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明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1]一直以来“雷声大雨点小”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望取得突破。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综合科技研究实力最强的区域，聚集了全国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大量科研、经营管理等高级人才和高级技工，知识和人才的密集程度极高。此外，京津冀地区拥有丰富的各种自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便利的交通条件。1982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首次提出了“首都圈”概念。2004年，在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牵头促进下，京津冀三地达成加强京津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廊坊共识》。

但作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明显滞后，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较大。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甚至提出“环京津贫困带”一说。以数据为证。2000年，京津冀三地GDP占三者总和比例分别为26.92%、17.81%和55.27%，人均GDP分别为22 460元、17 993元和7 663元。到了2011年，相应数据分别变为31.21%、21.71%和47.08%，81 658元、85 213元和33 969元。^①京津两地经济总量所占比例增大，人均GDP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显现。

北京市是全国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高校和科研机构云集，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商业服务业发达，金融实力强劲。天津市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的港口城市，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良好，工业门类齐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河北省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资源丰富，与京津两地交通便捷。三地发展差异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京津冀三地在技术创新绩效上有着一定的差异和距离。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创新受到要素禀赋和创新效率的综合影响，较好的创新要素禀赋结合较高的创新效率，才能有较好的创新绩效。京津冀三地在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突显了三地在技术创新效率上的差距。探讨京津冀三地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三地技术创新效率和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最早由英国学者库克(1992)提出。库克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在地理上互相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且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2]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有基础性作用。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作为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和制度安排，对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3-4]

对于造成地区间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差异的原因，理论界认识并不统一。张建民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呈较高程度的正向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差异是引致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5]经济发展程度高的东部省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技术创新的支撑能力、投入能力、产出能力、吸收扩散能力和产业化能力等方面也较强，而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在构成技术创新能力的各方面均比较弱。另外，不同区域制度完善程度与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分布存在一致性，制度相对完善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反之较弱。柳卸林和何郁冰认为，基础研究投入的结构性比例失调对产业核心技术创新产生了消极影响。^[6]虞晓芬等认为，企业性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是影响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因素。^[7]而高建和柳卸林认为，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现状有密切的关系。强的地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很弱；并且技术创新能力与地区综合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同当地科技水平缺乏相关性。^[8]张倩肖和冯根福则认为，外商投资企业R&D 溢出是促进中国本地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外部力量,且与中国本地企业自身R&D 活动之间存在互补关系。^[9]可见，技术创新效率受到多个变量的影响。文章主要对京津冀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文章运用到的数据主要有京津冀三地分别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R&D人员投入(单位：万人年)、R&D经费支出(单位：亿元)、R&D投入强度(单位：%)专利申请数、产品优等品率(单位：%)、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单位：亿元)、技术市场成交额(单位：亿元)、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单位：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单位：亿元)、货物出口总额(单位：万美元)。

文章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信息网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信息网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经济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网站、各省市科技统计部网站以及中国知网相关数据，其中R&D强度＝R&D经费投入/当地当年GDP。

(二) 描述性统计

京津三地近10年GDP增长情况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见，三地GDP在2009-2011年3年间增长较快，河北省由于地域相较于京津两市大得多，所以从总量上看，GDP也最高。但是，京津两地GDP同时也在增长，且增长幅度相差不大，这也表明河北省经济总量在三地总量占比下降。

京津冀三地2009-2011年3年间技术创新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总体状况如表 1所示。R&D人员投入、经费支出以及投入强度衡量了一个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视和努力程度，专利申请数、产品优等品率、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技术市场成交额、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衡量了该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从表 1中横向对比，北京市在R&D人员投入、经费支出以及投入强度在京津冀三地中均为最高；在R&D人员投入方面，河北省2009年、2010年数据比天津市稍高，2011年比天津市稍低；在R&D经费投入和投入强度方面，天津市比河北省高，并且在投入强度方面高出不少。总体说来，在R&D投入方面，投入大小排名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在专利申请数、产品优等品率、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方面，北京市都领先于其他两地，而天津市紧随其后，河北省最靠后，而天津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反而比北京市高，河北省最靠后。总而言之，河北省的技术创新产出在总量上与京津两地差距较大。纵向来看，三地各项指标基本呈递增趋势，但是产品优等品率在2011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三) DEA分析 (1) 指标体系的构建

区域的创新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创新系统内部各主体的特征和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构建一个科学的创新绩效评价体系，揭示区域创新系统创新活动的各种投入与产出的内在联系，对分析一个区域的创新绩效和提出相对应的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一个科学的创新绩效评价体系的首要前提，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严格来说，一个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要有定性和定量的不同标准。但是，由于定性指标难以定量化比较分析，量化指标更能进行计量分析，避免定性分析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的选取对评价结果准确、科学与否具有决定性影响，更对区域创新系统方向的调整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指标的选取应该具有代表性、严谨性、客观性和可比性。

依据以上要求，文章构建的京津冀三地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创新投入有R&D人员投入、R&D经费支出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由于资产作为投入项，因此是上年年末数据作为当年投入。创新产出分为专利技术产出和其他产出，技术专利产出分为专利申请数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该地区的技术创新产出情况；其他产出有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货物出口总额和大中型工企新产品产值，衡量技术创新活动在经济增长的成果。

(2) 京津冀三地创新绩效的分析

在获取数据并构建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京津冀三地2009-2011年3年创新投入和产出做DEA分析。运用DEAP 2.1软件，将京津冀三地3年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相关数据代入C²R模型，得到三地3年技术创新绩效评价如表 3和表 4所示。

综合效率是对各个地区在各年中技术创新资源投入的配置、规模和使用效率等各个方面是否达到最佳进行综合性分析的衡量和评价，对各地区在特定年份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纯技术效率是各个地区在各年中技术创新中技术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反映该地区当年在最有规模时各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是各个地区在各年中单纯由于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反映实际规模与最有生产规模的差距。以下分别对三地做评价。

由DEA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北京市3年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都达到1，规模效益均为不变。说明北京市技术创新的投入得到了有效利用，生产效率比较高，且现有实际规模达到最优。规模收益不变，说明扩大或缩小规模反而会降低创新综合效率。综合效率比较高，说明北京市在创新资源的投入和管理以及生产规模各方面做得比较好，有效发挥了各个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综合创新绩效比较高。

天津市的DEA分析结果和北京市一样，说明其和北京市一样，对创新资源的投入和管理以及生产规模各方面比较好，有效发挥了各个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达到了比较高的综合创新绩效。

河北省的DEA分析结果相比于京津两市有一定差距。总体而言，河北省的技术创新效率不及京津两市高。纯技术效率上，河北省2009年和2010年分析结果都为1，说明河北省这2年技术创新中技术因素发挥了比较高的生产效率，2011年出现了稍许下降，为0.858，技术因素没有充分发挥生产效率。规模效率上，河北省的规模效率都偏低，说明实际生产规模跟最优的生产规模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可以看出，河北省的规模效率逐年上升，说明实际生产规模越来越趋近于最优生产规模，接近比较高的生产效率。此外，2009年、2010年河北省的规模效益均为递增，技术创新投入规模偏小，规模效益未完全发挥，有待增大技术创新投入规模；而2011年规模效益为递减，说明技术创新投入出现了冗余，超过了最优规模，出现了“矫枉过正”，使增加的技术创新投入出现了负效应。从综合效率看来，河北省的综合效率均未达到1，综合效率有待提高但是有上升趋势，说明在创新资源的投入和管理方面以及生产规模各方面做得不够好，无法有效发挥各个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综合生产效率亟待提高。这主要是2011年纯技术效率出现下滑，说明当年技术因素对综合生产效率的影响比较大。

综合来说，北京市、天津市3年的综合效率平均值、纯技术效率平均值和规模效率平均值都为1，说明3年中京津两市技术创新投入因素比较合理，产生了比较高的生产效率，同时实际生产规模达到了有效状态，最终技术创新资源投入的配置、规模和使用产生很好的效率，技术创新效率比较高。而河北省在纯技术效率方面还比较高，技术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比较高，而规模效率不尽人意，表现为规模效益递增或递减，这拉低了综合效率，技术创新效率相比于京津两市有一定差距。

四、京津冀三地创新绩效差异的原因分析

京津冀三地创新绩效的差异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的差异造成的。

(一) 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

综合发展水平包括了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法治建设水平、文化发达程度、教育水平以及生态环境等各方面。而经济发展水平是综合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达地区有着密集的人群和产业链条，有着与外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因此，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换言之，有着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需求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方向和动力。这种方向和动力驱使该地区内的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加大技术创新要素投入，加大研发力度和深度，追逐潜在的利益。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和基础理论的创新，需要有长时间的、巨额的前期投入，包括来自外商、企业和政府的资金，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足够的财力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提供足够的支持，形成可观的创新绩效。同时，根据研究，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较高的地区有利于产生核心技术，形成核心竞争力，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此外，技术创新效率并非受纯经济因素影响，还有非经济因素，如制度，法律意识等。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经济发育更为成熟，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更为完善，社会主体有更强的法律意识。技术创新需要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保持持久的动力。京津两市都作为直辖市，尽管经济总量比河北省小，但是其地域也小得多，加上河北省存在大量的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因此，京津两市的经济水平也较高。作为国内发展程度较好的大都市，京津两市在其他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比较高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形成比较高的技术创新效率确实有着更大的优势。

(二) 劳动力素质的差别

劳动力素质可以用某地区人口中拥有专科以上文凭的人口比例表示，而拥有重点院校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劳动人口对整体的劳动力素质以及创新效率更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劳动力素质与创新效率成正比。在索洛构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有决定性意义。它不单指工艺改进，还包括了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的产值增加的因素，即一般效率的提高。^[10]舒尔茨认为，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它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11]内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idea)的特殊性质使得技术发明具有正外部性，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规模递增。^[12]对比京津冀三地的高校状况，北京市几乎聚集了全国顶尖的高校和科研中心，而天津市则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两个985院校，而河北省惟一的211院校河北工业大学还位于天津市境内，而京津两市较高的综合发展水平又吸引人才流动，形成“极化”效应，形成了高于河北省的技术创新效率。

(三) R&D活动经费投入情况和投入结构的不同

R&D活动经费投入衡量了对研发的支持力度，高的经费投入有力于研发的充分进行，为技术攻关和创新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投入占本地区GDP的比例，与创新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投入强度越大，说明物质基础越雄厚，研究的越深入，越容易取得突破性成就。R&D活动经费投入结构是指经费中政府资金与企业资金的比例关系。企业资金所占比例越高，创新效率也越高，这是因为政府资金主要流向高校与科研机构。当前中国“产学研”结合程度较低，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无法及时向技术创新转化，导致政府资金占经费比例高的创新效率反而较低。而企业资金所占比例较高的，由于科研与生产结合度较高，转化效率也较高，因此，创新效率也较高。更深一步讲，技术创新效率与资金运用效率进而与监督效率有关。企业的研发资金在监督上有着相对较硬的约束，所以资金运用效率相对更高一点，创新效率也较高。

(四)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水平差异

R&D具有公共产品特性，尽管完善的产权制度更能保护知识产权，但是R&D活动没法在完全保密的条件下进行，其非排他性必不可免地对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如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设施的建设、科技资源和人员的交流流动以及技术创新更适应本土资源等，此外，R&D 的创新成果也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相对明显的技术创新优势。尽管外商企业会竭力保护其R&D 创新成果，但是由于其R&D在中国进行的话，R&D 机构必须有一定程度上本土化,就不可避免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也有利于本土企业对技术的吸收,并带来新的生存压力,迫使本土企业为求生存而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以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由于地理优势，外商企业必然与中国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合作,从而使本土创新主体能够在合作中学习到一些外来的先进的创新技术。

注释：

①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为http://www.stats.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