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 33 (6):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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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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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利益直接关系到数据安全立法应当保护的客体，关涉个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三个层面。中国数据安全立法存在基础问题尚未厘清，治理共识仍待推进；核心制度供给不足，关键环节监管不力；国际博弈应对乏力，立法技术有待提升等诸多困境。未来中国数据安全立法，除了要继续加强数据基础理论研究，在立法思维方面也需要根据中国当前数据安全现实问题有所调整。立法定位方面，建议立足安全保障功能，避免数据安全利益的泛化，同时处理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内部协调问题以及与《出口管制法》《外商投资法》《民法典》等安全类立法体系之外相关立法协调问题；制度建设方面，建议统筹内向安全与外向安全，强化核心制度建设；规范重心方面，建议从数据收集转向数据处理，强化核心环节规范；规范方式方面，建议兼采主体规制与行为规制，关注特殊主体；立法技术方面，建议重视立法影响评估。
