物疫情危机中媒体发布关于动物疫情的信息，公众在报纸上阅读，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感想，形成循环。当主体网络不断循环使用时，获得的收益将会不断增加。

第4个特征是多样性。CAS的多样性是一种动态模型，它不是偶然的，通常具有持存性和协调性，是主体为了适应环境而动态地开辟一种新生状态，也是区分CAS与其他系统的标志。谁也不能完全保证动物疫情不再发生，但只要动物疫情发生，在其环境下形成的CAS就会出现，具有持存性，而放眼整个社会系统及各主体并不会因为出现动物疫情危机而消失，这就是协调性。

另外，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防控及治理体系还表现出CAS的3个机制。(1)标识。作为一个特定的机制，标识在聚集体产生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标识能够促进选择性相互作用，引导主体相互识别和选择，它是CAS中普遍存在的特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防控过程本身就具有标识性，如政府在处理动物疫情危机中不会只有一个部门在工作，而是卫生、食品、医疗等部门互相协同治理动物疫情。(2)内部模型。主体能够预知某些事情，而这种预知是建立在其内部模型基础上的，如同政府在经历过几次动物疫情危机或者其他公共危机之后，往往会建立与之对应的预警机制、应急处理预案，以便再次出现相同情况能及时应对。(3)积木。虽然内部模型只能存在于崭新的环境中，并且以有限样本为基础，但内部模型的作用却只可能表现在反复出现的情景。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这是由于积木是互相作用和组合的，而且积木的数量是可以不断增加的，这就决定了CAS的主体内部模型可以无限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主体都具有一定主动预防及适应问题的能力。

正是由于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所具有的CAS特性，这里以CAS论为视角，研究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下多元主体行为，可以发现，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体，对于系统内外发生的危机也就是系统失衡，每个系统独立主体的行为都有可能影响到危机的生成、爆发和后续走向。动物疫情危机防控体系包括以下因素：环境(E)、主体(A)、资源(R)、流(F)，这4大元素构成了动物疫情危机的复杂系统，可表示为：

CAS_{Avian Influenza}={E,A,R,F}

笔者认为在动物疫情危机中存在着多个主体，即A={G,M,C,F}，这些Agent被分别称为：政府主体、媒体主体、消费者主体、养殖户主体，至于动物疫情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环境而不是一个主体，因为动物疫情没有主观意识，它的出现只是因为它的存在。

主体的行为都是在动物疫情爆发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的，所以描述动物疫情危机爆发这一环境就成了重中之重。动物疫情环境是指在动物疫情爆发的时候各个受到其影响的主体共同生成的一个处于社会大环境中的小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笔者认为政府处于核心地位，政府有能力而且应当协调各方利益减轻和消除动物疫情危机。对动物疫情起主要影响作用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媒体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主体，在动物疫情危机中多数作为传播者的身份，媒体既可以向消费者、养殖户提供关于疫情的消息，又可以为政府提出意见。而消费者和养殖户就处于相对被动的处境，不同的是消费者可以通过不食用禽类、避免与之直接接触等简单方式来减少其对自身的影响，而养殖户就没有那么简单，养殖户只能依靠自身经验在政府的帮助下最大化地减少动物疫情所带来的损失。

对于这些主体，在研究其行为模式时可表示为“刺激-反应”模式，即是由主体内部的自适应结构所决定的，如表 1所示。其中，刺激因素包括外部环境的因素及来自于其他主体的刺激；反应行为指主体针对现有刺激因素而产生的应对行为。

表 1

表 1 动物疫情危机防控体系中主体的刺激-反应行为 主体 刺激因素 反应行为 政府主体 动物疫情危机前的宣传及预防；危机的到来；需要治理的危机 作为或者不作为；协调各方利益减轻和消除动物疫情危机，引导媒体，帮扶养殖户 媒体主体 危机信息报道 有效合理地发布消息；影响消费者；提升媒体公众形象 消费者主体 对动物疫情危机的感知，信息获取 判断信息真实性；是否购买家禽；确定接纳及信任程度 养殖户主体 扑杀政策；政府防控要求；专业知识的限制 危机应对；是否按政策扑杀；降低损失

表 1 动物疫情危机防控体系中主体的刺激-反应行为

政府主体：政府是统治阶级行使权力、实施阶级统治，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防止社会不安，但是如果危机管理体系的协调仅依靠单一的行政协调体系进行治理，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必须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一起来完成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当社会上发生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时，政府行为可以是有作为的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其原因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社会环境等都有一定关系。政府的作为包括很多方面，它可以引导媒体报道动物疫情信息，给予养殖户一定的政策帮扶，及时辟谣发布疫情消息、加强防控措施来消除消费者的恐慌心理。同样的政府的不作为也包括很多方面，如政府对媒体进行施压，同时隐瞒相关疫情。消费者得不到相关消息，媒体又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时谣言就会流传，人们更加恐慌。而养殖户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帮扶，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抗动物疫情危机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养殖户都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失望，久而久之政府的统治力就会大大降低。

媒体主体：媒体是传播信息的载体，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社会公共危机可能会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如果媒体在此时不作为或者少作为就有可能促使流言、谣言的传播，所以媒体如何摆正自己的身份，如何有效合理地发布消息就成为了现代媒体人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媒体不是随意传播信息的，它会受到政府当权者的影响。政府不会任由媒体随意报道，而是采取施压或者引导的策略，这两者很难界定，但其会影响到媒体在动物疫情之中的失职或作为也就是发挥自己的职能。媒体的行为会进一步影响到消费者，当其失职时消费者就会产生不信任心理，影响到媒体的公众形象，反之消费者就会信任媒体。同时媒体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调查养殖户的情况形成报告向政府提供意见。

消费者主体：消费者是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他们的行为是以购买或使用商品为目的。在家禽消费方面通常以鸡鸭鹅等肉类为主，而这些禽类又是动物疫情爆发的源头，虽然在以正确方式处理禽类之后会减少传染的概率，但不排除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当动物疫情爆发时人们往往会迫切地想要了解关于疫情的信息，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对于政府和媒体的相关报道会格外关注，但消费者在动物疫情危机之中是相对被动的，他们接收有关信息只能从政府或媒体那里获得，并且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对信息的真假难以做出判断。但在动物疫情过后消费者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政府和媒体的行为做出自己的评判，并选择在以后同类事件中选择采取信任或者不信任的态度。

养殖户主体：养殖户在动物疫情中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其自身遭受到动物疫情的影响，损失巨大的经济利益，只能依靠经验来应对危机。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帮扶，很有可能在动物疫情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了主要趋势，政府不再独立承担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而是与其他主体一起承担管理义务和责任。在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虽然还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却不再是惟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组织。^[15]在动物疫情危机防控的大环境中，疫情发生之后不管是政府还是养殖户、消费者、媒体，其目标都是使动物疫情危机防控和治理效果达到最优，因此，各个主体之间形成了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CAS，如图 1所示。

图 1

图 1 动物疫情环境中多主体的行为优化模型

在动物疫情爆发的大环境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觑。政府应急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预见能力、事件发生后的救治能力以及善后恢复阶段的学习能力，及时有效地化解危急状态，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政府应该选择更适当的危机处理方法，采取危机终止、危机隔离、危机消除和危机利用等策略，需要注意的是危机的确定和反应要迅速、决策要冷静、信息关注要全面、责任分工要明确、善后工作要妥当。^[16]首先，政府要有一套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在动物疫情爆发的时候，根据爆发的数量和地点确定危机事件的级别，然后根据级别下发相应的指令做应急处理。在爆发的点务必要做好更大范围的防控工作，将动物疫情尽可能控制在爆发的那一小片区域内，然后才能更好地做出下一步的治理工作。扑杀，看起来应该是目前最好的解决的方案了，对于染病的家禽等一律扑杀，将流感病毒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治理工作很大一部分的成功了。同时在进行扑杀的过程中，对于扑杀给养殖户带来的损失要进行规定性的补偿，补偿政策的制定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所在。政府的扑杀补偿政策能得到养殖户的支持的话，在进行动物疫情治理的过程会更容易。除此之外，政府媒体两者的相互影响很大。政府对于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法律性的控制，根据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作为，媒体对于动物疫情情况的报导要处于绝对的真实状态，这样才能让大众了解到最真实的疫情。政府在动物疫情爆发的时候有正式的、官方的对于疫情的说明，则会让民众更加的安心。

媒体在动物疫情的爆发过程中，处于一个信息媒介传播的地位。特别是消费者，很希望能通过媒体传播得到疫情发生的真实情况。媒体对真相进行隐瞒或者夸大的话，会使得动物疫情这个大系统恶化，让养殖户和消费者这两个主体在不同方面遭受不同的损失。隐瞒可能会让不明真相的养殖户和消费者继续进行交易活动，疫情则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会带来更大的损失。而夸大会令消费者不敢再购买禽类食物，显而易见，养殖户的损失将是无法预料的。因此，在动物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媒体应通过政府引导，并采纳政府建议，与政府建立一定的沟通机制，如实、及时的报导可以让动物疫情这个大环境更加稳定。

由于养殖户在动物疫情爆发的时候，遭受着最直接的影响和损失。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爆发后，如果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扑杀，对于损失就有相应的补偿，虽然这种补偿并不足以解决损失，但是为了使防控效果更好，应积极响应政府的扑杀政策。另外，在动物疫情环境中，养殖户在解决已存的危机之后，必须要对危机事件吸取教训，争取将养殖场的卫生控制好，为预防之后可能发生的动物疫情做足预防的准备。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到来时，消费者对于动物疫情留下的阴影，对于家禽交易市场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消费者的行为，一方面对个人购买力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也会带来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动物疫情发生的过程中，消费者要做的就是结合政府宣传及媒体报道，认清事实，不要盲目跟风，正确判断社会舆论，不要被错误信息所导向。在了解动物疫情危害的同时，提高政府和养殖户及时治理和解决的信任度，消弭市场负面影响，降低市场经济损失。

因此，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治理和防控需要养殖户、消费者、政府、媒体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协作，最初的应对应该源于养殖户对动物疫情的预防和政府的支持，当危机爆发时要有政府的积极应对措施及消费者对事件发生后的接纳行为，同时还需要媒体面对动物疫情等危机事件时应发挥媒体作用，其最终的目标是使全社会在面对公共危机时，采取有条不紊的行为模式，形成一个合力，共同应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各主体经过复杂的相互适应过程，可以形成最为优化的行为模式，使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体系这个复杂的系统最终得以高效地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