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

智慧城市建设既要赋予城市中的物以"智慧"，也要注意提升城市中人的素养。数字时代，智慧城市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充分智能化，深度对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城市运行与管理高度智慧化，并在相当程度上被信息技术重新结构化；城市经济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业态将占据较大比重；泛在的各种自助式服务平台，成为居民日常生活步入智慧阶段的重要支点。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居民具备利用媒介信息技术自主生活、谋求发展、服务他人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具有耦合关系，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有助于充分释放智慧城市建设活力，智慧城市建设则为居民媒介信息素养提升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智慧城市建设下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依循属地负责原则做好相关教育和培训的规划、部署，社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依循属类主导原则提供培训、咨询、指导服务，居民个体积极加强自主学习，以发挥协同效应。

当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内卷化"现象普遍存在，其内在生成机制值得探究。运用扎根理论对W市协商民主实践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内卷化"主要表现在"咨询式协商"模式对"决策式协商"模式的抵制，而支持开展协商民主的外部制度具有"软约束"性质、"管理官僚"在创新驱动下的"行为异化""街头官僚"的变通执行以及群众参与者的"参与冷漠"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要化解"内卷化"问题，应从构建"硬约束"制度，强化"管理官僚"的"政绩预期"，加大"街头官僚"的效用预期，消除反向"变通执行"空间，充分培育民间组织等方面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