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家宗教事务局, 北京 100009
2.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09, Chin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留学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对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做出了向世界各地派遣大批留学人员的重大决策。在“突破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激励下,留学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方针调整为“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留学人员结构向高层次专业人才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派留学政策逐渐成熟,“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原则进一步促进了留学事业的发展。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走向正规健康稳定发展阶段:留学政策不断完善、管理体制逐渐健全。[1]
2007年,中国设立“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以下简称“高水平项目”),以“选拔一流的学生,到国外一流的院校、科研机构或学科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为基本原则,有计划、大规模地连续选派研究生出国留学。2007-2011年是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选拔范围为“985”高校和部分“211”签约高校,每年派出5 000人;第二阶段从2012年起,选派范围扩大至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和在外自费留学生,选派人数逐年增加,2014年已增至7 000人。无论从派遣人数还是资助力度来看,高水平项目都已成为中国公派留学史上规模最大、资助额度最高、最有计划性的公派留学项目。
中国国内学者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始于2008年,到目前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按照研究对象与内容的不同,现有研究可分为对项目整体实施情况的研究[2]50-55[3]和对特定院校的个案研究[4]12-14[5]138-140[6]66-70[7]5-8[8]22-24[9]58-59[10]50-54[11]51-55[12]132-135。在研究方法上,有的采用对高水平项目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9]58-59[11]51-55[13]19-22,有的则结合了问卷调查的方法。[2]50-55[6]66-70[7]5-8[8]22-24[14]51-55[15]45-49从项目的研究视角来看,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高水平项目参与者的成本与收益[14]51-55[16]113-116,有学者则研究了高水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管理问题[4]12-14[7]5-8[8]22-24[9]58-59[17]106-111。现有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项目提高了留学人员的学术水平、交流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教学科研人员,搭建了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有助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现有研究还分析了高水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为提高该项目收益提出了意见建议。截至目前,国内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对该项目整体实施效果、留学收益的影响因素、留学归国人员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研究分析还比较欠缺。文章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初探。
二、高水平项目研究概述 (一) 研究对象和内容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上来讲,有的以全国获得高水平项目资格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全国高水平项目的实施情况;有的则以特定高校乃至院系获得高水平项目资格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学校或者院系开展高水平项目的情况。
受研究条件和研究项目规模的限制,以全国高水平项目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较少。潘奇的研究对象是开设研究生院的56 所高校的高水平项目获得者,通过对2007年至2010年5月获得高水平项目资格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展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研究高水平项目的认同程度、执行程度、实施效果及学生学业提升等情况。[2]50-55石芳则以2007-2012年获得公派联合培养资格的博士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0名博士生的访谈,以及收集并分析12位博士生发表在高校研究生院网站和学术论坛上的留学心得,研究留学经历对个体科研能力、科研规范认识和学术职业认同等科研素养的影响。[3]
与研究全国高水平项目实施情况的现状不同,研究某特定高校乃至院系高水平项目实施情况的论文较多。赵松立和顾海燕以东南大学2007-2008年高水平项目的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总结东南大学在高水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并对如何进一步推动东南大学高水平项目的发展提出了建议。[4]12-14刘欣和宫琳对北京理工大学2007-2010年高水平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拟申请公派项目的学生提出了建议。[5]138-140程学竹和于颖以北京师范大学为研究对象,对该校2007-2008年高水平项目实施情况及特点进行分析,调查了该校公派研究生在国外的学习、科研、生活等情况和公派研究生对该项目的意见建议。[6]66-70邵延峰和任秀华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公派出国和入选高水平项目但还未出国的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本校高水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解决和完善思路。[7]5-8刘翠琼和马履一以北京林业大学2007-2010年参加高水平项目的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公派研究生对高水平项目的看法、对留学前后获得的指导和帮助的看法、对留学经历的评价,分析了北京林业大学高水平项目的运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8]22-24郭海燕等以该校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北京师范大学2007-2011年高水平项目实施成效以及经验。[9]58-59许斐等介绍了同济大学2007-2012年高水平项目的实施情况,并以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为研究重点,分析高水平项目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10]50-54李玉兰和张玉怀以重庆大学为例,介绍了该校2007-2010年高水平项目的执行过程与成效,总结了该校采取的管理措施。[11]51-55魏赤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对2007-2013年高水平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总结了项目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为该项目的科学管理与有效推进提出了参考建议。[12]132-135
(二) 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有的研究通过对高水平项目的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获得研究结论,有的则结合问卷调查和对调查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获得研究结论。
郭海燕等通过统计派出类型(攻读博士学位、联合培养)分布、派出学校排名分布、派出国家分布、归国人员工作单位分布等方面的数据,对北京师范大学2007-2011年高水平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9]58-59李玉兰和张玉怀对重庆大学2007-2010年高水平项目的年度录取、派出、回国情况,派出人员年级分布、所在学科情况,派出国别,申请渠道,回国人员就业情况等进行了描述性分析。[11]51-55高存功等对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各院系申请和推荐人数,推荐学生的年级分布、类型分布、派出国家情况、所在学科情况、申请学校情况及申请结果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13]19-22
程学竹和于颖除了对北京师范大学2007-2008年高水平项目录取人员的学科分布、专业分布和留学国家进行了定量分析外,还对2007年的录取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的结构包括基本情况、问题调查及开放讨论三个部分,重点涉及公派研究生的留学目的、留学期间的学习情况、科研情况、国际视野及外语能力等方面内容。[6]66-70邵延峰和任秀华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含已出国研究生89 人,已入选但未出国研究生169人,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国内导师对高水平项目的态度、研究生对高水平项目的态度、研究生对学校高水平项目实施情况的评价等。[7]5-8刘翠琼和马履一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北京林业大学2007-2010年派出人员对公派项目的看法、对公派留学效益的看法及对留学经历的评价等。问卷以纸质和网络方式发放,调查结果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8]22-24潘奇对高水平项目的实施效果做大范围调查,问卷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对项目的认同度、对项目申请和选拔的评价、对留学前后资助与指导工作的评价、对留学期间生活科研的评价等,包括40个结构性问题和2个开放性问题;问卷通过纸质和网络方式发放,共回收39所高校的1 320份有效问卷;问卷数据利用频数分析、卡方检验和T检验等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2]50-55何峰等对北京大学2007-2011年参加高水平项目的500名联合培养博士生为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并对问卷数据及留学人员撰写的留学报告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留学期间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进展以及留学的成果和收益等方面。[14]51-55陈何芳和冯洁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公派博士生为调查对象,对影响他们回国意愿的因素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网络问卷517份,收回有效问卷472份,问卷涉及政策内和政策外、国内和国外、事业和生活6个维度。[15]45-49
(三) 研究视角从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包括效益方面的研究视角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视角两类。
有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留学效益。黄虹和刘松玉借鉴人力资本理论关于高等教育投资的研究框架,对高水平项目进行了成本与收益分析。研究结果建议对项目投资进行有效的利用, 以合理的成本提高研究生的留学质量。[16]113-116何峰等将留学期间培养的研究能力、学术素养、国际交流能力等作为留学效益,以此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对提高公派留学效益提出了若干建议。[14]51-55
有的研究侧重于高水平项目中的管理问题。张小涛从项目管理的角度,以在法国的高水平项目留学群体为研究样本,对派出研究生的管理问题进行探究,提出了国家留学基金委、驻外使馆教育处和接收院校“三方管理”的管理思路和遵循制度化、程序化和人性化的管理理念。[17]106-111邵延峰和任秀华通过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水平项目实施情况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该校院系在项目宣传、语言培训及后续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以研究生为本”的管理制度改进建议。[7]5-8赵松立和顾海燕重点研究了东南大学在开展高水平项目方面的管理经验及不足,并为推动该校进一步做好高水平项目工作提出了建议。[4]12-14刘翠琼和马履一通过对北京林业大学参与高水平项目研究生的调查,也指出要以“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加强对公派研究生的人文关怀和海外监管工作。[8]22-24郭海燕等总结了北京师范大学实施高水平项目的管理经验,主要包括建立保障体系、严格评审程序、积极组织宣传,加强派前指导和强化过程管理等。[9]58-59
三、高水平项目的研究成果目前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两类,即成绩总结类和意见建议类。
(一) 高水平项目取得的成绩高水平项目作为中国公派留学史上规模最大、资助额度最高、最有计划性的项目,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成果。高水平项目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到最好的环境深造,不仅可以提升中国的科研水平,也为中国形成创新机制,促进国内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7]106-111
(1) 个人层面高水平项目得到了派出研究生的高度认可,很多调查对象认为高水平项目运行有效、执行效率高、有助于提升个人能力。
(1) 提高学术研究能力。[2]50-55[6]66-70[7]5-8[9]58-59[12]132-135[13]19-22[14]51-55派出人员通过接触本学科前沿课题、进行大量的一手文献阅读、参与高水平的课程学习、接受学术大师的指导、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利用校内外优质的科研环境和先进仪器设备等,丰富了专业知识,训练了思维习惯,拓展了研究视野,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很多人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
(2) 提高学术规范意识。[3][8]22-24[14]51-55博士生在外留学期间,通过接受科研规范的训练,如数据收集规范、论文撰写与发表规范等,同时亲身体验国外院校严格的博士生培养过程,有助于端正学术态度,培养严谨的思维方式,学习科学的治学理念,更加全面地认识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学术素养和责任。
(3) 提高国际交流能力。[8]22-24[12]132-135[14]51-55在国外学习期间,博士生获得了很多的国际交流机会。通过参加会议、讲座、论坛、沙龙等各种学术活动,博士生可以更好地了解本学科前沿,丰富学习经历,同时也能提高外语水平与沟通能力。在展示自己成果的同时,派出人员还能与国外专家建立起良好的学术联系,为未来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奠定了基础。
(4) 提高个人综合素质。[8]22-24[12]132-135[14]51-55博士生通过留学,除了可以为个人学术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之外,也可以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开拓国际视野。面对国内外多元环境和各种压力因素的影响,博士生有机会用更多的视角认识自身、观察世界,有助于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2) 学校层面(1) 提高了研究生培养质量。[2]50-55[7]5-8[9]58-59国外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无论是在师资条件、研究条件,还是在培养模式和要求等方面大都高于国内。国外留学除了可以促进博士生本人学术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之外,还能带动国内的研究生培养水平。利用高水平项目建立的国内外联系,有些学校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经验,并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承担教学和科研指导任务,整体提升了本单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 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人员。郭海燕等的研究指出,截至2011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公派联合培养并获得博士学位的196人中,留本校任教的有31人,到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工作的有138人,公派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的7人全部到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9]58-59一大批在国外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师从一流导师学习,接触本学科发展最前沿,掌握了先进研究方法,具备国际学术视野和较强自主研究能力的高水平项目参与者毕业后,选择到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工作,为这些单位培养学术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等高层次创新人才奠定了基础。
(3) 搭建了国际学术合作平台。[9]58-59[13]19-22[14]51-55高水平项目可以成为国内外加强学术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有助于建立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平台。以公派研究生为联系纽带,可以促进国内外导师之间、学科之间、院系之间以及培养单位之间更加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借助高水平项目,在引进国外优质学术资源、教育理念,促进学科、院校发展的同时,也可以扩大国内高校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
(3) 国家层面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5]138-140[6]66-70[14]51-55 [18]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的竞争,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则是赢得竞争的重要途径。在高水平项目的引导和带动下,近年来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为国家各行业的发展储备了创新人才。除此之外,高水平项目还有促进国与国之间交流、加强文化传播的作用。
(二) 对高水平项目的意见建议(1) 加强对高水平项目的宣传。[2]50-55[7]5-8[8]22-24[12]132-135[13]19-22现有研究结果发现,各学校在对公派项目的宣传方面,都存在改进的空间。研究建议各签约院校通过网站展示、邀请留学基金委解读留学政策、要求公派归国人员介绍经验、建立相关论坛等方式,对高水平项目广泛宣传,让每一位导师和博士生都了解项目信息,鼓励符合条件的学生积极申请。在联系国外导师方面,目前个人联系的较多,学校院系及导师的帮助相对较小,建议高校和导师多利用与国外大学的友好关系帮助申请人联系国外学校。
(2) 改善申请环节。[2]50-55[8]22-24[12]132-135[14]51-55现有研究发现,很多申请人认为申请程序上存在需要改进之处。意见主要包括申请流程繁琐、申报周期过长、网络报名系统操作复杂等。研究认为目前公派研究生项目从个人申报、项目审核、申办护照和签证、签订协议书公证、交纳保证金、办理离校手续、购买机票到最终成行,需经过很长时间,花费申请人大量的精力。研究建议主管部门简化项目流程、加强系统建设、延长申请时间,建议各学校搜集编撰公布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服务中心的办事程序,并简化校内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3) 加强出国前的培训。[2]50-55[3][7]5-8[8]22-24[10]50-54有的调研结果发现,部分研究生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特别是听说水平不够,影响了与国外导师及同行的沟通交流,进而影响了留学效果。因此,研究建议加强对公派项目学生出国前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留学收益。
(4) 加强对留学项目的动态管理。[2]50-55[3][6]66-70[7]5-8[8]22-24[10]50-54[12]132-135[14]51-55[17]106-111高水平项目尚未对留学过程建立起完善的动态管理机制。研究建议:一是要加强国内学校与派出学生的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留学期间的学习生活状况,同时帮助国内学生分享留学人员获得的前沿学术信息和国际学术资源。二是要建立国家留学基金委、驻外使馆教育处、派往院校等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实现对公派人员的共同管理。针对公派留学人员选派规模不断扩大的新特点与驻外管理人员有限的问题,建议国家留学基金委聘请专家参与公派留学人员在外管理工作,对公派研究生留学期间的学习、生活等问题进行跟踪,与派往院校及时沟通并做好相应的反馈工作。三是加强对公派研究生的人文关怀。建议驻外使馆教育处做好服务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增进外派研究生之间的联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帮助研究生较快适应在外生活与学习环境。针对公派留学人员年轻化的新特点与缺乏生活经验而导致的安全问题,定期开展安全讲座,加强公派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并做好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四是设置弹性可调的资助期限。对于留学期限到期后有进一步深造需求的,建议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弹性调整资助期限。
(5) 探索建立公派留学归国人员的跟踪机制。[2]50-55[10]50-54[14]51-55高水平项目实施至今,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员顺利回国。建立公派留学归国人员的动态跟踪机制,保障回国服务的质量,成为日益迫切的要求。研究建议国家根据回国研究生的学业背景和求职意愿,设置相应的职业发展路径。对于就职于高校等研究单位的人员,建议用人单位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给予科研经费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他们与国外院校、导师等建立起的学术联系,提升所在学术团队、学校甚至学科的研究水平。对于就职于其他单位的公派人员,也为其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尽可能地发挥公派留学的长期效益。
四、高水平项目现有研究的不足及下一步的研究建议目前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对迄今为止全国公派项目的整体实施效果、影响留学收益的因素、留学归国人员的发展状况、现行国家留学政策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和分析还有不足之处,建议如下:
(一) 扩大研究范围目前绝大多数针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都停留在特定院校层面,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院校实施高水平项目所取得的效益、经验,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方面,调查研究的规模较小,缺乏国家层面大规模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同时,现有的研究对象只针对留学生群体,没有对比同时期在国内接受教育的博士生,也缺乏对归国研究生群体的研究。因此,建议增加国家层面的分析,同时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以获得全面客观的效益评估报告。
(二) 延长研究时段中国自2007年实施高水平项目,现已进入第二阶段。从现有的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来看,多集中于短期实施效果研究,对高水平项目在长时间段内实施情况的研究较为缺乏。建议研究长时间段内全国高水平项目的实施情况,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并给出改进建议。
(三) 增加研究内容对高水平项目的研究应涵盖项目的整个周期,包括项目宣传、人员选拔、派出手续的办理、留学期间的管理、留学效益的评估和归国人员职业发展的持续跟踪等。现有研究缺乏对归国人员职业发展的研究。建议增加对留学归国群体的论文发表、就业分布、职务晋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职业发展情况的研究,探索制定促进归国人员发展的扶持政策,实现留学效益的最大化。
(四) 加强深度分析分析方法方面,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对各自学校的留学数据或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的方法,缺乏更深层次的分析。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综合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数据采集方法,并利用因素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数学工具深入研究派出学校、留学国家、留学专业、国外导师、课程学习、留学时长等因素对留学效益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影响的内在原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19]等方法比较留学和非留学群体的发展差异,为改进留学政策、全面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提供依据。
[1] | 王盛水. 改革开放30年的出国留学与高层次人才培养[J]. 中国高等教育,2008 (23) :11–13. |
[2] | 潘奇.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实施效果的调查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 (8) :50–55. |
[3] | 石芳.留学经历对博士研究生科研素养的影响研究——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
[4] | 赵松立, 顾海燕.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实践与思考[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 (S1) :12–14. |
[5] | 刘欣, 宫琳. "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实践与思考[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 (2) :138–140. |
[6] | 程学竹, 于颖.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实践与探索——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J]. 高等理科教育,2011 (5) :66–70. |
[7] | 邵延峰, 任秀华.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26 (11) :5–8. |
[8] | 刘翠琼, 马履一. 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情况的调查研究——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个案[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 (10) :22–24. |
[9] | 郭海燕, 程学竹, 石中英. 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实施成效的个案分析[J]. 中国高等教育,2012 (18) :58–59. |
[10] | 许斐, 于鹏, 段英红. 同济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实践与思考——以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为例[J]. 中国地质教育,2013 (4) :50–54. |
[11] | 李玉兰, 张云怀. 实施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大学高水平项目为例[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 (2) :51–55. |
[12] | 魏赤. 拓展学术视野提升创新能力——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实施成效及问题初探[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 (3) :132–135. |
[13] | 高存功, 刘俭, 陈兵. 关于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几点思考[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 (S1) :19–22. |
[14] | 何峰, 胡晓阳, 贾爱英. 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成效初探——基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考察和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 (6) :51–55. |
[15] | 陈何芳, 冯洁. 公派留学回国政策的改进:基于回国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J]. 高校教育管理,2012,6 (5) :45–49. |
[16] | 黄虹, 刘松玉.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优化落实措施探析——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 (3) :113–116. |
[17] | 张小涛.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在外教育管理——法国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实例研究[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 (4) :106–111. |
[18] | 刘军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发展[D].上海:复旦大学,2008. |
[19] | IMAI K, RATKOVIC M. Covariate balancing propensity score[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Series B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2014, 76 (1) :243–263 . doi:10.1111/rssb.12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